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正處於中國歷史上經濟前所未有的發達時期。在經濟發展起來以後，人們對於文化的需求自然也就有了空前發展，因此推動了考古與博物館的火熱，文化也處於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人們的文物意識也遠勝以前的任何時代。 文物的出土，絕不是近現代的事，在考古的時候，經常可以發現早於坑口年代的器物，這些器物在我們對於文物年代及文化歸屬認知不足的時候，都會簡單的歸為坑口同時代，當認知進步以後，讓我們對這些器物的年代及文化歸屬有了新的認知，從而積累起了對於古人對於的文物觀念資料。 那麼歷史上對於文物的認識和理解又是什麼樣的呢？就讓我們依據考古資料，來梳理一下，中國人文物觀念的變遷。
我們目前可以看到的文物出土或者流傳，至遲可以追溯至新時期時代。比如在陝西神木石峁遺址和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就出土有屬於湖北荊門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史前時代各文化雖然有類似的祭祀體系和交流，但相對獨立，差異非常明顯。這些長江流域的玉器出現在陝北和晉東南，就是當時已經有了交流的證據，至於交流的具體細節，我們現在還無法獲悉。此時的石峁人和陶寺人，應該是不知道或者說不準確知道石家河的玉器所具有的文化含義。 石峁遺址出土的屬於石家河文化的玉立鷹錐形器 陶寺遺址出土的屬於石家河文化的玉神面
二里頭以前，中國各地文化可以說是滿天繁星，到了二里頭時代，則是皓月當空，月朗星稀。我們在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湖北武漢盤龍城遺址和安陽殷墟婦好墓也看到屬於石家河文化的玉器，特別是婦好墓，她生前收藏了大量的古玉，最廣為人知的便是屬於石家河的玉鳳，商對鴞崇拜有加，而婦好墓及殷墟出土的鳳凰僅此一例，這件玉鳳優雅靈動，以至於婦好生前並不在意有殘缺依舊珍愛有加，經常把玩，鳳頭因此有明顯的磨損和出漿，相對完整的保存了下來。婦好墓同樣可以看到龍山時代玉牙璧改製的玉璜，以及玉琮改製的神面。 婦好墓出土的屬於石家河文化的玉鳳 婦好墓出土的屬於龍山文化的牙璧改製的玉璜 婦好墓出土的由玉琮改製的玉神面 婦好玉鳳的存在，說明有些藝術創作可以跨越時空的距離，文化與文明的界線，成為永恆的不朽，婦好玉鳳之所以未被改製，也正是這個原因。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了一件良渚玉琮，金沙時間上距離良渚消亡已有千年之久，空間上距離上千公里。玉琮在金沙也是重要禮器，但是金沙的玉琮與良渚玉琮已經有了巨大的差異，所以該玉琮在金沙時代被改製，器壁變薄，射口加刻了圖案。由此看來，因為形似的原因，金沙知道這是什麼，但使用和方式和良渚已有不同，也不再重視良渚玉琮本來的文化內涵。 金沙遺址出土的改製過的良渚玉琮 山西曲沃羊舌晉侯家族墓地，出土有屬於良渚文化的玉琮，良渚玉琮出土在墓主腿根位置，極有可能是和西漢中山靖王墓的玉衣一樣，依據外形稍加改製做了生殖器罩盒用。 西漢中山靖王墓出土的良渚玉琮改製的玉衣生殖器罩盒
1976年，寶雞扶風發現莊白一號窖藏，是建國後在周原發現最大的窖藏，出土青銅器103件，時代跨度從西周早期（比如商尊商卣）甚至商晚期（比如陵罍）到西周中期晚段（比如墻盤墻爵），從青銅器銘文可以獲知這些青銅器來自為周王寫史書的微氏家族。周原經常發現這類青銅器窖藏，窖藏中的青銅器，可以跨越從商晚期到窖藏坑口的時期，這些青銅器大多屬於同一個家族，牠們都應該是家族宗廟的禮器，在周幽王時候犬戎入侵，來不及帶走又不想被搶，匆匆掩埋，等回來後再挖出來，但沒有想到再也沒有回來，直到被後世無意發現。因為是家傳，且有銘文，所以窖藏主人都知道這些器物是哪位先祖的。這些器物在窖藏主人看來，是家族財產，與文物無關。
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折觥
西周晚期不少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古玉。比如三門峽虢國M2009虢仲墓和曲沃晉侯家族墓地M63晉穆侯次夫人墓。 虢仲墓裡出土了屬於紅山文化的玉龍和屬於商晚期的玉戈。這件紅山玉龍有自上而下的隧穿，雖然紅山時期的穿孔還在，但是虢仲還是按照西周晚期的使用佩戴習慣進行了改製；玉戈雖然整體保留了本有的狀態，但在闌的位置有意加刻龍鳳紋。 晉穆侯次夫人墓裡同樣出土的大量屬於商代晚期的玉器，玉鴞玉戈等等。其中一件玉戈，也是在闌的位置加刻了神人與龍紋，從神人和龍紋的方向和位置看，此時的玉戈使用方式和商代也不同。在M63和M8還有玉戈是放置在墓主的胸前位置，和璧疊壓在一起。 從這些玉戈在墓葬中出土位置，和其他玉器的組合，改動情況看，已經不是商晚期的文化內涵了。
虢國M2009出土的玉戈
虢國M2009出土的紅山玉龍
晉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的玉鴞
晉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的玉戈
晉獻侯墓復原場景 在隨州葉家山曽侯墓出土了紅山的勾雲紋珮，這件勾雲紋珮也依據當時的使用習慣進行了改製。
葉家山曽侯家族墓地出土的紅山勾雲紋珮（圖摘錄自《隨州葉家山》）
在春秋早期的韓城梁代村芮國墓葬，還出現了一種情況，有意把西周時期的玉器，沿中線切割成兩半，這種切割切斷了原有的紋樣，這麼做具體原因尚不確定，但這種做法也說明了當時這種玉器的使用已經不在依據原本的文化含義了。
韓城梁代村芮國墓地出土的改製玉器 虢國墓地和芮國墓地還出土了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仿古青銅器。西周中期開始，青銅器走向粗糙，紋樣簡化抽象，西周晚期到春秋，可能已經遺忘西周早期青銅器紋樣的含義，但這些青銅器雖然可以看出仿製時有原型參考，外形和紋樣表現出強烈的“贗品”氣息。這種“贗品”氣息應該是對於商晚期西周早期青銅器的了解已經模糊所導致。
虢國墓地出土的仿古爵
芮國墓地出土的仿古角
芮國墓地出土的仿古尊 春秋時期的孔子，感慨於禮崩樂壞，提出“克己復禮”。春秋時代出現的復古，與孔子的主張，當互為因果關係，這也許就是我們今天看到一些器物，內壁是商周紋樣，器形卻是春秋樣式的原因所在。在侯馬鑄銅作坊，一些陶範上，出現商晚期西周早期的紋樣，可能也是這樣的原因。此時的復古，應該還是出於對禮制的需求。
春秋仿商青銅盤 在河南光山寶相寺黃君孟夫婦墓出土的一對人首蛇身的玉珮，是將原本一件的石家河人頭蛇身的玉器對剖改製為一對，並且在原本素面的蛇身位置加刻了春秋時期的龍首紋。
黃君孟夫婦墓出土改製石家河的人首蛇身珮 戰國早期的湖北隨州曽侯乙墓，出土也有前代的玉器，比如玉琮，其中一件玉琮加刻了春秋晚期戰國早期獸面紋。
曽侯乙墓出土加刻戰國早期紋樣的玉琮 湖北棗陽九連墩二號墓，出土了一件對鳳鳥珮，從外形看，該鳳鳥珮是對石家河文化玉神面的隨形設紋的改製，可謂中國古代舊玉改製最佳實例。楚人崇拜鳳鳥，可能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把原本的簡單外形加刻了紋樣，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湖北棗陽九連墩二號墓出土對鳥形珮 很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此時的墓葬出土的前代遺物幾乎都是玉器，而沒有陶器或者非家族財產性質的青銅器。青銅器可以被回爐重鑄，陶器是易製作也易破損丟棄的消耗品，但玉料稀缺且玉器雕刻相對於熔鑄青銅器難度較大。中國有著極為久遠的尚玉傳統，玉作為通神的禮器，材質本身是有價值的，這些古玉被留存，當是因為材質本身，而非文化內涵，墓葬的主人甚至都不知道這些玉器在他們的時代已經是古物了，所以這些古玉，多有依據當時人的需求被改製的情況。
在保利藝術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十分罕見的四足圓鼎。從鼎的紋樣和外形看，該鼎是西周晚期製作，因為沒有出土信息，我們無從得知出土坑口的年代。長期的使用，磨損了外表的紋樣，也可能是使用中導致了破損，使用者用青銅補鑄補上了這個破損位置，補鑄掩蓋了本來的部分銘文。這是原有青銅器破損後未被回爐重鑄很少見的例子。補鑄掩蓋了本來的銘文，似乎說明了使用者更注重這器物的實用價值，而不是鑄造這鼎的初衷是什麼。
保利收藏的四足圓鼎及內壁銘文
戰國時代，越國鑄劍術獨步天下，許多知名的越王劍出現在此時。然而這些越王劍，大多數出土於荊州楚墓，而非越國墓葬，比如著名的勾踐劍，出自望山一號楚墓，類似的還有州句劍，不光劍等等。公元前333年，楚國滅掉越國，將揚越納入版圖，成為當時面積最大的諸侯國。這些越王劍出現在楚地，當是一種戰利品，是墓主生前功績的顯耀，與文物觀念無關。
荊州楚墓出土的越王劍 戰國末年，呂不韋編撰《呂氏春秋》一書，書中提到了一些商周青銅器的內容，比如今天我們熟悉的“饕餮紋”，“竊曲紋”這些定名都是源於此書，實際上這些定名都是錯的，這種錯誤定名，說明了戰國晚期，人們已經不能理解商周青銅器的具體含義了，他們的理解都是依據簡單的臆測。
在江蘇徐州西漢早期獅子山楚王墓出土有春秋時期秦國的玉牌，戰國的玉龍，都被鑲嵌在玉枕上使用，已經改變了玉珮的功用，這也是依據自己的使用需求來使用，而非原來的使用方式使用的情況。在中山靖王墓也能看到，把春秋時期的玉獸面鑲嵌在鎏金銅框上做成鋪首，把戰國的玉器鑲嵌在玉枕上的情況，還有戰國的提鏈壺。這些都指向了西漢時期，和先秦一樣還不知道古玉背後的文化含義，注重的還是玉材質本身和青銅容器具有的實用功能。
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枕
中山靖王墓出土的嵌玉鎏金鋪首
漢武帝有一個年號“元鼎”，依據《史記》的記載，是因為當時出土了一件大鼎，漢武帝認為這是天降祥瑞，因此改元。這個年號說明漢武帝並沒意識到，這是前人留下來的文物。 在漢武帝孫子劉賀的墓里，我們看到了西周早期的子畯父乙卣和戰國的尊缶，還有戰國早期在商周玉琮基礎上改製的玉龍，說明劉賀也有收藏古物的愛好。卣流行的時間距離西漢中期已經非常遙遠，尊缶流行的時間也很短暫，劉賀應該知道這些器物是古物但不知道具體的名稱和功用，這兩件青銅器更可能是因為完整可以當容器用，而玉本身就具有價值。他可能壓根就沒有注意到卣底“子畯父乙”的銘文，經過兩千多年鏽蝕，今天的卣底脫落，銘文才容易被看見。
劉賀墓出土戰國早期改製商周玉琮的玉龍
劉賀墓出土西周早期子畯父乙卣
劉賀墓出土戰國尊缶 《漢書·郊祀志》記載，在漢宣帝神爵四年，即公元前58年，現在的陝西寶雞扶風縣境內出土了尸臣鼎，當時的張敞釋讀出了銘文，這是周原出土青銅器最早的文獻記載。西周金文和漢隸區別巨大，張敞可以釋讀銘文，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能力。 中國古代社會基於宗族和血緣關係維持，這就導致先人有著崇高的地位，因此我們習慣厚古薄今，禮制幾乎延續了整個古代中國社會，因此崇古之風由來已久，復古也是早已有之，後人托前人之名著述的情況比較多見。即使現代，還有很多人喜歡去人歷史名人做祖宗，這樣似乎可以顯示自己血統高貴，以彌補自己的家族一代不如一代的狀態。歷代有復古或者偽古因此而生。 西漢末年，王莽大搞復古之風，並且奪得了國家權力。從當時製作的一些鼎的口沿位置，可以看到與西周晚期青銅器上流行的“雙龍共目”相似的紋樣，但器形並非西周晚期鼎的樣式，說明王莽復古也並非純想象，是依據西周晚期青銅器為藍本的，但王莽對於這些紋樣的含義理解，可能依賴於戰國末年的《呂氏春秋》，這種復古，更多的只是機械的模仿，而非基於對西周器物的理解和研究基礎之上。
王莽復古的青銅鼎
竹簡在紙發明及普及以前，是重要的書寫材料，中國有著悠久的治史傳統，因此如果竹簡出土，就很容易被重視。在西晉咸寧五年（公元279年），在河南汲縣被盜掘的戰國時期魏襄王陵中出土了一批竹簡，這批竹簡引起了當時人的注意，也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但關於該墓的其他文物的情況，我們並不知道。盜墓在中國有著久遠的歷史，盜墓的目的至今也還是挖墳取寶，只為謀財，與文物並無關係。在當時，這些竹簡被注意，並不是因為當時有文物意識，而是文獻價值和中國治史傳統。但這批竹簡被重視和整理，可以看做中國人文物觀念或者後世金石學的萌發，開始有了研究前人遺物的意識，但此時還是以文獻或者文字資料為主，沒有對於器物本身和地層的重視。
北魏時期的酈道元，編撰了《水經注》，該書記載了一千多條河流及與這些河流有關的歷史遺跡，人物典故，神話傳說等等，是中國古代最全面最系統的地理學著作。該書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研究整理地方歷史人物資料的書籍，其地位應該予以肯定，但該書和文物關係不大。
中國的書法和繪畫有著極為久遠的歷史，甚至可以上溯至新時期時代，雖然早已達到非常高的藝術水準，但是直到王羲之，書法才有了明確的藝術創作的概念，擺脫以往簡單的實用功能，從匠人書畫走向文人書畫，書畫創作成為文人雅士的情調，書畫的收藏臨摹也從此拉開序幕。比如梁元帝蕭繹，就收藏了巨量的書畫作品，可惜在棄城投降前夜，付之一炬，是中國書畫史上的一次浩劫。直到乾隆汪洋般的書畫收藏，也只是限於書畫作為藝術品的層面，並沒有以此建立起美術史的研究和認知。
安陽殷墟，在隋唐時期，是平民墓葬區，在現代考古中，可以看到很多隋唐時期的墳墓中出土商代的甲骨殘片，這些殘片並非當時墓主的收藏，而是築墓之時無意挖到商代甲骨，留在墓中，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商代留下的卜辭。直到清晚期，國子監祭酒王懿榮注意到這些被稱之為龍骨的“中藥”上面的契刻符號可能是文字，甲骨文才被發現。
1970年，西安南郊發現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不少貨幣，這些貨幣既有歷史上鑄造過的，也有當時絲綢之路沿線流通的，可以看出，窖藏的主人有收藏錢幣的愛好，可謂中國最早的泉友。除了這些收藏的貨幣，還有當時仿製的貨幣，且鎏了金。錢幣在中國古代除了作為一般等價物流通外，還有祛災辟邪的壓勝含義，加之唐皇室信奉道教，所以這些錢幣應該是有收藏和壓勝兩方面的原因。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錢幣
從先秦到五代，人們雖然已經有了收藏古物的愛好，但並沒有文物觀念，也談不上對這些文物進行研究，更不用說公開展示和宣教了。
2006年到2010年間，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陝西藍田，發掘了被盜擾的北宋時期呂大臨家族墓地，追繳回了時代跨越了戰國到北宋的文物，這些早於北宋的文物，當時墓主生前的收藏。宋代在文化上空前繁榮，幾乎達到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巔峰，金石學在這個時期萌發并長足發展，當時的士大夫階層以收藏和研究古器物為風尚。“考古”一詞既是呂大臨在《考古圖》中第一次使用，並且沿用至今，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呂大臨在《考古圖後記》中說“予於士大夫家所閱多矣。……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誦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也。以意逆志，或深其製作之源，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天下後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也將有考焉。”雖然此時研究這些古器物的目的還在於為其倡導的明禮教，恢復三代禮制的關學宗旨和古禮研究服務，但是，在《考古圖》中，摹畫器物圖像、定名、描述出時間、地點、尺寸、容積、重量、流傳經過及收藏情況，已經具備了現代考古報告的雛形，加上其他同時代金石學家的工作，雖然與現代考古學還不可同日而語，但也已經具備了較為系統研究古器物的能力，我們今天熟知的很多很多古器物的定名都在這一時期。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戰國青銅鼎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戰漢玄璧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漢代青銅鼎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漢代銅鏡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東漢熏爐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隋代天王俑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隋代獅子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唐代螺杯
呂氏家族墓地被盜追回的宋仿商青銅簋 除了士大夫階層收藏研究古器物，皇室也大量仿製，且參考《周禮》等文獻用於皇家祭祀與祭孔活動，雖然和西周時期用法出入很大，但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器物使用與組合體系，可謂中國先秦禮制的一次復興。 此時的人們研究古器物還是基於文獻，金文和器形的對比，缺乏對於地層及系統的認識，導致不少古器物定名出現錯誤，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達到那樣的高度已經非常難得。
宋仿古青銅鼎
宋仿古青銅尊
宋仿古青銅盉
宋仿古鳥蓋角（圖片來源大都會博物館官方網站）
宋仿古韘形珮
宋仿古玉觥 文物從這一時期器，成為收藏品，財富載體，可以在市場上流通，自然的成為了牟利的對象，於是出現了仿古偽古並存的局面。我們可以看到的贗品，至遲宋代就已出現，從此文物造假延綿不絕。直到今天，文物也沒能擺脫作為財富載體和收藏品的命運。
明仿古玉卮 中國歷代仿古，在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此時除了仿古，還有在古物基礎上的再創作，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清宮仿古器物，比如仿良渚龍首紋鐲的開合環，仿交龍紋青銅壺樣式的玉壺，還有仿想象中古器物樣式的玉器，比如白玉潔矩，以景泰藍仿青銅器的器物也是這一時期達到全盛，可謂精彩紛呈。
乾隆仿古開合環
乾隆仿古轂紋璧
乾隆仿古潔矩
乾隆仿古玉觚
仿西周晚期青銅壺的玉壺
從宋代起，文物意識萌發，人們開始研究，收藏和仿製文物，但這些還是局限於社會上層，主要還是為復禮服務，文物還會依據所有者的需要進行改製或者其他用途，比如乾隆就把漢代的玉劍璏做成三鑲玉如意。
用玉劍璏製作的三鑲玉如意
清晚期因為西學東漸，在中國金石學研究領域出現了以西方透視為基礎的全形拓，攝影術流行以前，這無疑對中國的古器物研究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許多今日已亡佚的青銅器，因為被著錄，使得我們今天還能繼續研究。 20世紀初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1926年李濟主持的山西省西陰村遺址考古，是第一次由中國學者主持的田野考古；1928年，因為殷墟發現甲骨文，確定商王朝的存在，由當時的民國政府主導，董作賓，梁思永及李濟等人主持了第一次殷墟考古發掘，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現代意義的考古，從而揭開了中國考古的大幕，時至今日達到了空前繁榮，並且開始由專家考古向公眾考古的方向轉變，文化資源全民共享。
雖然“博物”一詞，最晚在漢代就已出現，是指通曉眾物，博學之含義，與文物收藏展示研究沒有關係，和今日“博物”“博物館”的含義相去甚遠。中國歷代收藏，在清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乾隆收藏涵蓋了書畫，瓷器，玉器，青銅器以及西洋鐘錶等等類別，他的收藏奠定了今日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家底。然而中國歷代文人雅士和乾隆的收藏都是作為私產性質，不是公眾資源，也不對公眾開放展示，並沒有博物館的概念。 “博物館”可謂原裝進口貨，起源於古希臘，逐漸發展為今日博物館的概念。1753年大英博物館成立，1759年對公眾開放，這是是現代意義上第一家對公眾開放的博物館。中國的第一家博物館是1905年由張謇在南通創立的南通博物苑；1933年，蔡元培等人倡建的中央博物院，今天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中國第一家仿照歐美一流博物館建館的現代綜合大型博物館。2017年，全國共有博物館4721家，館藏文物3938.32萬件套，接待觀眾97172萬人次，各種文博類節目也在各電視台風行，文博事業蓬勃發展，人們對於文物博物館的需求空前高漲。
中國郵政2002年發行的《博物館建設》郵票
回顧整個中國古器物的出土及認知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先秦還是集中於玉器，漢到五代，對於青銅器也有關注，都是出於器物本身具有的禮制或者財富含義，與文物觀念無關。宋代因為興起金石學，開始具備對於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文物觀念形成，但沒有文物保護意識，沒有展示與宣教的博物館意識。在文物具有市場流通價值以後，偽古也開始出現，文物還是局限於社會上層。
隨著西學東漸，發源於歐洲的現代考古學及博物館傳入中國，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的文物觀念，完成了從崇古到考古的轉變。 和平發展互惠共贏已是當今社會發展的主旋律。“國之大事，在祀在戎”，也應該賦予新的含義，在祀，文化復興；在戎，經濟與科技發展。 今天，在文化復興與文化自信的主導下，讓文物活起來的號召下，文物考古成為全民共享資源，博物館繁榮發展，歷代留下來最為精華的部分，受惠全民，成為中華文明復興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無論從經濟、科技，還是文化上講，我們正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這是中國數千年文明的積澱，更是外來文明的積極推動。 聚珍賞器，一期一品，看展分享。 歡迎關注，多謝支持。 限於本人所見所識，錯誤或者紕漏可能存在，歡迎留言補充指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