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从五十年到五年——曾国考古检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家垄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方勤（左二）

五十年前的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群[1]，铜器群包括有9件列鼎在内的鼎、簋、甗、鬲、壶等青铜礼器，在总共10件有铭青铜器中鼎、豆、方壶等6件青铜器带有“曾（侯）仲（子）斿父”铭文。该群青铜器器主应该为曾侯仲子斿父，这是曾国青铜器首次有考古单位背景的发现，也是学术界首次明确曾国在鄂北一带的存在。苏家垅青铜器虽为水利建设活动中所获，但此次发现带有明确的考古工作与研究背景，由此也揭开了鄂北地区曾国青铜器累累发现的序幕，可以视为曾国考古的开端。

五年前的2011年，随州叶家山发现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将此前相对沉寂的曾国考古再次推向热潮。在最近的五年中，不仅曾国考古陆续有随州叶家山、文峰塔，枣阳郭家庙等新的重要发现，曾国考古发现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项目。曾国考古研究也重新呈现出兴盛之态，在2012～2015年间，关于曾国考古仅学术活动就有三次专家笔谈[2]，以及随州、武汉和北京三次专场学术会议[3]。应该承认，关于曾国考古密集的学术活动，固然有领导支持的主观效应，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考古发掘重回苏家垅，也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五十年来，曾国考古不仅发现了周代诸侯国最丰富、系列最绵长的青铜器，更是构建出一个面貌丰富的诸侯国物质文化史。曾国虽然没有明确的传世文献记载，却已成为周代文化面貌最为清晰的诸侯国之一，曾国考古确然显现出非同寻常的意义。另一方面，有关曾国不断的重要发现，推动着包括金属技术史、音乐考古、古文字学、文物保护等领域的研究，当然也包括曾国问题的研究。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立项，该课题包括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物保护与修复、出土金文材料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物科技鉴定与分析以及出土编钟音乐考古学研究等5个子课题，标志着曾国考古研究进入新的层面。围绕曾国材料展开的考古学研究，也在周代诸侯国研究中特别突出，并推动着周代诸侯国和周代物质文化的研究。

今天值此纪念曾国考古暨苏家垅出土曾国青铜器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与检讨从最近的五十年到五年曾国考古研究，观察学术界对一个诸侯国持续研究中的历程与进展，相信对于曾国考古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其他周代诸侯国考古研究，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一

我们先历时地回顾一下50年来曾国考古的重要发现，看看考古发现是如何推动曾国历史研究进程。

1966年，京山苏家垅在水利工程中发现97件青铜器，其中包括有九鼎七簋、曾侯仲子斿父等铭文等33件青铜礼器，此外还有马镳、衔等马器。这些青铜器的构成暗示其来自于一座墓葬，九鼎七簋、器主曾侯仲子斿父的身份更说明这里属于曾国的重要地域。当时的工作简报首先注意到这批青铜器年代在西周末期到春秋早期之间，同时也梳理传世文献，指出曾国有山东、河南之鄫外，苏家垅的这个曾国就是那个在《国语·晋语》中“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的缯国。因为申的地望在今南阳，苏家垅符合缯、申联合灭周的条件，苏家垅铜器群使用九鼎，说明曾国很强大[4]。

1970、1972年，随州熊家老湾两次发现青铜器，其中一次出土有曾伯文簋4件[5]，显示在今随州以南的区域也有曾国重要的势力分布。在随后的不久的时间，枣阳段营[6]、曹门湾[7]甚至河南新野小西关[8]相继发现曾国青铜器，曹门湾还采集到“曾侯絴伯”戈一件[9]。这些青铜器的数量和组合显示出较高的社会等级，曾侯器的出现还说明曹门湾可能为曾国政治中心。随州、枣阳等地的发现说明曾国地域较大，“与文献所记载的当时曾国强盛一时的情况是符合的”[10]。

1978年，随州擂鼓墩发现曾侯乙墓[11]，年代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的战国早期偏晚。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总量超过10吨，包括九鼎八簋等多套青铜礼器、65件编钟等。墓葬所有重要青铜器超过一百件次铭有“曾侯乙”之名，墓主可确定为曾侯乙。随州及随枣走廊一带屡次出土曾国青铜器，曾国的存在毋庸置疑。而随州一带是传世文献记载的姬姓随国之地，却从未见随国青铜器。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形成这样明显的矛盾，被学者称之为“曾国之谜”或“曾随之谜”[12]。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猜测，最主流的看法认为青铜器中的曾国就是传世文献中的随国，此即曾随合一之说。

曾侯乙墓面世之后的一些考古发现，也似乎印证了曾国就是随国的猜想。1979年，随州北郊义地岗的季氏梁发现一座墓葬，出土有青铜器鼎、甗、簠、编钟、戈等青铜器[13]，其中两件戈分别有“周王孙季怠”及“曾大攻尹季怠”铭文，说明曾国的确为姬姓。1981年在距离曾侯乙墓仅102米的西团坡发现随州擂鼓墩二号墓[14]，说明曾国在随州存世至战国中期。1997年，经调查与勘探，发现擂鼓墩墓群存在多个土冢，这些墓葬应当和曾侯乙一样，是曾侯一级墓葬[15]。擂鼓墩墓群应该是布局比较完整的曾国国君陵园区，它说明战国时期的曾国都城就应该在今天的随州城区一带。

1994年，随州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发掘3座春秋晚期墓葬（M1～3），其中M1随葬的鼎、甗等全部6件容器均有“曾少宰黄仲酉”铭文，而M3则出有曾侯鼎和曾仲姬壶[16]。2011年，义地岗又发掘出春秋晚期曾公子去疾墓，10件青铜礼器如鼎、簠、壶等9件带有曾公子去疾铭文，墓主身份明确[17]。这些高等级曾国墓葬及随葬品铭文，暗示随州城区作为曾国中心区域至少始自春秋晚期。

2002～2003年，枣阳郭家庙墓地发掘了两周之际前后的27座墓葬和3座车马坑[18]，这是首次以墓地为单位对曾国遗存的考古发掘。这处墓地盗扰严重，不过M21仍出有曾伯陭钺，该墓带有墓道、墓底长度超过6.5米，可能为一代曾侯之墓。郭家庙一带屡次发现有曾国青铜器，暗示这一地点曾国遗存分布的密度和规模都较大。联系到此前出土的曾侯絴白戈，可认为两周之际曾国中心区域应该在今郭家庙一带。

2008年，苏家垅再次在水利生产中发现M2，出土青铜簋一套4件[19]。这说明曾仲斿父器群的发现并非孤立，曾国在今京山苏家垅、随州熊家老湾、枣阳郭家庙、随州城区一带均有重要遗存分布。2011～2013年，随州城区之东约15公里叶家山曾国墓地共发现发掘140座西周早期墓葬，其中包括M65、M28、M111等至少三代曾侯墓葬，其他则为中小型贵族、平民墓[20]，这是迄今所见年代最为集中、揭露较为全面的西周时期墓地。叶家山墓地是明确为西周早期曾国遗存的首次发现，说明至少始自西周早期，曾国就已存在于随枣走廊东部了。

2013年，属于义地岗墓地的文峰塔墓地发掘了66座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曾国贵族墓葬[21]，其中M18为曾侯丙之墓。文峰塔墓地出土青铜器多带有“曾侯”、“曾孙”称谓的铭文，再次说明自春秋中期开始随州义地岗一带属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22]。

无独有偶，2009年发掘的文峰塔M1可能为战国早期曾侯與之墓[23]，该墓出土曾侯舆编钟，其中一号钟铭文提到吴楚战争楚国先失后复、曾国站在楚国一方的立场等等。联系到传世文献中记载随国曾经在吴楚战争中庇护楚昭王的故事，似乎再次说明，曾国就是随国，曾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24]。

2014年度枣阳郭家庙发掘两周之际前后墓葬29座，其中M1长11、宽8.5米，葬具为一椁重棺[25]。该墓虽已被盗，但其规模、附属大规模车坑与马坑显示，墓主当为一代曾侯。同一墓地的M60虽未报道，发掘主持者提出也为曾侯之墓。三座曾侯墓葬的存在，使郭家庙一带为两周之际前后曾国中心区域的看法得到强调[26]。

曾国考古工作的进展也再次引出曾随问题。2011年私人收藏出现随仲嬭加鼎[27]，该鼎是春秋中期典型楚式鼎形制[28]，鼎有铭文5行28字，其核心内容有“楚王媵随仲嬭加飤緐”之句，这是出土文献中首次明确的关于随国的记录[29]。2013年文峰塔墓地M21又出土了一件“随大司马”戈，其年代也属于春秋中期，稍稍早于M21随葬的其他青铜器，这是随国青铜器在考古中的首次发现。随国青铜器的出现，让许多学者感到，曾随合一这样的假设得到了落实[30]。

在基本未依赖传世文献的情况下，50年来曾国考古从最初只是定位曾国在汉水以东地区的存在，到建立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大约700年相对完整的曾国历史全景，这是周代诸侯国考古中，可谓成就最为突出的工作。

二

目前所见的曾国遗存包括叶家山等大规模墓地、曾侯乙墓等出土的大批具有极高社会价值与艺术成就的高等级文物。这样一个国力较为强盛、文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在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关于曾国在狭义历史层面的性质，是学者们研究曾国首先会关心和感兴趣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出土资料中的曾国自然会与传世文献中的鄫国关联。出土文献中的国名对应于传世文献中的国名，往往加有邑旁，如奠作鄭、寺作、朱作邾等等。曾，就是后世所写的鄫，从字形的变化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在早期学者的讨论中，的确也是这样看待的。传世文献记载最清晰的鄫，是姒姓的山东之鄫。晚清阮元首次将曾伯簠识别为这个山东鄫国之器，其后学界均将没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曾国青铜器归入山东之鄫。当1966年苏家垅发现成组曾国青铜器，当代学者也仍然是顺沿这一思路，以苏家垅所处的地理位置而排除山东鄫国，并以缯势力强大且邻近南阳之申，而定位曾为灭周之缯。当然，随州季氏梁出土戈铭文显示曾大攻尹季怠为周王孙，说明曾为姬姓，这与传世文献中的姒姓缯国明显不合，因此曾为灭周之缯的看法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学界所摈弃。

曾国和随国是否是同一个诸侯国，是曾侯乙墓发现后学术界近40年来争论不断的热点话题。而在此之前，曾国和随国原本是两个并无关联的周代诸侯国，历代史家从未就曾国与随国的关联进行过讨论。曾随合一之说，认为曾国在国力、存世时间、地理位置、族姓、以及与楚国关系密切等特征上，与随国吻合。这样的结论并非是从传统的历史地理视角或地望、或源流地进行考证的结果，而是从文化地理方向做出的整合性推论。不过，这样的推论，除了难以解释何以曾又称随等问题之外，另一方面很难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其依赖的地理位置、族姓以及与楚国关系等因素，都不是排他性根据，比如说，在今随州一带也可能并存姬姓、春秋中期前后与楚国关系密切的其他诸侯国，曾随对应并非唯一选项。另一方面，随国在传世文献中仅见于春秋时期，与绵长而强大的曾国似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曾随合一说提出后，不同的意见也有不少[31]。当然，相比之下曾随合一的观点在当时考古材料的背景下，仍然是最富有理解力、最合理的解释。

在随国青铜器出现的新背景下，曾国之谜的问题其实并未解决，曾随合一的假定面临挑战。本来，一国墓地中出土他铭青铜器，则可能是婚嫁、赠送、掠夺或交换而来，如楚墓出土吴、越青铜器，如曾墓出土黄、卫青铜器，反映的都是不同国家的关系。现在按照曾随合一说的看法，曾国墓葬出土“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戈，让学界过去推测曾国就是随国的假设得到了验证。这个看法的逻辑是，既然曾就是随，则一个墓葬中就可以同时有“曾”、“随”铭文，“随大司马”、“曾大司马”就是一回事。但问题是文峰塔M21多数青铜器铭文是“曾孙邵”，邵可能为墓主，他与“随大司马嘉有”名称、器物年代都不同，显然并非是同一人。所谓名称，就是为了区分事物而专设的概念。商周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并未见哪一个国家同时有两个不同称谓。实际上，无论曾国还是随国，在青铜器铭文中他们的自称和他称，都十分清楚明白：

随国自称随：“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

楚国他称随：“楚王媵随仲嬭加飤緐”；

曾国自称曾：“曾孙邵之行簠”；

楚国他称曾：“楚王酓章乍曾侯乙宗彝”。

当年学者提出曾即随的观点，是因为传世文献中的随国之地无随国青铜器却只见曾国青铜器。换言之，这个看法的前提是没有随国青铜器，而目前既然随国青铜器已经出现，这一前提就不再存在。因此在这一条件下，曾随合一的观点就至少需要进行重新的论证。

曾国的族姓，在历史层面也是令人瞩目的问题。当晚清学者将曾国对位山东之鄫时，姒姓是不二的看法。曾侯作叔姬簠、曾姬无卹方壶面世后，暗示曾国可能为姬姓，刘节、屈万里等学者都提出传世文献中也有姬姓的曾国[32]。曾侯乙墓发现之前，学术界主流定位曾国为灭周之缯，曾国为姒姓的观点也是当时的主流。季氏梁戈铭文季怠为周王孙，说明曾为姬姓，这使春秋中期之后曾国姬姓的性质确定下来。曾国姬姓，又成为曾随问题讨论中一条支持曾随一体观点的重要依据。

叶家山墓地的发掘，让西周早期的曾国是否为姬姓成为讨论热点[33]。该墓地M28、M65、M111等位置最核心、规模最大的墓葬多出有带“曾侯”铭文的青铜器，墓地属于曾国、曾国为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等这样一些关键的性质非常明确。不过，西周早期的这个曾国与其后的曾国在时间上存在缺环、在活动区域上存在位移，因此，西周中期前后的曾国是否在核心族群上具有延续性？这样的考虑还特别是因为叶家山墓地显现出这样一些商系文化的特征：

1.大部分墓葬特别是曾侯一级墓葬为东西向，且少数重要墓葬如M1、M3带有腰坑；

2．M1墓主青铜器、M111曾侯方鼎铭文中都有带日名称谓；

3．一些墓葬随葬的陶器具有商文化传统。

西周早期曾国为姬姓，在叶家山M111曾侯犺簋铭文发现“南公”后明确，因为文峰塔M1曾侯與编钟铭文也提到先祖南公，二者将早晚曾国历史串联起来，由此说明，曾国西周早期直至春秋战国时期都属于同一族系，一直是一个姬姓国家。这样的结论，与上述商系文化特征是相冲突的，因为东西向、腰坑在过去所见西周墓葬中均为非周人墓葬的特征，同时，周人有不用日名的习惯[34]，这虽非是绝然的规律[35]，但日名是商人的惯用称谓，也是不争的事实。基于叶家山墓地表现出来的非姬周文化因素，有学者提出新的解释，认为曾的姬姓为“周初赐姓”[36]。

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层面，是对物质文化特征进行归纳与总结，由此得出某一区域文化的特质。因此，考古学长于建构社会生产、生活、乃至习俗方面的场景，却难以明确政治、制度等社会性质层面的信息。这样，当考古学材料与传世文献进行结合时，前者的文化场景便难以落实后者的细节性需求。可以理解，何以在曾国与传世文献的国族性质对位中，历次大的进展都是在新出土文献材料的发现中实现的。也可以理解，何以在涉及史实内容的文献发现时，如随仲嬭加鼎、曾侯與钟铭文，相关讨论热烈如潮[37]。但是，这样的情况也提醒我们，在出土文献丰富如曾国，传世文献可信如东周时期，将曾国置于出土与传世文献合力进行国族研究的努力，仍然屡次被新发现所挫折，因此我们在尝试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挂钩时，就应该更为谨慎从事了。

三

我们关于曾国时段的历史观，是由传世文献如《左传》、《史记》为基础建立的，王世、列国是其时空框架系统。当曾国与历史文献中的国族对应处于似是而非的关系时，对其讨论因此就成为最大的热点。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研究曾国则几乎必谈传世文献涉及的国族属性，随国、姬姒成为曾国考古研究热词，研究中的历史情结是自然而然的。

不过，曾国发现直接展示的是曾国物质文化材料，基于这些材料去揭示曾国的地域、生产、生活乃至战争等等不同层面，由此展现曾国不同的社会景象，这是一个更为丰厚和多彩的研究。实际上，当苏家垅及其他越来越多曾国遗存被发现，基于曾国的考古学研究就越来越多地开展起来。叶家山墓地发掘后，对于曾国考古材料的研究，就更加多样化了。限于篇幅，以下只重点讨论墓地布局、中心区域等问题。

曾国考古的基本材料，是以墓葬及其出土的青铜器为主。在各处的墓葬中，对墓地进行较为全面的发掘，有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正在进行的苏家垅，而发表材料可以看出遗迹系统性的，目前只有叶家山墓地。因此近年关于曾国考古研究最大的一个热点，就是围绕叶家山墓地及其布局的研究，前述关于曾国性质的讨论，就是对墓地一些特征的总结。

叶家山墓地研究的最大热点，是墓地的年代以及几座重要墓葬早晚排序问题。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墓地年代不晚于西周早期，但对重要墓葬排序的意见分歧较大。墓地中居于最核心位置、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分别是M28、M65、M111，这几座墓葬也都出土有较多曾侯铭文青铜器，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几座曾侯一级墓葬。但对其年代早晚顺序，则有M65→M28→M111[38]，或者M111→M28→M65两种截然相反的排序[39]。

叶家山墓地年代及几座重要墓葬的排序涉及到我们对西周考古年代学理解问题。在缺乏王年铭文等绝对年代信息的情况下，西周时期考古学所建立的年代学框架大致是早、中、晚三期的划分，也就是说，以陶器或青铜器的尺度去丈量西周近300年的时长，每期的精度约在百年左右，因此考古学分期难以将遗物甄别、定位到王世———其年代周期约20年。例如，叶家山墓地M27等墓葬中出土有象首纹鬲、橄榄形长颈壶等过去认为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墓地年代下限晚至西周中期（周穆王） 是墓地发现之初的一个主要观点。而墓地不晚于西周早期这样精细的判断，则是根据昭王南征失败这一历史事件作出的推定。另一方面，考古年代学也难以通过遗物年代来对同一期的不同墓葬进行排序。我们还记得，当年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发现后，学术界依照器物的早晚，对最初发现的8组晋侯墓葬进行的早晚排序，也是出现了若干不同的意见[40]。晋侯墓地这样跨越西周早晚很长时段的遗存尚且如此，叶家山墓地只是属于西周早期的，其墓葬排序当更加困难。根据随葬器物所作的年代判断，只能是在排序中作为一个参考因素，而非决定性依据。

结合其他西周诸侯国墓地的情况，叶家山重要墓葬的排序讨论中，除了器物年代的推比之外，如下方面是学者们在分析中所倚重的：

1．侯级墓葬的排列规律。侯级墓葬往往按某一方向早晚排列，且未必存在昭穆制度。因此学者们在讨论中，没有人认为位于墓地中央的M28最早；

2．器主身份及其相互关系。比如，除非为长辈所作之器，否则带爵称的晚辈器不应该出现在长辈墓葬中，因此同时出土曾侯谏青铜器的M65和M28，年代较早者属于曾侯谏。又如曾侯谏及其夫人媿之器见于M65及其夫人墓M2，而M28夫人墓的M27则未见媿器，若M28为曾侯谏，则其夫人器未见于M27，反倒出在儿媳或母辈的M2中，就不好理解了。以上两点或是持M65为曾侯谏墓为多数说法的原因；

3．侯级墓葬与其他贵族墓葬的关系。叶家山墓地是围绕侯级墓葬布局，因此除配偶墓葬之外，侯墓周围的贵族墓葬年代应该较晚，如M28西边的M107应晚于它，而M65东边的夫人墓M2则可能比它早。

在墓葬年代讨论中，也有一些可能不适合作为分析判断标准的方面：

1．墓葬规模大小不能作为墓主是否为首封诸侯的标准。M111规模最大，不能据此认为M111墓主是最早的曾侯。

2．有铭青铜器的多少不能作为判断墓主标准。M28出土曾侯谏青铜器的数量较M65的为多，但不能据此认为M28一定是曾侯谏墓。M107带“曾”铭文青铜器只有一件曾伯爵，而“戈父乙”器有尊、卣一套，但简报认为墓主为曾伯仍然是合理的判断[41]。

3．随葬品中那些带族徽等商式青铜器，不能作为判断墓葬年代的依据。叶家山墓地包括侯级墓葬多出有商式青铜器，在依据青铜器讨论墓葬埋藏年代时，这些器物是应该排除在外的。

叶家山墓地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适时地对附近进行区域调查，发现庙台子可能是与墓地对应的遗址[42]。发掘墓地的同时，寻找对应的生活居址，是近些年曾国考古一个突出的田野工作理念。在最近的工作中，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郭家庙、苏家垅两个墓地找到对应的遗址[43]。相信经过对遗址进一步的工作，我们对于曾国的认识将更加深入全面，而在墓地发掘的同时对相应的遗址进行工作，更加合乎聚落考古的理念。

目前曾国遗存性质比较明确的都是墓地，这些墓地反映了曾国不同时期在不同地域活动情况。曾国墓地西周早期分布在随州东部的叶家山，两周之际分别见于随州南、枣阳东、京山北一带，而春秋晚期及其前后集中在随州中部的市郊一带。这些涉及曾国疆域范围、中心区域的情况如何？以及其是否有过、以及怎样的变化？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两周之际曾国中心区域的位置。

两周之际前后曾国所在的重要地点苏家垅、郭家庙、熊家老湾，分别间隔在大洪山、滚河（汉水支流）、涢水这三个地理单元之间，即这一时期曾国的地域不大可能是连成一片。因此学者们很早就推测，上述地点可能是分别为“子”、“伯”、“侯”不同称谓的三个诸侯国[44]，或不同的“曾”字字形，代表着不同的国家[45]。当然现在很少有学者作如是想，但两周之际汉水以东的这个曾国，三个区域墓地规模、出土青铜器等级很高，的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强大实力，其政治中心区域不易判明。苏家垅墓葬出土有9鼎、曾侯仲子斿的公室称谓，熊家老湾临近的叶家山和义地岗早晚两个时期都是曾国政治中心区域[46]，都可能为曾国中心所在，而郭家庙见有曾侯级别的墓葬和曾侯絴白戈，且发现有等级较高的周台遗址等，自然也被认为是曾国都城[47]。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如果认为两周之际前后曾国中心区域在郭家庙一带，则说明曾国中心区域至少经历了向西、而后又向东的来回迁徙，这与认为曾国中心一直稳定在随州一带的情况，在政治与文化背景上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可见，曾国中心位置的讨论，有较确定中心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认为考古学探索的诸侯国都城，可以表述为政治、文化中心区域[48]。这是因为考古学工作中，很难将一处高等级的遗址，确定为一个都城的性质。典型的例证如早期晋国都城，邹衡先生推定天马———曲村遗址为早期晋都并进行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但这一推论却是多年之后才通过晋侯墓地的发现、发掘才确定的[49]。这是因为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去关联遗址规模与都城、建筑基址与宫殿，但墓葬中发现的文献材料则可直接将墓主、墓地的性质确定下来。根据墓葬与居址临近的原则，我们往往是根据国君的墓葬来定位政治中心的位置。从目前的情况看，郭家庙若干墓葬可与曾侯相当，加之曾侯级别的青铜器，这里是两周之际前后曾国的政治中心，可能性应该较大。但这里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一个材料，是春秋早期偏晚的曾侯匋鼎[50]，该鼎为盗掘追缴文物，或可能也出自义地岗墓地。据传曾侯匋青铜器是规模很大的一套，如据此则春秋早期曾国中心区域已经位于随州城区一带了。

四

曾国的物质文化面貌在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这样长的时段中，大体以春秋中期为节点，此前的与中原周文化面貌相同，春秋中期及其后的则与楚文化面貌一致[51]。曾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水平，足可代表其时代的水平。甚至一个常见的情况是，我们讨论楚文化的成就时，常常以曾侯乙墓出土物作为代言者。那么，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曾国考古又有那些可以贡献于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这一更高层面研究？

对于曾国文化面貌的研究，是苏家垅铜器群发现以来，学者们着力点之一[52]，研究是在周文化和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比如，苏家垅铜器群一直是作为两周之际典型年代学材料，在虢国墓地等等青铜器群断代中作为标尺使用。曾侯乙编钟则是作为中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水平的标志物，并受到世界范围学者们的关注[53]。对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包括曾侯乙尊盘失蜡法铸造的认知，是解放后大陆学者基于冶金史研究的开端之一（其他个案如妇好墓青铜器工艺研究），也奠定了对春战之际前后青铜器制作工艺研究的基础[54]。我们过去也曾经以曾国青铜器的生产为视角，观察周代诸侯国层面是否存在独立生产的问题[55]。

叶家山墓地发掘后的最近几年，基于周文化、楚文化背景的曾国考古研究视角更加多样，以下我们仅观察与历史研究结合的一些研究。

叶家山墓地中墓葬的揭露比较全面，基本反映出曾国墓地的使用时段，体现出曾国的社会基本结构，同时更是观察西周王朝与南方关系的窗口。由叶家山曾国墓地、羊子山噩国墓地，南及江陵万城铜器群，东南到鄂东地区黄陂鲁台山墓地、蕲春毛家嘴遗址，这些遗存均属于西周早期周文化系统，青铜器铭文都显示其与周王朝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勾勒出清晰的西周早期周王朝进占南方的线路图和政治格局。叶家山M28发现铜锭、M111发现的镈钟与编钟，体现周王朝通过曾国所在的随枣走廊获取资源、以及由资源流动带来的文化传播。另一方面，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上述地点的西周早期周文化遗存，均终止于西周中期。周文化势力的全面退出，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同时记载的昭王南征（失败）情况吻合。而两周之际的郭家庙等墓地，则可能映射出传世文献所载西周晚期周宣王对南国地区的重新布局。因此，西周曾国遗存在汉水东部地区的存在，正是西周王朝对南国经营的写照[56]。上述考古发现，与文献材料相互印证，由此形成考古学与传统史学交合的研究，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由曾国这样的诸侯国研究路径，揭示出西周地缘政治以及分封制在空间上的配置，将成为西周区域考古研究的一个方向。

叶家山墓地随葬青铜器多见标识曾国贵族身份和外来的“商式”铭文，这也是西周早期诸侯国墓葬出土青铜器常见的现象。学者们多有对这两类铭文进行研究，来观察诸如商周更替政治背景下的财富转移、西周建立后器用制度及其变化等等问题。在叶家山曾侯一级墓葬中，带“曾侯”的铭文青铜器表现出复杂性，同一曾侯所作之器出现在不同的墓葬中，曾侯所作的成组青铜器与最终下葬的青铜器在组合上存在较大区别。另一方面，在包括国君这样的高等级贵族在下葬中未完全配置生前自作的青铜器，替代品的“葬器”则是大量带有族徽、日名的“商式”青铜器。对于西周早期墓葬中出现“商式”青铜器现象，一般理解为灭商之战中对商贵族青铜器作战利品处理的“分器”[57]。而“曾侯”青铜器的分散现象，则是叶家山墓葬青铜器组合研究中揭示出来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58]。无论如何，西周早期普遍流行的这种制作与使用分离、“生器”与“葬器”有别的现象，是值得继续探讨的。

与“分器”现象在西周早期具有普遍性不同，叶家山墓地也存在一些独特性的社会现象。如前所述，“南公”铭文的串联可说明西周早期的曾国也是姬姓之国，但曾国墓葬却有东西向排列及设置腰坑的葬俗、使用日名的称谓等等。这些不同于过去所认知的姬姓周人文化特性，如果不是因为曾国某些特殊的历史背景所致，而是姬周文化具有极为复杂的特质，那这些特殊葬俗和日名称谓就值得在其他西周诸侯国考古发现中高度注意。

曾国遗存的考古发现涵盖了除西周中期之外、几乎约700年的曾国全史，因此长时段地进行历时性观察，是研究曾国历史、进而从一个诸侯国来研究周代社会变化的极佳视角。虽然目前这方面学术界的成果尚不多见，但已有学者有所涉及。曾国墓葬是曾国考古发现的主体，有学者注意到从叶家山、郭家庙到擂鼓墩墓群曾国高等级贵族墓葬东西向的分布规律，而由此提出的问题引人注意：在义地岗墓地发现的文峰塔M1曾侯舆墓、M18曾侯丙墓却为南北向。就此还有进一步的问题：擂鼓墩墓群是战国时期曾侯陵园所在，何以晚于曾侯乙墓的曾侯丙墓却安置回到国君墓葬年代偏早的义地岗墓地？

周代贵族称谓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曾国青铜器自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铭文内容丰富，是考察这一问题的绝好材料。根据铭文曾国国君始终称侯，这一点十分明确。而在西周早期叶家山M107就出现有“曾伯”、春战之际传世的曾侯與簠还有“曾子”称谓，都是在各自时期内少见的称谓材料。我们知道，《春秋》、《左传》中所载的公、侯、伯、子、男等“五等爵”，并不能完全与青铜器铭文对应[59]。两周之际前后，曾国青铜器中包含有大量的“曾子”、“曾伯”之称，目前所见仅“曾子”之称就超过10个不同的人次，这足以说明“曾子”并非爵称。在周文化圈内，不同诸侯国贵族的称谓，在相同的时期应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例如春秋时期的“楚子”，就可能只是楚之王子、王孙的后裔[60]。而在过去的讨论中，学者们对“秦子”称谓的主流意见，则认为是国君的称谓[61]。参考“曾子”、“楚子”的情况，“秦子”是否为君称，是需要持慎重态度的。与此同时，称谓研究还应该考虑其在不同时期中的变迁。周代文化的发展，经历了西周中期和春秋中期为节点的两次较大的变化，一些礼制包括称谓也可见相应的变化。例如“子”、“伯”之称在两周之际及其前后多见，其后少见，曾国青铜器所见的这一变化也非常明显。文峰塔墓地春秋中晚期青铜器多见“曾孙”之称，是新揭示出来的时代风格，其与同时期楚国公室“楚王孙”称谓有显然的关联，这也反映出春战之际及其前后曾国政治受到楚国的强烈影响。至于前述曾国“子”、“伯”之称跨越很长的时间，也是应该继续值得注意的现象。

五十年来的考古工作，揭示出一个存灭时间、活动地域、文化面貌、国族属性等等方面内容基本清晰的曾国。近五年来，由叶家山的发现可以提出对周王朝经营南土、分封制下诸侯国的社会与生产组织等问题的理解，由义地岗的发现可以丰富楚系统之下的一个附庸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贵族阶层以及与宗主国关系等。五十年来曾国考古工作的重要意义，并非是简单地推进了对曾随问题的讨论，而是通过考古学独力的推进，描绘出一个层面丰富的曾国，并通过曾国的研究，扩充了对周代不同时期周、楚文化系统之下诸侯国社会面貌和状态的理解。从五十年来曾国发现与研究的进程发展来看，特别是在出土文献材料大体定型的情况下，未来的曾国考古研究更多的会是基于曾国物质文化材料的研究，会是进一步丰富对曾国社会场景的认知，也是进一步深化对曾国背后的周、楚文化背景的理解。至于此前讨论热烈的曾随问题，同其他历史问题得到廓清的条件一样，还期待更多关于“随”的出土文献材料出现。

注释：

[1]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2]李学勤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李伯谦等：《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笔谈》，《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江汉考古》编辑部：《“随州文峰塔曾侯與墓”专家座谈会纪要》，《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3]《江汉考古》编辑部：《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研讨会综述》，《江汉考古》2013年第3期。段姝杉、陈丽新：《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刘国忠：《学术研讨揭开“曾国之谜”》，《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23日第二版。

[4]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5]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6]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7]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8]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1978年。

[9]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10]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1978年。

[11]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12]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后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13]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14]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15]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1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1994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2期。

[1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义地岗曾公子去疾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2年第3期。

[18]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19]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京山苏家垄墓地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20]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65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1年第3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M28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第4期。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博物馆：《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2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3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文峰塔东周墓地》，《考古》2014年第7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M4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22]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第四章，文物出版社，2009年。

[2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24]刘国忠：《学术研讨揭开“曾国之谜”》，《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23日第二版。

[25]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长江文明馆等：《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文物出版社，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5）M43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26]方勤：《郭家庙墓地的性质》，《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27]曹锦炎：《“曾”、“随”二国的证据———论新发现的随仲嬭加鼎》，《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28]张昌平：《随仲嬭加鼎的时代特征及其他》，《江汉考古》2011年第4期。

[29]此前陈伟先生认为新蔡葛陵楚墓竹简有“随侯”之语。参见陈伟：《新出楚简研读》，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8～89页。

[30]刘国忠：《学术研讨揭开“曾国之谜”》，《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23日第二版。

[31]杨宽、钱林书：《曾侯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社哲版）》1980年第3期。黄盛璋：《山东诸小国铜器研究·鄫（上曾）国》，《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32]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8～140页。屈万里：《曾伯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

[33] 相关研究参杨勇：《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5年第2期。

[34]张懋镕：《周人不用日名说》，《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23～230页。

[35]周言最早指出周人不用日名并非绝对，少数典型周人也有使用人名现象。实际上，文化特征从来就无绝对的现象，比如学术界一直以铁足铜鼎为楚国排他的典型器物，但实际上这种青铜器在非楚文化的区域也有所见。周言论文参见周言：《“周人不用日名说”考》，《九州学林·2010·冬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8～127页。

[36]韩巍：《从叶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宫氏与曾国———兼论“周初赐姓说”》，《曾国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油印本）第29～48页，2014年，北京。

[37]例如关于曾侯舆钟的发现，《江汉考古》组织有专门的讨论，参《江汉考古》编辑部：《“随州文峰塔曾侯舆墓”专家座谈会纪要》，《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江汉考古》也同期发表多篇铭文研究论文。

[38]张昌平：《论随州叶家山墓地M1等几座墓葬的年代以及墓地布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

[39]任雪莉：《叶家山曾国墓地“分器”现象与墓葬年代另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张天恩：《试论随州叶家山墓地曾侯墓的年代和序列》，《文物》，2016年第10期。

[40]徐天进：《晋侯墓地的发现及研究现状》，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4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叶家山M107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6年第3期。

[4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

[43]方勤、胡刚：《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曹门湾墓区考古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44]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哲版）1978年第1期。

[45]李先登：《曾国铜器的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9期。

[46]黄凤春、陈树祥、凡国栋：《湖北随州叶家山新出西周曾国铜器及相关问题》，《文物》2011年第11期。

[47]方勤：《郭家庙曾国墓地的性质》，《江汉考古》2016年第5期。

[48]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发现与曾国地域》，《文物》2008年第2期。

[49]邹衡：《论早期晋都》，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50]项章：《随州博物馆藏曾侯匋鼎》，《文物》，2014年第8期。

[51]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52]二十世纪对曾国文化面貌的研究，代表性论作如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杨宝成：《试论随枣地区的两周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舒之梅、刘彬徽：《从近年出土曾器看楚文化对曾的影响》，《楚史研究专辑》第一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陈振裕、梁柱：《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53]Lother von Falkenhausen, Suspended Music ---Chime-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93. 其中该书第七章第244－255页、第八章专门讨论了曾侯乙编钟。Robert Bagley, The Prehistoryof Chinese Music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131,pp41-90. The British Academy,2005. 邹衡、谭维四主编：《曾侯乙编钟》，金城出版社、西苑出版社，2015年。

[54]上世纪关于曾侯乙青铜器铸造工艺以及曾侯乙尊盘失蜡法工艺的研究，主要见于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312~317页。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64~175页。

[55]张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9年。

[56]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57]黄铭崇：《从考古发现看西周墓葬的“分器”现象与西周时代礼器制度的类型与阶段》《,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3本第4分册，2012年。

[58]张昌平、李雪婷：《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江汉考古》2014年第1期。任雪莉：《叶家山曾国墓地“分器”现象与墓葬年代另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59]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60]黄锡全：《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辨正》，《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61]秦国青铜器见有“秦公”（秦公钟）、“秦子”（秦子戈）不同的称谓，秦子多被认为是国君。相关讨论见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陈平：《<秦子戈、矛考>补议》，《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王辉：《读<“秦子戈、矛考”补议>书后》。李学勤：《“秦子”新释》，《文博》2003年第5期。当然，不同学者对秦君何以称子的解说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