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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在由柳州去南宁东的动车上，陈医生紧急救治了一位患者。等她松了一口气，起身准备返座时，却被列车乘务员叫停，让她出示医师证。她表示没有携带医师证后，乘务人员又提出查看她的身份证和车票，并进行拍照存案。同时，还让她写一份情况说明，且必须要在文末注明以上内容是她本人亲笔所写，然后签名画押，留下具体联系方式。这时，陈医生才发现，刚才整个救治过程中，列车员一直在旁边默默录像，事先并没有告诉她。列车员的这一系列操作，让陈医生感觉很受伤。自己好心救人，却被当成了嫌疑犯一样被左查右问，又是录像拍照，又是签名画押。（搜弧新闻3月19日）
平时我们听得较多的新闻都是医生或自愿者人士在列车、飞机、公交或其它场所对突发的病患紧急施救的场景，在一般形成的印象中以及媒体的报导中，显而易见这都是典型的当然也是正面的社会道德彰显，甚至可以算作一种见义勇为的范畴，在当前世风日下的物欲大环境下，至少这种志愿施救的行为，一直还不时感动社会，成为一股难得的社会正能量。可以猜想，当高铁上出现乘客身体突发状况，而且列车员主动询问并找到陈医生前往救治时，毫无犹豫的陈医生应该是出于一名医生救死扶伤的本能施出援手，并成功稳定了病人的情况。本来是一起值得称颂的感人故事，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皆大欢喜才对，偏偏这回列车员搞出了有如南京法官一样的事，象查坏人一样，反而对陈医生进行盘查，这让包括医生在内的社会而言，情何以堪？
这样的新闻看似小事，其实不然，事发后铁路方面的解释，同样越描越黑，表面上是道歉，实际仍然在为自己的劣行进行狡辩，什么“声明出示医师资格证并非规定的程序，留存联系方式和现场救治情况主要是便于后续医院更好的救治-----”，一副欲盖弥彰的样子。其实围观的群众心知肚明，就象媒体所质疑的：网上比较有共识的解释——这更像是列车人员为了防范风险而采取的自保措施。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救治无效，最终家属不满，要追问高铁方面的责任，那么列车员找来的医生有没有医师资格等，就可能成为焦点问题。这才是真正的背景。看起来列车员出于自保免责，毕竟被施救有可能不成功、或事后出事，那么铁路方面首先想到的是将责任推给做好事的医生。毫无疑问作为医生，陈先生不但没有获得铁路方面的感谢，反而被审问，这种沮丧的心情，同样也被他的同事们深感不安，纷纷表示以后不敢再随便在路上救人了，这或许才是比查行医证更可怕的后果。
尽管铁路方面面对社会舆论强烈质疑而道歉，媒体也指出希望借此完善铁路类似紧急施救的标准流程，以防范因救治病人产生的民事纠纷，但这种看似严谨的流程化的紧急施救，真的就管用、或者说真的能解决大多数突发状况吗？我看未必，道理很简单，过去的实践证明，很多时候，突发情况时，周围并没有医生，而是一些受过紧急救护培训的志愿者。最近新闻还报导了一名受过多次救助培训的高中生在路上遇到突然晕倒的行人，在进行心肺复苏按压并成功让病人恢复意识直到120赶到才离开，这一行为同样受到社会高度赞扬。
我们知道，如今全国各地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团体，都会经常组织志愿者集中进行紧急施救培训，包括人工呼吸的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事实上很管用，很多人恰恰是被没有行医证的志愿者临时施救挽救了生命。按照这次查行医证的套路，那今后也就不需要再对社会上的志愿者进行救护培训了。而且医生如果想见义勇为的话，也请随时将行医证带在身上，并按标准的流程参与救助，关键是每次发生紧急状况，周围都必须正好有医生路过恰好遇上。
类似情况到底应该怎样施救？现在铁路部门的行为突然让人们感到了疑惑，平时看似理所当然的做好事，通过这件事，人们突然意识到了其实与其它饱受诟病的见义勇为后果一样，同样存在万一求助失败的被追责的隐患，既然铁路这样强势的组织都感到害怕，何况一般的医生或志愿者呢？以前是老人摔倒没人敢扶，今后恐怕公车上有人发病也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就象有医生质疑的： 如果列车人员为了自保把风险彻底转嫁给医生，那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医生会挺身而出吗？从这一次的讨论来看，就有一些医生表示今后可能袖手旁观，图个清静。因为救人成功了固然可以收获感谢，但万一失败呢？这还不包括那些参与救人的热心的志愿者们，万一失败，没有行医证，只怕要倾家荡产了。
基于公益性质的传统的道德观念一但被扭曲，人们能够想到的要么是自保围观、要么就希望能够由政府出面对做好事进行流程化甚至法制化，试想见义勇为行为都设定一个没有风险或者规避风险的标准流程，人人自危的样子，那这个所谓的和谐社会才是真正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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