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日记: 张爱玲与周作人的文笔与文学

张爱玲的文笔确实是跟周作人不是一个路子的。读《倾城之恋》就可以知道，张爱玲的文字充满紧张，张力，每句话细分析一下都是妙语。那样的文字跟周作人的那种尽力冲淡闲适的文字可谓南辕北辙，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张爱玲的文笔大概是受英语影响比较大，放在日本，就比较接近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也都是学英文的出身，他们写出来的日文句子很容易翻译成英语，充满英语文句的那种紧张，张力，引而不发的势头和藏而不露但读者可以明显感觉到的锋芒。

两位日本大文豪的这种文笔显然是周作人不太适应的。所以，在鲁迅周作人兄弟1920年代初翻译《现代日本小说集》的时候，就是由鲁迅来翻译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大概是他们那种饱含张力的句子更适合鲁迅的脾性和口味，不适合周作人。

芥川龙之介算是有福气，有鲁迅来翻译他，把他的原作的那种意蕴给充分展示出来。后来的翻译一大堆，都没有达到鲁迅的水平。鲁迅的翻译真叫亦步亦趋，惟妙惟肖，出神入化。后来的一大帮人翻译芥川龙之介则是拼命显摆自己的文笔，而且常常是很烂的文笔。

其实他们不懂、因此也就抓不住龙之介的神韵。他们不懂得神韵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文字的体现。你脱离了芥川龙之介的文字并妄图给芥川龙之介锦上添花，结果必定是佛头着粪，自以为是，弄巧成拙。

说起来周作人也学了英语，而且学得也不错（比鲁迅强）。但我斗胆猜想，他的英文造诣大概不是很深。看他翻译的英文书书目，貌似都是科普级别的书而不是科学论文级别的（即英国文学、美国文学经典著作）。

周作人的英文水平到底如何，只要把他翻译的英文书拿出一页来跟原文对照就可以知道。这其实是很有趣的文学研究。可惜截至目前一直没有人做。这种研究类似于纳博科夫研究普希金，得出的结论是普希金的法语是不错的，但英语只是粗通，只是马马虎虎。

当然，学英语对作家文体和文笔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有岛五郎也是学英语出身，他的文笔在日本被称作有奶油气，意思是欧化味道明显。收入《现代日本小说集》中的有岛五郎的作品的文风/文笔就跟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的很不一样。

总而言之，似乎可以说，学英语对一个作家是有影响的。至于有什么影响，因作家而异。在我看来，张爱玲，夏目漱石和芥川龙之介学到了英语文学的那种锋芒，那种反讽。

《倾城之恋》从一个个段子到整篇都充满反讽。夏目漱石的成名作《我是猫》和前期作品如《少爷》、芥川龙之介的两个最著名的短篇《罗生门》、《鼻子》从头至尾都是反讽。反讽是英语文学的一个特色。

这种特色在传统中国文人看来就是锋芒明显。周作人指责张爱玲的警句太多，大概就是因为这一点。但对张爱玲来说，要是没有反讽没有警句，她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她跟周作人在文学理念上实在是不相容。

不仅周作人对张爱玲不以为然，傅雷对张爱玲也不以为然。但傅雷的不以为然跟周作人不一样。周作人对张不以为然源自文学理念上的不合。傅雷的不以为然则是对张爱玲的小说所表达的思想观念不以为然。

坦白地说，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学批评是很无聊、很低级的文学批评。 由此说来，傅雷的文学艺术观相对而言是比较小儿科。

周作人被认为是一个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文学观通常被认为是稳妥的，靠谱的。但毋庸讳言，由于教育背景的缘故，他显然对文学理论、对什么是文学艺术的看法有大漏洞，甚至可以说是致命性的漏洞。比如他如此谈小说：

“我读小说大抵是当作文章去看，所以有些不大像小说的，随笔风的小说，我倒颇觉得有意思，其有结构有波镧的，仿佛是依照着美国版的小说作法而做出来的东西，反有点不耐烦看，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看了欢喜得出神。'

周作人说话通常是四平八稳，绵里藏针，尽量不露锋芒的，但这几句话说得很离谱，显示他大概没有在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上下过太多的功夫，不知道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模仿，就是摆西洋景给观众看，给观众愉悦或让观众得到感情宣泄。

周作人的这种显然是错误的说法等于是否定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一大半文学艺术，其中包括他周作人自己翻译的古希腊戏剧，也包括莎士比亚，包括《三国演义》、《红楼梦》。

就文学而言，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的教育是很好的，但经典文学理论显然是他们的教育短板，因此他们在谈及基本的文学问题的时候常常是会说出很离谱的话。

比如，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的这种说法如今在中国大陆被广泛引用，常常被文青甚至被教文学但不是很懂文学的教师拿来解说悲剧，甚至拿来当作悲剧的定义。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

而且，是错得离谱——希特勒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希特勒不是在表演悲剧，而是在犯罪 ，悲剧英雄或主人公不能是邪恶的罪犯 。

鲁迅要是仔细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不会说出这种有关悲剧的离谱的话。

什么是悲剧，美国韦伯斯特词典有一个基于扎实的文学理论的很简洁的定义：“悲剧是一种严肃的戏剧，通常是描述主人公与一种更高层的力量（如命运）之间的冲突，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或灾难性的结局，引起观众的怜悯或恐惧”（ a serious drama typically describing a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and a superior force (such as destiny) and having a sorrowful or disastrous conclusion that elicits pity or terror）。

同理，周作人要是仔细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就不会说出关于小说乃至广义的文学艺术的离谱的话。

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文学的高峰，值得后辈学习。但学习不应当是盲目的崇拜，因此，学习的内容应当包括了解他们的长处，也包括了解他们的短处，避免把他们的短处也当长处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