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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的藩镇,本是中央为应对边境游牧民族的军事挑战,而设立的临时性差遣使职。随着节度使设置的制度化、管辖区域的固定化、执掌的多样化以及军事上“便宜”行事权的取得,军队指挥效能无疑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统有数万雄兵的节度使在边疆地区的广泛设置,而与此同时,内陆的军事部署与兵力构成并没有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家在军力配置上的严重失衡,为地方势力的尾大不掉并进而威胁皇权埋下了严重的隐患。由于当时各种脆弱平衡关系的存在,唐廷至高无上的权威并未因此受到严重的挑战,全国整体局势的稳定尚得以勉强维持。 但是,猝然而至的“安史之乱”,使一切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王朝长期以来进行维持的内外相衡的格局被迅速打破。由于叛乱态势的扩大化,在长安岌岌可危,玄宗仓惶西遁。于至德元载年,在他“西幸”的途中,仓促地颁布了《幸普安郡制》： ……永王磷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应需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镜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置官署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署迄奏闻,六品以下任便授以后一时闻奏。 这则史料的核心内容有二：其一,藩镇的设置区域进一步普遍化,由边疆地区开始扩展到内陆。制文明确规定了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先前从未设置节度使的地域开始设置了节度使。其二,藩镇权力进一步的扩大化。制文明确授权藩帅,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合法”地征发辖区内的“兵马、甲仗、器械、粮赐”,也可以“合法”地“署置官署及本路郡县官”。也就是说,唐代的节度使,从此获得了地方的军事、行政、人事、财赋、监察等广泛的一元化权力。 需要强调的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内陆并不存在边疆地区业已存在的藩镇与藩镇制度。由于安史之乱的发生与《幸普安郡制》的颁行,使得内陆藩镇开始出现于历史舞台,并因缘际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唐王朝为了加快平叛战争的进程,通过下放中央的权力、加重节度使的职权,以达到提高地方军队平叛的效能,并遏制叛乱势力进一步地蔓延。后来,虽然中央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戳平了叛乱,但是,战时地方由于中央的放权而获得极为广泛的权力,此后始终为藩镇所据有,导致原属中央的一系列权力为藩镇所侵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朝不希望恢复过去曾经拥有的一切,恰恰相反,朝廷一直念念不忘“收回”失去的权力,这样一来则必然导致地方局势的变化,而这往往会引发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与冲突,造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持续紧张。同时,由于唐政府的军费长期居高不下,造成民众赋税负担过重,民生困苦,而日渐崛起民间势力如群盗对政治的参与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演化决定了藩镇始终处于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原藩镇自然不能例外。 中原藩镇,作为唐朝中期以后的区域性藩镇,是节度使制度内陆化的重要产物。它从设置之初,就一直对大唐王朝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帝国是否稳定,更关系到王朝的生死存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藩镇的表现非常不同,其发展与演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不平衡性的特征。根据唐代中原藩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与特点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中原藩镇的形成期、中原藩镇的稳固期、中原藩镇的动荡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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