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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近关于图情档学科地位、学科认同以及学科教育等问题的讨论又开始多了起来。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却始终牵动人心。无论是冯惠玲教授的发问，还是刘宇副教授的思考（后续的文章应该还会出来），确实立足于信息社会的当下，给我们擦上了提神、醒脑的风油精。 2. 冯老师和刘老师的言论来自2018年最后一天开的一个会，里面提到了学科更名的讨论。一说到改名，我就想到我自己。 大家觉得“郑秀花”这个怎么样？我感觉可能一般人都会觉得不好听、带着土味儿，大家会想为什么家长会给你取这样的名字。我从小在被周围人“嫌弃”名字的经历中长大，所以我现在也特别能理解“图书馆学”被嫌弃的感觉。 我们家有三兄妹，姐姐叫郑秀梅，哥哥郑振东。我爸期待着子女可以像冬天的梅花一样“凌寒独自开”。我的到来是个意外，爸爸不想破坏这种寓意，所以给我取名“花”。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没什么感觉，毕竟都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长大的，我不觉得自己名字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乡亲们也没觉得我名字不好听。第一次有这种对名字的不认同是从初中去县里读书开始的，而后读高中、读大学接触新同学的机会，名字被讨论一下都是常见的现象。我记得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菜园子里和爸爸在一起，我战战兢兢地说：“爸，我想改名。”我爸敲了敲锄头，跟我说：“老姑娘，我觉得你名字挺好，名字起好了就不能随便改了，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不能代表什么。”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名字虽然重要，但也不能代表什么，它只是一个符号，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我开始真正接纳自己的名字是在读大学以后，人变得自信了，而且分外珍惜父亲给我的这份礼物。 3. “图书馆学”这个名字不好吗？ 大学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时候，我也为“图书馆学”不被人所知或者被误解等等原因困扰过，也曾在亲戚们问起专业名称的时候说自己读的是“信息管理”，虽然他们只听过“经济”“法律”“中文”一类的专业。 前两天看到某所高校里好几名图书馆学专业的同学转到其他专业，我想说：亲爱的，希望你只是因为个人兴趣而转专业，不是因为这个专业好似让你在同学、亲戚、朋友面前“丢脸”。“图书馆学”从来没有让我们丢脸，一切都是我们本身不够自信，或者我们不够努力，不了解图书馆学会带给我们怎样美好的知识和未来，反正我觉得自己还有身边的小伙伴们都是这个专业的受益者——有的成为高校里的图书馆员，有的成为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员，有的在科学专业图书馆工作，有的成为老师，有的成为学者…… 每一个名字，在它诞生之初，都被寄予过厚望。图书馆学这个专业，在清末民初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被赋予过“知识救国”的使命。不论它是西学东渐还是东学入中的产物，它是属于历史的，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名称本无好坏，总是改来改去，不更是要重新构建专业认同吗？图书馆学教育者把它当作一个好专业来教授，有问题就去解决实际的问题，如果问题不解决，换个名字也是没意义的。这种焦虑，最终带来的不一定是好事还是坏事。如同新文化运动时期把中国人识字少归结为“汉字”是劣等文字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建议各位，真的别把名字的事想得那么严重，名字是无罪的，它只是代号。 4. 《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2期的开篇文章刊登了程焕文教授的《关于第五代图书馆人的思考》，程老师精梳了中国第三代图书馆人和第四代图书馆人的名单（真心安利给图书馆学专业学生，请列入必读清单，有必要的请背诵全文），发出了对第五代图书馆人的呼唤。这篇文章，花姐读了几遍，还是非常感动，我把其中的两段内容摘录如下： 21世纪以来，新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深刻的变化几乎彻底改变了图书馆人才培养和成长的土壤和环境，出现了令人忧虑的“掘墓人现象”：一方面，图书馆学教育界妄自菲薄，不以图书馆学为荣，反以图书馆学为耻，在课程体系、课程内容等诸多方面不断抛弃图书馆学的内核，转向与图书馆学无关的信息技术，不少院系不断压缩图书馆学专业招生人数，甚至停办图书馆学专业，导致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人数锐减。另一方面，图书馆业界同样妄自菲薄，不以招收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为首选，甚至压根儿就不招收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使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界一直呼吁的图书馆员职业化成为泡影。这种自掘坟墓的现象，既是一些所谓的“学科带头人”（实际上是“学科掘墓人”）倾情奉献的“杰作”，也是21世纪以来图书馆业界的一批所谓的“行业带头人”实际上是“行业掘墓人”辛勤耕种的恶果。 “掘墓人现象”映射到现实层面产生了两种“奇葩”场景：一种场景是，图书馆学院系在教学中、会议上和文章里，不是海阔天空地宏论似懂非懂不知所云的大数据，自娱自乐，自欺欺人，就是以散布图书馆危机或者图书馆消亡的言论为乐，唱衰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全然罔顾图书馆是一个永久性文化事业的真理，从来也意识不到他们都会死在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教育之前的事实。另一个场景则是，在国内的国际会议上，大量“初出茅庐”的非专业馆长占据学术舞台，所言所论令欧美图书馆界的职业馆长啼笑皆非不知所以，而欧美图书馆界的职业馆长在中国参加学术与专业会议时“对牛弹琴”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国外的国际会议上，虽然中国图书馆界的与会者众多，但是连“外行看热闹”都难以做到，大多参加完开幕式就烟消云散，四处云游，难觅踪影。（程焕文. 关于第五代图书馆人的思考[J]. 图书馆杂志，2019（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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