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春|《隋书·西域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关系考论

文／杨晓春

隋朝与西域关系的探讨，今天可以依据的主要史料是《隋书·西域传》。通过《隋书·西域传》，我们可知隋代与西域的关系基本上开始于隋炀帝时期，而当时的大臣裴矩在其中又起到了特别的作用，尤其是他编纂的《西域图记》一书，对炀帝准备开拓西域起到了鼓动作用。《西域图记》已佚，但在《隋书·裴矩传》中，很可贵地保存了裴矩自撰的《西域图记》的序文，为《西域图记》一书以及隋朝与西域的关系的探讨提供了深入的可能。在利用《隋书·西域传》的材料时，学者自然地会想到《隋书·西域传》和《西域图记》的关系问题。

2004年，余太山先生撰文深入探讨了有关《隋书·西域传》的一些问题，他认为《隋书·西域传》“所列西域各国编次是混乱的，传文出诸不谙西域事情的编者之手；传中所见西域里数堪与前史印证者不多，说明其有独立的资料来源，可能只是利用了大业三年前获得的数据；在史料来源上，只是依据档案编撰，而无意复述裴矩《西域图记》，同样也没有采用韦节《西蕃记》。”对于《隋书·西域传》取材于《西域图记》的看法，他具体地提出了三点无法解释的地方：“第一，裴序称：‘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可是本传（指《隋书·西域传》，下引同——引者）所传西域诸国不过二十国，即使加上西戎三国也只有二十三国。第二，如果说囿于体例，本传只能记述来朝诸国，则传首明载，大业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考虑到这三十余国来朝，均系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的结果，虽然这三十余国朝隋已在裴著完稿之后，但无疑包括在裴著之中。这也说明本传并未参考裴著。第三，裴序明载当时通西域道路（原引道路略——引者），然如前述，传文叙述各国次序全无章法，说明编者对于西域道路走向、以及诸国在交通在线的位置不甚了了。”[1]

对《隋书》所列西域各国编次混乱一点的揭出，我以为甚是。然而对于《隋书·西域传》的资料并非取材于《西域图记》的新说，我以为还有可商之处，谨从《西域图记》成书与体例的理解出发，并根据《西域图记》的佚文与《隋书·西域传》的比较，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向余太山先生以及各位学者求教。

   [1] 余太山《〈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一

首先，《隋书·西域传》的总序特别记录了裴矩的事迹，其中隐约显示了《隋书·西域传》是和《西域图记》有关的。《隋书·西域传》说：

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碯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儛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1]

所谓“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正是《西域图记》记载的国数，见《隋书·裴矩传》所载《西域图记》的序文，曰：“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2]但《隋书·西域传》的叙述和《裴矩传》所保存的《西域图记》序文的叙述是不一致的：《隋书·西域传》说“引”而“致”者四十四国，又似乎说有四十四国的使者入朝，而《西域图记》序文说的是《西域图记》记载有四十四国。我很怀疑《西域传》所言不确。虽然如此，《隋书·西域传》此处的记事仍然显示出它和《西域图记》之间可能的密切关系。

《隋书·西域传》按其细目，共记吐谷浑、党项、高昌、康国、安国、石国、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鏺汗、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附国二十三国的情况，除去吐谷浑、党项、附国三个在隋朝控制下的西北民族（政权），正是二十国，应该就是《隋书·西域传》总序最后所云的“二十国焉”。而《北史·西域传》隋代部分虽然大量承袭《隋书·西域传》，吐谷浑、党项、附国三国却是另外处理，并不收录在《西域传》中。

一般认为在唐初的时候《西域图记》还存在，这是可取的意见，《隋书·裴矩传》中保存了《西域图记》的序文，《隋书·经籍志》著录了《西域图记》（作裴矩撰《隋西域图》三卷），都是明证。但是，我们要知道，《西域图记》只有三卷的规模，却记载了四十四国的情况，则其必定是一种非常简略的记录。我们如果细读《西域图记》序中关于《西域图记》成书的情况：“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3]就会发现《西域图记》的主要内容乃是“依其（指西域各国）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应该就是如现在尚保存摹本的南朝梁《职贡图》那样的画一国使者、旁边有一段题记文字的图文并貌的体例，此种类型的图一直持续到清朝还有绘制。文字部分实质上只是图的题记。因此之故，此书取名为《西域图记》。这样的体例也势必使得文字部分比较简略。

《隋书·西域传》总序最后所云的“二十国”，是承接前面的“四十四国”、“三十余国”而言的。如何理解“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呢？今是指《隋书·西域传》编纂之时，因为《西域图记》记事的简略，《隋书·西域传》势必要增加一些内容，然而大业年间“中国大乱，朝贡遂绝”，所保存的资料也很少，所以《隋书·西域传》也就只采纳了《西域图记》四十四国中在其成书的大业二年之后还有记载的二十国的资料[4]，形成《隋书·西域传》的主体部分。这样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余太山先生的第一点疑惑了。

[1] 《隋书》，卷八十三，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841-1842。

[2] 《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579。

[3] 《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579。

[4] 《西域图记》成书等问题，下节还有专门讨论。

 二

其次，《隋书·西域传》记载诸国中，石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鏺汗、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波斯、漕国十六国所记距离隋朝的里程都是到瓜州的距离，从瓜州这一地名，我们可以确定其资料的来源要早于大业三年。按《隋书·地理志》总序载：

高祖受终，惟新朝政，开皇三年，遂废诸郡。洎于九载，廓定江表，寻以户口滋多，析置州县。炀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并省诸州，寻即改州为郡，乃置司隶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浑，更置四郡。[1]

则称“州”是在炀帝初年改州为郡之前（此前之文帝开皇三年已废郡而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通典·州郡典》“序目上”隋代部分记事大致因循《隋书·西域传》的记载，但在有一处重要的细节方面有所不同，即把炀帝初年改州为郡明确记载为大业三年。[2]不过，大业三年之前或已有改州为郡之举，例如《隋书·地理志》记朔方郡、榆林郡、五原郡、天水郡等都说是大业初置郡，大业初未必会晚到大业三年；《隋书·炀帝纪》大业三年春正月记事已出现武阳郡。也许大业三年是改州为郡完成的时间。

《隋书·地理志》“敦煌郡”下注：

旧置瓜州。[3]

而“敦煌县”下则注：

大业置敦煌郡，改鸣沙为敦煌。[4]

对此，《通典·州郡典》“沙州”条下有更详细的记述：

后魏、后周并为敦煌郡。隋初废，置瓜州；炀帝初废州，复置敦煌郡。[5]

而《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沙州”条则有更明确的记载：

隋大业三年，又罢州（指瓜州——引者）为敦煌郡。[6]

对于《隋书·西域传》而言，符合大业三年前，以瓜州为西域到达隋朝要冲之地为特点的资料，以裴矩的《西域图记》最为可能。

《隋书·裴矩传》记裴矩撰《西域图记》曰：

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7]

东都（初名东京，大业五年春正月丙子改为东都）洛阳的营建肇始于大业元年三月丁未，建成在二年春正月辛酉，[8]则裴矩掌西域诸蕃与中国交市事，并从而撰《西域图记》略在大业二年春正月之后。

《隋书·裴矩传》在上引记述之后，便整段抄录了《西域图记》的序文。接着承上文“入朝奏之”，曰：

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

转民部侍郎，未视事，迁黄门侍郎。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儛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9]

显然，裴矩撰成《西域图记》在大业三年西蕃十余国恒岳助祭之前。《隋书·炀帝纪》记大业三年四月“丙申，车驾北巡狩”；五月“戊午，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六月“戊子，次榆林郡”；“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10]则大业三年西蕃十余国恒岳助祭约在五月。而此前裴矩转民部侍郎、迁黄门侍郎，看来《西域图记》最有可能撰于大业二年。[11]

在《隋书·裴矩传》保存的《西域图记》的序文中，记录了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这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以往学者已多有研究，而这三条道路的出发点都是敦煌（也就是未改称郡前的瓜州）。至此，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前面说到了裴矩撰《西域图记》时尚是瓜州，怎么在序中又出现了敦煌呢？《元和郡县图志》沙州敦煌县下记周武帝时改敦煌县为鸣沙县，“隋大业二年，复为敦煌”。序中的敦煌或是指瓜州所领之敦煌县而言。更有可能的，乃是用了旧地名的缘故。

还有，为什么二十国中惟独高昌、康国、安国、女国四国不记距离瓜州的里程呢？这和《隋书·西域传》编纂时的阙漏不无关系——至少高昌一国就属于这种情况。按《史记·大宛列传》盐水下张守节《正义》引裴矩《西域记》云：“在西州高昌县东，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12]。类似的文字又为《太平寰宇记·陇右道·西州·柳中县》柳中路条所引，曰：“自高昌东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13]仍称裴矩《西域记》，此《西域记》即《西域图记》。

《太平寰宇记·四夷·西戎》“曹国”条记“东至瓜州六千六百里”，“何国”条记“东至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史国”条记“东去瓜州六千里”，“嚈哒国”条记“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朱俱波国”条记“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石国”条记“东南去瓜州六千里”，“吐火罗国”条记“东去瓜州六千七百里”。[14]因为《太平寰宇记》记西域各国时首先记其何时与中国有交往。而西域各国到中国的里程，大致取其与中国最初交往的时期。书中多见记载距离长安的里程，系与汉朝始建立关系者；又见记载距离代的里程，是与北魏始建立关系者；上述记距离瓜州的里程的几例，其中曹国、何国、史国、石国、吐火罗国均有“隋初时通焉”或“隋时通焉”的记载，嚈哒国则更明确地记载为“隋大业中，遣使来贡”，仅朱俱波国为例外。《太平寰宇记》虽然多未明言其资料来源，但是拿来和《隋书·西域传》比较，发现曹国、何国、嚈哒（《隋书·西域传》作挹怛）、石国里程全同，只有史国、吐火罗国里程略异；而《隋书·西域传》却并未列有朱俱波国条。如前引，《太平寰宇记》有明确注出系引裴矩《西域记》者，可见《太平寰宇记》的相关记载都应是从《西域图记》而来的。

虽然《隋书·西域传》并无对朱俱波的专门记载，但却记疏勒“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于阗“西去朱俱波千里”[15]，如果设想成是《西域图记》本有关于朱俱波的记载（裴矩《西域图记序》中所记通西域之中道就经过朱俱波），因为《隋书·西域传》并不全取《西域图记》而删去，也是合适的。

[1] 《隋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校点本，页807-808。

[2]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一，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廷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页4469。

[3] 《隋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校点本，页815。

[4] 《隋书》，卷二十九，中华书局校点本，页816。

[5]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四，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廷云、谢方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页4556。

[6]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2005（1983）年，页1025。

[7] 《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578。

[8] 《隋书》，卷三，《炀帝纪》，中华书局校点本，页63、65。

[9] 《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580。

[10] 《隋书》，卷三，中华书局校点本，页68-70。

[11] 据余太山先生《〈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一文所引述，大业二年也正是日本学者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载《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一文中推测的《西域图记》的成书时间。

[12]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中华书局校点本，页3175。

[13]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六，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页2995。

[14]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三、卷一百八十六，王文楚等点校，中华书局，2007年，页3496、3496、3497、3499、3563、3568、3571。

[15]《隋书》，卷八十三，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852、1853。

 三

康国、焉耆、龟兹、疏勒、于阗、鏺汗、吐火罗、挹怛、米国、史国、曹国、何国、乌那曷、穆国、漕国十五国均记其大业中遣使贡献之事（未明确记载在哪一年），这和《隋书·裴矩传》“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恒岳，咸来助祭”的记载是可以对应的。说明《隋书·西域传》编纂时还利用了反映大业三年西域多国遣使贡献的官方记录。

《隋书·西域传》还明确记安国、石国大业五年遣使贡献之事。查《隋书·炀帝纪》，大业五年平定吐谷浑，高昌王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千里之地，炀帝宴高昌王、吐屯设，“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1]，这三十余国正是《隋书·裴矩传》所说炀帝西巡，谒于道左的“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2]，也是《隋书·西域传》总序中所说的“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安国、石国应是三十余国中的二国。前面各国未见记载，则是《隋书·西域传》乃记首次朝献的时间这一体例的缘故。余太山先生的第二点疑惑是因他认为“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乃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的结果而引出的。而据我上面的认识，是与大业五年平定吐谷浑，高昌王来朝有关的。因而也就谈不上“虽然这三十余国朝隋已在裴著完稿之后，但无疑包括在裴著之中”了。

[1] 《隋书》，卷三，中华书局校点本，页73。

[2] 《隋书》，卷六十七，中华书局校点本，页1580。

 四

而正因《西域图记》主要是以听闻之辞而编纂的，加之《西域图记》是如南朝梁《职贡图》那样图文并貌的体例，所以才会出现国名并不依照传统的交通路线有序地安排，于是显出混乱的状况。《西域图记》不同于亲身前往西域者的旅行记录，是不必按照路线来编排的；况且道路是三条，除了道路经过的国家，还有不在道路上的国家，正如裴矩《西域图记序》所云“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大约也是无法按照路线来编排的。余太山先生的第三点疑惑来自这种无序状况和裴矩的序中明确记录道路之间的矛盾，于是认为《隋书·西域传》不是取材于《西域图记》的。其实，敦煌通西域的三条道路的知识，之于裴矩，仍是听闻之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