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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北京 100009） 摘 要：汉代的药物度量衡标准，一直是古代医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不同文献记载的早期容量单位的名称与进制多有出入，且实物长期缺乏，导致了古代药量进制研究的长久争议。新公布的一套东汉铭文药量，四器自铭为“合”“籥”“撮”“刀刲”，首次证实了东汉的药用容量单位体系。其中，合、籥、撮、刀圭的实测量值分别为20 ml、10 ml、2 ml、0.5 ml，推算进制为1合=2籥，1籥=5撮，1撮=4刀圭。四者所反映的量值与进制，与汉代官方量器基本相同，说明东汉药量采用了官方量制标准。量器中“方寸匕”的出现，更揭示了汉唐经方中屡屡提到但未见实物的方寸匕的形制。这组药量所呈现的单位体系、进制与量值，对于古代药物度量衡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度量衡; 药量; 方寸匕; 汉代 古代度量衡研究素倚重实物证据，新史料的发现，往往成为研究得以进展的重要契机。在对秦汉度量衡资料进行调查收集的过程中，我们见到一组罕见的东汉药量。这组量器不仅皆具刻铭，且构成完整的进制组合，故成为研究汉代药物度量衡单位、量值及进制的珍贵实物史料。药量中方寸匕的出现，更澄清了久所聚讼的方寸匕的形制问题。该组量器已公布于《新见秦汉度量衡器集存》一书中[1]。现就相关情况进行说明，并略作考证。 一.新见东汉铭文药量的形制、性质与量值 图1：东汉铭文药量侧视图 图2：东汉铭文药量正、背图 图3：东汉药量拓本及文字摹本 这组量器共六件，青铜质，俱有长柄，柄端有环。其中，四件量器形似小勺，总长度分别为17.3 cm、13.9 cm、11.9cm、10.5 cm，量身均为侈口筒状，大小呈现阶梯化差异（实测数据见表1）。量柄靠近量口处均刻有铭文，量器自大到小，刻铭依次为“合”“籥”“撮”“刀刲”。一件量器为扁平状，总长为15.6 cm，量身为一2.3 cm见方的方形铜片，量柄近于方片处刻有“方寸匕”三字。末一器无铭文，呈扁平尺状，总长15.7 cm，前端略呈弧形，两侧较为平直，器身前端略宽于后端。
从刻铭书体、单位组合方式[2]等方面综合判断，这组量器的年代当为东汉。“刀刲”一词，文献中又作“刀圭”，常见于汉晋医方。东晋葛洪《抱朴子·金丹》云：“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虫皆即消坏，百病皆愈也。”王明校释：“刀圭，量药具。武威汉墓出土医药木简中有刀圭之称。”[3]同时，“方寸匕”亦是古代量取散药的专用量器。根据这两种量名，可判断这组量器的性质当属药量。成套且皆具刻铭的东汉药量实物，兹为首次发现，对于明确东汉药量单位的量值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首先就合、籥、撮、刀圭四种量器进行讨论，并对量值测定方法进行说明。通常情况下，测定量器容量主要以小米、水作为介质，通过观察量杯盛放的介质体积而后确定量器容积。然而，小单位量器的精确测容较为困难。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测定量值，即以细沙作为介质，先测定量器盛放的细沙重量，再通过密度换算，推算出容量。这种方法，利用了重量测定具有较高精度的特性，其精度较直接的容量测定为高。 经多次测量并加以平均，这组铜量所反映的单位量值如下： 1合=19.71 ml≈20 ml 1籥=9.74 ml≈10 ml 1撮=1.95 ml≈2 ml 1刀圭=0.46 ml≈0.5 ml 上述量器中，刀圭为首次发现，而合、籥、撮的量值，与传世及考古所见汉代官制小量器所体现的量值基本相合。以往发现具有铭文的新莽及东汉官制小单位量器，根据单位及量值可排列如下： 新见东汉药量中合、籥、撮的量值与上述量器基本相当[5]245,[6]236，反映了东汉药量采用的即是官方量值标准。 首次确定的刀圭容量，也解决了以往量名的一项争议。丘光明曾据新莽撮量实测2 ml的容量及该器“容四圭”铭文，认为1圭容量为0.5 ml，4圭为1撮[6]244。孙机认为汉代医简中的1刀圭即是1圭的容量[7]。然而，有医药史学者根据文献中进制的不同，认为刀圭和圭的量值可能不同，刀圭仅为圭的一半[8]18。根据新发现的刀圭实物，可知其容量正与1圭相合。由此可证，“圭”与“刀圭”即是同一单位的不同名称[9]。这一争议，自此得以澄清。 二．东汉铭文药量所反映的汉代药量进制以往发现的药物量器，有铭文者极为少见，更罕成系统。这组量器的发现，首次以实物证实了东汉药量单位的系统性，并反映了不同药量单位之间的进位关系。依照实测的量器量值，合、籥、撮、刀圭的量值分别为20 ml、10 ml、2 ml、0.5 ml。按照数据的进位关系，又可推出下列等式： 1合=2籥，1籥=5撮，1撮=4刀圭 上述进制，与《汉书·律历志上》及汉代量器实物反映的单位进制相合。 合、龠的二进制，见于《汉书·律历志上》，作“合龠为合”、“合者，合龠之量也”[9]。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新莽嘉量，包含“斛、斗、升、合、龠（籥）”五种容量单位，其中铜合刻铭记载“合”与“籥”的进制如下： 律嘉量合，方寸而圜其外，庣旁九毫，冥百六十二分，深寸，积千六百廿分，容二籥。[10] 撮、籥、刀圭的进制，亦可为考古所见新莽度量衡器的铭文所印证。1970年陕西咸阳底张湾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元年铜籥，铭为： 律量籥，方寸而圜其外，庣旁九毫，冥百六十二分，深五分，积八百一十分，容如黄钟。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11] 又，1956年河南陕县隋墓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撮，铭为： 律撮，方五分而圜其外，庣旁四毫，冥卌分五厘，深四分，积百六十二分，容四圭。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12] 以上三器铭文，均记载各自容量，单位为分。据“律嘉量合……积千六百二十分”、“律量籥……积八百一十分”、“律撮……积百六十二分”以及“律撮……容四圭”的铭文，可知： 1合=1620分，1籥=810分，1撮=162分，1撮=4圭 由此，很容易推出以下等式： 1合=2籥，1籥=5撮，1撮=4圭 这一进制，与新见东汉药量进制相同，说明汉代药量进制亦采用了官量进制。 应作说明的是，不同文献记载的早期容量单位的体系多有出入，导致了古代药量进制研究的长久争议。 南朝梁的陶弘景论述药量进制，见于敦煌所出唐抄本《本草经集注·序录》，云：“凡散药，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桐子大也。”“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一〈十〉勺为一合。”[13]与之记载相同者还有宋代唐慎微的《证类本草》[14]。李时珍《本草纲目》引作“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又增加“十合为一升”，记云：“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15]皆沿用了陶弘景所述药量进制。 然而，成书约为4-6世纪的《孙子算经》却记载量制云：“量之所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十撮为一抄，十抄为一勺，十勺为一合。”[16]《隋书·律历志》另记载一组进制关系，又与宋本《孙子算经》略异：“《孙子算术》曰：‘六粟为圭，十圭为秒，十秒为撮，十撮为勺，十勺为合。’”[17]其中，“抄”写作“秒”，“抄”“撮”的位置也和宋本记载不同。而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记载药量进制，云：“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两勺为一合。”[18]勺和合的进制又变为二。以上进制均有较大差别。特别是圭、撮、合的进制，各家之说均有不同。究竟哪种进制较为符合汉代药量进制，确实是比较棘手的问题。这组东汉药量的发现，正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绝佳资料。 据传世文献与新见实物互证的情况来看，文献所记载的药量进制，均非汉代药量的真实进制。药量单位进制和文献记载不同，当包含多种原因：一是年代不同导致的进制变迁，二是药量和官量进制在后来并非同时演进。如陶弘景所记述的量制，“一撮者，四刀圭也”属于汉代药量或汉代官量制度，而“十撮为一勺，一〈十〉勺为一合”[13]则属三国至西晋时期的官量制度，故陶弘景所述进制，实际是两种不同制度的杂糅。至于两种文献中提到《孙子算经》的进制，虽然略有不同，但量制中均包含“勺”、“秒”两种单位，这实际也是晚期的官量进制，而非汉代药量进制。对于相关单位进制的变迁，拟另作专文讨论，于此不赘。 三．方寸匕的形制及量值推算方寸匕是古代量取药末的一种专用量器。作为药学计量单位，方寸匕已见于西汉老官山医简[19]，北大藏西汉医简[20]、武威医简[21]以及居延汉简所录医方[22-23]等。其中，老官山医简主体部分的抄写年代当在吕后至文帝时期，可证方寸匕不迟于西汉早期即已出现[24]。至东汉以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东晋葛洪《肘后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等医籍中均频繁提到“方寸匕”，可证方寸匕在古代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然而，方寸匕的形制、量值究竟如何，此前因未见实物，故学者讨论大多仍属于推测性质，尚未达成一致意见[25-32]。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虽记载了方寸匕的具体形制：“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13]。然而，方寸匕向无传世实物，如何理解文献记载，中医界讨论极多。赵有臣便指出：“尽管陶氏说得这样明确，但是对我们从未使用过、也未见到过‘方寸匕’的现代人来讲，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25]。近来何世民专门撰有《方寸匕容量研究述评》[8]17，有关方寸匕的容量，至今已有5ml、12 ml、10-18 ml、3.6ml、2.74 ml等五种观点，争议可见一斑。 新见的方寸匕实物，首次揭示了这种药量的特殊形制。方寸匕的量身为2.3cm见方的正方形平板，侧面带有长柄。这一形制，正与陶弘景“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的论述相合，揭示了文献记载方寸匕形制的确切含义。以往有不少学者认为方寸匕是一立方寸（2.3×2.3×2.3 cm3）的容积[27,32]。结合新见器物及文献来看，方寸仅指这种量器的平面形制，而非一立方寸的量器容积。 方寸匕因其形制的特殊性，故量值具有一定的不精确性，与一般药量不同。陶弘景在言及方寸匕时，亦谓“抄散，取不落为度”，至于会堆积多少，并没有确切的限定。不过，这一量器在量取粉末状药物时，仍存在一个可以计算的理论量值。方寸匕在抄取药物时，若药末堆积在水平的正方形平面，待药末自然落下后，理论上会形成一正四棱锥形。而粉末在自然堆积并保持稳定时，斜面与底面通常会形成一个固定的角度，物理学上称之为安息角。在安息角形成后，再往上堆加这种散料，就会自然滑下；而在保持这个角度时，散料增高，则会加大底面积。方寸匕量取药末，当同样符合这一物理规律。 我们将正四棱锥的高记为h、底面边长为a，以及棱锥斜面和底面的夹角为θ，则高、底面边长和对应夹角的关系式为： 又根据正四棱锥体体积公式： 将前一式代入，则可得： 此式即是方寸匕的理论容量计算公式。 由于粉末的安息角平均值约为35°-40°[33]，而细小粉末的安息角则会略高[34]表1,[35]，在此暂将中药粉末安息角的平均值定为35°-45°。为求方寸匕的量值区间，可将a值2.3厘米及tan35°（≈0.700）和tan45°（=1）之值带入。计算可知，方寸匕的容量区间约在1.42至2.03 ml之间。若取安息角的中值40°，参考tan40°≈0.839，则可计算得到1方寸匕的理论容量约为1.7 ml。我们实测后得到方寸匕容量约为1.5 ml，也与计算值大致相合。由此，可以暂将1.7ml视为方寸匕抄取药末的理论容量。同时，不同粗细、干湿度的颗粒或粉末的堆量，以及不同时代长度标准下的方寸匕容量，亦略有差异。在明确方寸匕的形制之后，这一量器很容易得到复现，不难对上述不同情况作进一步的细化考察，相信会得到更多的认识。 四．“概”与早期药量的量值取定药量组合中有一件扁平尺状器物。这件器物虽然没有铭文，但我们推测，此器可能便是“概”，即刮量器口所用的小长板。量器在盛量物品时，口部往往会有堆积而出者，需要用片状物加以刮平，而这种器物即是“概”，文献中亦作“槩”。 《说文·木部》谓：“槩，所以𣏙斗斛也。”又“𣏙，平也。”段玉裁注：“㮣本器名，用之平斗斛亦曰㮣。”[36]概虽然不是量器，但因属于量器附带的工具，故常常与量器并提。《汉书·律历志上》即记载：“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以井水准其槩。” [9]《汉书》在言及量器的制作标准时，即讨论了概的制作规范。汉袁康《越绝书》：“胥闻越王句践罢吴之年……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适饥不费。”[37]也是量器与概同时出现的例子。由上观之，这组量器配有概，也就并不意外了。 概的功能为刮平量口，在文献中亦多用作动词。《周礼·考工记·栗氏》记云：“槩而不税。”[38]戴震云：“平鬴区曰概。”方希原曰：“税者，脱然突起，高于量也。言概平之，不使满出。”[39]《管子·枢言》：“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40]《魏书·崔浩传》：“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41]《新唐书·列女传·李畬母传》：“畬为监察御史，得廪米，量之三斛而赢，问于史，曰：‘御史米，不概也。’”李畬作监察御史时，量廪米时不概，而后“母怒，敕归余米，偿其庸，因切责畬。”[42]也说明了古代官方计量粮食时使用概的细节。用量器量取物品时使用概，既具有去除繁冗、近于标准的意义，“概”字亦具有了“大概”、“概括”等不同引申义。 元代王祯曾在《农器图谱集》中指出，农家使用量器时均需用概：“今夫农家所得谷数，凡输纳于官，贩鬻于市，积贮于家，多则斛，少则斗，零则升，又必槩以平之，贫富皆不可阙者；所谓出纳之司，用至巨也。”[43]可知当时量器在量取粮食时皆需要使用“概”。这组东汉药量中“概”的存在，不仅首次揭示了汉代“概”的一种真实面貌，也说明当时使用药量同样需要用“概”刮平量口。这对研究汉代药量的量值取定方式而言，仍是殊为重要的知识。 五．结语古代医学文献对药量进制看似交待清楚，然而不同文献之间却存在较大出入，且相关实物缺乏，导致了药量单位研究的长期争议。新公布的东汉铭文药量，其中四器自铭为“合”、“籥”、“撮”、“刀刲”，首次证实了东汉的药用容量单位体系。其中，合、籥、撮、刀圭的量值分别为20 ml、10 ml、2 ml、0.5 ml，推算进制为1合=2籥，1籥=5撮，1撮=4刀圭。药量所反映的量值与进制，与以往发现的汉代官方量器量值基本相合，说明东汉药量单位采用的即是官方量制标准。量器中方寸匕的出现，揭示了经方中屡屡提到但未曾见过实物的方寸匕的形制。我们据此给出了方寸匕量值的计算公式，并推算1方寸匕抄取粉末的理论容量约为1.7 ml，同时认为，方寸匕随着盛量对象、长度标准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量值。“概”的出现，则说明药量使用中同样需要用“概”刮平量口，这也反映了汉代药量的量值取定方式。这组药量的发现，对于今后的古代药物度量衡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致谢：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王家葵教授、上海市中医文献馆胡颖翀先生的帮助，特此附谢。 参 考 文 献 [1] 熊长云.新见秦汉度量衡器集存[M].北京:中华书局,2018:13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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