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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预测评说 中国图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第一篇是与非 本篇提要：本篇比较全面、深入地讨论有关周易预测的理论是非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迷信问题、骗术问题及学术地位问题。 第二章骗术问题 第四节 预测是否万能 一般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凡是预测方法就应当是万能的。但是，有的学者显然对周易预测使用了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他们首先在自己的头脑中借助于单纯的想象制造出一个虚幻而万能的预测模式，然后以此为尺度来度量周易预测的长与短，评判周易预测的是与非。在他们看来，周易预测既然称之为预测，它就应当是万能的，就应当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就应当能够回答人们提出的任何问题，预知世间的任何事情，否则，就证明周易预测不仅不是真正的预测方法，而且纯粹是谎谬的骗术。 邓球柏《白话易经》说道： 事实上，我们的古人并不完全相信卜筮。昔周武王代纣，卜筮得逆（不吉），占曰“大凶”。姜太公推毁蓍草、践踏龟甲，说：“枯骨（龟甲）死草（蓍草），怎么能知道不吉利呢？”简直在咒骂卜筮是胡说八道，根本不相信卜筮能预卜未来。（第４页） 真是铁证如山。不过，这里固然有对占筮存疑的因素，但就周易预测本身来讲，这一点反而是次要的。因为这个事例恰恰证明了周易预测的独立性和严肃性，无论预测是否准确，当时的预测师都坚持按照预测本身的实际判断来说话，而不是曲意迎合政治需要，也不是揣摸心态，左右逢源，更不去随意“乱说”。姜太公大动肝火，其实是怨恨卜筮者不识时务，关键时刻给伐纣大业泼冷水，扫了决策者的兴头。很显然，这是一种维护政治军事决策的情绪反映，并不是一种理智判断。 邓氏《白话易经》举此例的目的在于否定卜筮的所谓“绝对决策性”。该书说：“我不同意将卜与筮视为中国古代帝王决策的绝对的唯一的方式”（第４页）。其实，这完全是一个虚拟的问题。因为古代统治者本来就不曾把卜筮视为“决策的绝对的唯一的方式”。该书就曾指出，《尚书·洪范》中记载，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国方略时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谋及卜筮。”这段话证明，殷周时代卜筮对政治决策的参谋作用排在末位，竟在庶民之下，地位低得可怜。至于后世，那就更不曾出现过那种所谓的“绝对性”和“唯一性”了。 邓氏《白话易经》为了否定这种并不存在的“绝对决策性”，还举了一个“史例”。该书说：“不仅如此，就连筮官本人也有不相信龟蓍的绝对决策性的。《楚辞·卜居》记载了屈原心烦意乱不知所从的时候去请求太卜郑詹尹为之决疑的故事。郑詹尹端策拂龟，问屈原有什么疑问要决断。屈原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第4页） 下面我们来看看《楚辞·卜居》中屈原的提问： 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婾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絜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际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呜；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为了明白起见，这里把张愚山《楚辞译注》一书中屈原这段话的译文照录于下： 我是勤勤恳恳的忠于职守， 还是送往迎来和小人周旋？ 我是锄草开荒全力耕田， 还是去游说诸侯使名声远传？ 我是正言直谏宁肯身遭危难， 还是变节从俗求得自身平安？ 我是超脱尘世保持我的本性， 还是阿谀奉承强作欢颜， 卑贱地去赢得女人的笑脸？ 我是廉洁正直洁身自好， 还是圆滑得象油脂象熟牛皮， 没有骨气地削方就圆？ 我是昂然地象匹千里马， 还是象飘浮在水中的野鸭， 随波逐流苟且地将自身保全？ 我是与骏马并驾齐驱， 还是跟在笨马的后边消闲？ 我是和天鹅比翼双飞， 还是和鸡鸭一道去争食饱餐？ ——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 我将怎么样慎重地挑选？ 世上暗沉沉分不出好坏： 蝉的翅膀倒成了重的， 千钧重物反以为轻； 激昂的黄钟被人毁弃， 瓦锅的声音却象雷鸣一般； 卑鄙的小人一个个气焰嚣张， 正直的贤士却又那么暗淡。 我默默地叹息，还能说什么， 谁能了解我的廉洁的品质， 以及我忠于国家的心愿？ （第238—239页） 面对屈原这一连串的提问，《楚辞·卜居》接着写道，“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对此，邓氏《白话易经》评论说： 不管太卜郑詹尹用什么理由来辩护，但终究不得不承认“龟策诚不能知此事”。这就充分说明了卜与筮在古代人们决策中的地位并不显著。（第5页） 其实，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卜筮在古代人们决策中的地位不显著，恰恰相反，而是非常显著。屈原在困惑绝望之时曾著《天问》，向苍天提出了170多个问题，在这个例子中也问了将近20个问题。除了问天，就是问筮，不是有力地证明了卜筮的地位之高吗？ 这里有必要指出，卜筮的地位问题与卜筮的可信性问题有联系，但毕竟是两码事。因为，它地位高，并不等于它就可信；它地位低，也不等于它就不可信。命题混淆不清是不利于对问题的探讨的。 实际上，《卜居》不过是一篇文学作品，对于它是不是屈原自己的作品这个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在争论。退一步来讲，即使可以把它当作史料来使用，也不宜于象邓氏《白话易经》那样看问题。因为屈原的提问本来就超越了卜筮，超越了预测，而且他本来也无意于让筮官去回答他的那些问题。因为他所要测的不是行为的未来结果或事件的未来趋势，而是行为的道德取向。面对国势颓危、奸人当道、“世混浊而不清”的社会政治局面，清廉正直、一腔报国热血的屈原究竟该怎么办呢？是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呢，还是明哲保身、随波逐流，甚至与奸人同流合污，向他们陷媚取宠呢？试问，这样的问题能够通过卜筮进行预测吗？郑詹尹坦白地告诉屈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卜筮不是万能的，你的问题只能“用君之心，行君之意”，由你自己来决断。这话说得多好啊，多么合理呀！对于这样实事求是地回答，邓氏《白话易经》竟然也要给以无端的指责，真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如果那个太卜郑詹尹真的对着屈原指指点点，胡侃一番，“乱说”一通，充分利用了那50%的命中率，你又该如何评价呢？ 事实上，任何预测方法都不是万能的。现代预测学公开承认，现代预测技术不是万能的，它不仅对事物未来趋势的预测是近似的，有局限性的，而且在预测范围上也不是没有限度的。象屈原的那一串问题，现代预测学能够回答吗？如果同样回答不了，又该怎么办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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