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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京剧杂谈三题:中锋、创派、韵味

 老茶树ieh6s3ds 2019-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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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锋

    伶界大王谭鑫培盛期距今不过百年,现在传到第四代,似乎难得有人向往他的“云遮月”了。偶或有人效谭,也总不是那味儿了。如今音响商店出售的须生留声,一味的都是杨宝森和他的子弟们的调门,上溯之,偶或见余叔岩的录音,不过十余段,不是全貌;至于谭鑫培的专集则绝对买不到。

    如今学做旧体诗的,《清诗别裁》能买到,明、元、宋、唐的《别裁》或是什么全集、选集也还能在书店发现,连《诗经》都还在书架上闪光。前贤认为“不薄今人厚古人”。现在李、杜、苏、黄还红得可以,而谭鑫培却坐着冷板凳。我是耍笔杆子的文学工作者,我对文学充满信心,因为它不曾“数典忘祖”。而对京戏呢? 

    谭鑫培是一个里程碑,他把前人和同代人的实大声洪浓缩为细腻。譬如一锅牛肉,前人略略煮开,总觉味道不曾全透出来,谭氏用了十分的火功,肉烂了,味浓了,所以成了一代宗师。影响所及,可谓“无腔不是谭”的,到了下一辈的余叔岩,精益求精,在这锅牛肉上又添了一分火功,达到十一分了。故而更细更腻于谭氏。杨宝森作为余氏传人,又细细地用小火烹到了十二分的火候。肉烂得到嘴就到肚,汤已是鲜透,再加足味精,让味道浓到极限,再无余地。好象绘画, 满纸丹青,不留白处,后人再要在这幅画上着笔,无隙处了。

    杨氏的传人们很多,多到“无生不杨”的地步。我击节顾曲,细味之有两种境界。一则将着满丹青的画面略抹去一点色彩,留出点空白来,这是向师祖余氏的方向略略靠拢;一则在满溢丹青的画面上再添色,也就是在那锅肉汤里再顷倒味精,如此则细腻化纤弱矣。

    翻读三十年代旧报,横向评价须生的舆论有“三大贤”之说。三大贤者,余叔岩、高庆奎、马连良也,这三位名家各张一帜,自是大贤无疑。我现在坐在九十年代艺舟上往后看,觉得近百年来京剧须生纵向评价,也只有“三大贤”,这就是谭鑫培、余叔岩、杨宝森了。他们所以能如龙之嘘气成云,如麟之为灵昭昭,只是得一个“正”字,如果以京戏之用嗓与书法之用笔比,一言以蔽之,中锋为正。书法从王右军到林散之,无不以中锋取胜。笔笔中锋,无往而不利: 谭、余、杨三氏之唱,完全成功于声声中锋。所以京戏百年,须生界实为谭、余、杨三氏所垄断。今之宗杨者必须懂得谭、余的高绝所在,特别是要研究谭氏的“云遮月”的云。这云不是一般的云,乃是龙嘘气而成,乘这个云可以薄日月、伏光景、感震电、神变化的!

    创 派

    如今演员和作家都分等级,一二三四,金木火水,按劳动的质量取酬,也是应该的。演员则更有表演艺术家之冕,再拔高则是自成一派,就是一代的宗匠了。京戏生旦净丑,年复一年,到如今已经有多少派,一时竟说不准。有人以为派越多越好,“多”是“兴旺”的同义语。有人谓不然,派不可多,多则滥竿充数。派越少则越精,艺术精美绝伦才叫兴旺。我意立派不可以多少论,真正如蒂落之瓜的熟了的派,虽多也属理之当然;只是不可夹生地捧出派来。

    若从严取舍,清末不过谭鑫培、汪桂芬、孙菊仙三派须生;二、三十年代应肯定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四派;四五十年代唯杨宝森一派而已。

    既俨然立派,必能代表一个方面或一种倾向的艺术特色。请以余、言、高、马论: 余氏平和中正,高低轻重缓急合度,自是最重要的一派。言氏早期宗谭,只能算谭派,后期多病,不能胜任谭腔的激越,遂自创言腔,得深邃幽密,字重而腔轻之美。独张一帜,诚然是一派。高氏实为杂家,所学者多,谭、汪、孙、刘(鸿声),各有所取,而资之以激昂慷慨,立腔于质朴。动情于亢奋。马氏则寓紧张于轻松,基规范于潇洒。两家影响甚大,各树其派,殆无疑义。

    有派必有追随者,既追随某派,必先追求其似,亦步亦趋,步步紧跟,等水平升到一定尺度,便去追寻自我,千方百计要唱出自家的风格来,然后便要自立门户了。这条发展规律原是不错的。可是学派的都达不到创派的水平,这是余、言、高、马身后的严竣问题。京戏虽有很强的生命力,却也禁不住一代不如一代这个趋势的折磨。

    年轻时候听樊棣生老先生谈余叔岩。樊先生年轻时在北平创票房春阳友社,余叔岩是常客。原来其时余氏倒嗓,不能登台献艺,怕浪费时光,遂上票房和票友们一道砌磋戏艺,足见用功。樊氏论余氏成功之难,如投师难、访友难、养嗓难、练功难等等,说了许多,怕真有三十六难。总而言之,余派之创立,是以三十六难为基础的。言菊朋又何独不然? 言氏嗓音既因病衰退,本可以退出舞台的。但他那个时代没有大锅饭吃,要拼命奋斗才混得下去。他扬长避短,创出变化多端的唱法来,立了言派。言氏平生力学所得,不仅谭派一门: 他于汪、孙二家,必也用过大力。试听他早期唱片《取帅印》,便暗蓄着孙味,《文昭关》也有汪趣,而汪、孙两派嘴上功夫对言氏草绝的口劲的锻炼一与形成,作用极大的。

    后人学前贤所创之派,往往取巧,想走捷径,不在基本功上踏实用功而循序渐进,要想青出于蓝,戛戛乎其难哉! 譬如现在学言派的,开始便从《让徐州》、《卧龙吊孝》这些千头万绪的言腔上着眼,对谭派唱法不屑一顾,更不谈汪、孙黄钟大吕的本领了。这样学言,无非得些皮毛,不可 能达到“似”的真谛。既不能真似,又欲自创新途,只能落得轻率与油滑了。

    如今自创新途之不二法门,竟只是对所学之派的特点加码发挥,殊不知艺道有极限,超过极限就化真理为谬误了。

    近来反复倾听言氏老唱片《战北原》,跌宕出奇,可谓恰到好处,差一分则无奇,过一分则做怪。学之者或加倍夸张其奇,如于“我本是卧龙冈一道家”的“家”字行腔放慢,更上下加重其跌宕,我看是过犹不及。

    以此类推,学高的再夸张其激昂,就成了汽笛警报,学马的过分卖弄轻捷,则流于轻浮。唯余派中正,留余地多,所以杨宝森夸张其细腻,还能自创个堂堂的派来。然而杨氏的确制造了余派不曾达到的极限,是极限便不可超过。艺术忌“过”,不及倒不要紧,因为还可补足;而过则加害于艺了,可不慎诸!

    愿学派者相信学派比创派更难,创派三十六难,学派倍之!

    韵 味

    爱看京戏的人和爱喝白酒的人都是为了一种强烈的享受,如果爱喝白酒的人端在手上的那杯东西里没有酒精,他定会大倒胃口,甚至恼恨万状。那么戏迷看戏而得不到京戏之所以使人百看不厌的东西,其失望是可想而知的。前几年有人鼓吹京剧必须姓京,这诚然是对的,只是不够具体。我认为京戏唱念做打,唱是重心。前人看戏,只是闭目踏板,便能达到如痴如醉的境界,所以叫“听戏”。而票房之内,无非唱唱而已,这一唱就享受到京戏了。如今演员上台演戏蚀本,难得看到演戏的海报了,而退一步搞“大家唱”,也自轰轰烈烈。当然,也只能搞大家“唱”,断乎没有大家“念”、大家“做”、大家“打”的! 可见这个唱压倒一切。唱而能使人听百遍千遍而始终津津有味的,是韵味! 这个韵味就象酒里的酒精一样吃紧。

    前人论戏,认为戏分两派,一是韵味派,谭、余等是也;一是气势派,汪、孙等是也。我不大赞成这么说。我说京戏只有一派——韵味派。谭余重韵,这是诚然的;而汪孙有黄钟大吕之音,气势果然不小,但气势是不能使人满足的。譬如白酒入口,有味冲人,冲人之味并不能使人沉醉。余 生也晚,不曾听过汪孙的戏,汪孙又无唱片留传。幸而他们尚有弟子走红过,既能走红,必有肖乃师处。就说汪派传人王凤卿,便有若干唱片问世的。细味之,气势之中实深寓着韵味。且听听他的 《文昭关》、《取成都》、《洗纱记》,便知我不是妄言。

    今人对韵味的理解,似乎认为唱得越细腻越柔软才能得之。于是须生唱腔日益软化,又竞相制 造比杨宝森还杨宝森得多的种种装饰小腔,以为这就算韵味。我不能不想起四十年代著名戏曲家苏少卿奋力提倡“健康之音”的旧事来。其时苏先生在上海电台有教戏节目,他强调他教的戏是陈彦衡老师亲授,是真谭派。他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唱腔软化表示十分担心: “现在的靡靡之音造成京戏唱法的积弱,”苏先生向听众大声疾呼,“我提倡健康之音恢复真谭派! ”

    四十年代杨宝森虽已崭露头角,但还未形成气候,当时的唱腔软化根于余叔岩。就谭氏与余氏的传世唱片听,谭氏于苍凉激越了中常有奋动之举,而余氏也于探沉平稳间夹带雄劲之气,如果据此下结论,说谭强余弱,是不公允的。然细嚼其味,则谭鲜而余甜。甜当然是好滋味,但学余者每每只在甜字上发挥,把调子弄软到发腻的地步。

    苏少卿提倡健康之音,就是复谭鑫培之古,当时便有人评为“倒退”。我曾撰文为苏先生辩护。我以唐宋两代文学的复古运动为印证: 中唐之际,韩愈、柳宗元力反六朝以来的骄偶文风,提倡六朝以前的散体,终于振兴了古文;后来晚唐五代浮靡文风又起,至宋初而盛行,于是欧阳修力主诗文革新,实际上标榜韩愈,也是个复古。这两次复古运动绝不是倒退,而是借古之强克当时之弱,乃是进步之举。苏先生四十年代尊谭腔复旧唱,岂能以倒退视之!

    惜乎苏氏的努力得到的反对票比赞成票多,总是一代风气已经形成,势如狂澜,不可挽回了。时至今日,十生九杨,谭、汪、孙之唱,尽成异端,以柔细为韵味,把气势置于韵味的对立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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