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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我们常常把“阴谋”两个字挂在嘴边，用来形容那些见不得光、暗地里使用的手段。而与“阴谋”相对立的，则是“阳谋”，是指堂堂正正、经得起在太阳底下暴晒的谋略。 什么样的谋略是“阳谋”？什么样的谋略又是“阴谋”呢？ 先来说“阳谋”，三国时期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当时天下群雄并起，有诸如袁绍、吕布、袁术、刘表、刘备、孙策等诸侯，其中的袁绍在实力上更是远远比曹操强大。然而朝廷政令一出，群雄无不奉诏而行，为何？难道他们不知道是曹操架空了皇帝，把皇帝当成了傀儡吗？不，他们都很清楚！他们之所以接受朝廷的封赏和调令，是因为曹操在明面上占据着大义的名分，你如果反我那便是反朝廷，我就可号令天下而共讨之。曹操的手段堂堂正正，是摆在明面上的，这种谋略就是阳谋。 什么样的谋略是阴谋呢？魏国皇帝曹睿死后，幼子曹芳即位，大将军曹爽把持朝政。司马懿假装病重，骗取曹爽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等到曹爽等人外出前往高平陵时发动政变，诛杀了曹爽，这就是彻彻底底的阴谋。我的手段和方法不能被你知道，如果被你知道了就不灵了，这就是阴谋的特点。 再比如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将君臣之间的矛盾摆在台面上，彻底解除大将们的兵权，这是阳谋；朱元璋为除掉功臣设立锦衣卫，密探遍及朝野，罗织罪名，一手炮制了“胡惟庸与蓝玉案”，这是让人心惊胆寒的阴谋。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本书堪称是“阳谋”与“阴谋”的代表性著作。一本是《孙子兵法》，讲“阳谋”，论述的是军事，也是做人和做事，因此很多商人对《孙子兵法》极为推崇；另一本是《资治通鉴》，讲的是“阴谋”，论述的是政治与军事的谋略，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满篇都是诛心之语。 《资治通鉴》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编年体通史”，什么叫做编年体呢？就是史书的记载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依次记述的。这不同于《史记》《三国志》等“纪传体史书”。 比如在《史记》中，有“陈涉世家”这一篇，专门就是为了记述陈胜此人的生平，围绕着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写史书。而在《资治通鉴》当中，同一年代同一时间里，各色历史人物纷纷登场。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资治通鉴》的主要编著者是司马光，所以史学界历来将两本书并称，有“史家两司马”的说法。司马迁创作《史记》，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位史官对于其使命的坚持，对于历史记录的忠诚。而《资治通鉴》的创作目的则不同于《史记》，有句话是这样说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资治通鉴》被创作出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让人们通过学习过去发生的历史，用来应对现在发生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将《资治通鉴》称为“帝王之书”，因为司马光等人在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候侧重于描写政治斗争的过程和军事战役的策略，人物形象在书中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书中人说的话、做的事以及产生的结果。成王败寇都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些事都在《资治通鉴》中被放大了。 我们现在去读《资治通鉴》，会看到历史之黑暗，人性之复杂，斗争之血腥，生命之脆弱，在深深的思考之后，谁又能否定它是一本“阴谋之书”呢？ 《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宋神宗御赐的，宋神宗的一句话我觉得用来形容《资治通鉴》最为贴切不过了。他说：“至于荒坠颠危，可见前车之失，乱贼奸宄，厥有履霜之渐。” “履霜”的出处是被称为“大道之源”的《周易·坤卦》，原文“初六，履霜坚冰至”，用来比喻由此及彼，见微知著。在事物的初期，从最微小的细节处看到事态的未来发展，这正是《资治通鉴》想要教给我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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