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太宗（图片来源于网络） 隋文帝统一全国，政治清明，定《开皇律》，为封建社会的繁盛奠定了基础。隋炀帝继位后，昏庸残暴，贪婪无度，自毁法制，招致隋朝的快速灭亡。唐继隋之后，是历史上公认的最强盛王朝之一。 唐太宗“贞观之治”，唐高宗“永徽之治”，武则天、唐玄宗等开创了一个辉煌荣耀的大唐。在这荣耀的光环之下，既有廉洁之士的锦上添花，也有贪婪之辈的飞蛾扑火。 隋唐时期的清官中，位高权重的高官偏多，尤其是位至宰相的较多，如狄仁杰。隋唐时期多谏官，其于百姓社稷敢于直言，敢于谏言，如大家熟知的谏臣魏征。一般情况下，这一时期清官都家风良好，受家庭影响比较大。这一时期清官典型人物主要有：梁彦光、赵轨、房恭懿、公孙景茂、辛公义、柳俭、郭绚、郭肃、刘旷、王伽、魏德深、吉翰、杜骥、申恬、甄法崇、王洪范、郭祖深、张膺、明亮、杜纂、窦瑗、孟业、苏琼、李君球、崔知温、高智周、韦机、权怀恩、冯元常、蒋俨、王方翼、薛季昶、张知謇、杨元琰、倪若水、李濬、宋庆礼、姜师度、潘好礼、杨茂谦、杨瑒、崔隐甫、李尚隐、吕、萧定、蒋沇、薛珏、任迪简、范传正、袁滋、薛苹、阎济美、韦仁寿、陈君宾、张允济、李素立、孙至远、薛大鼎、贾敦颐、田仁会、裴怀古、韦景骏、李惠登、罗珦、韦丹、卢弘宣、薛元赏、狄仁杰、姚崇、宋璟、徐有功、陆贽、崔戎、房玄龄、韩休、马周、张玄素、李大亮、王珪、戴胄、卢怀镇等。该时期有部分皇亲国戚贪污腐败严重，仗着皇家权势作威作福，如历史上有名的外戚杨国忠、武三思等。因为科举制的盛行，有部分贪官虽贫苦出身，开始兢兢业业，后来却走上贪腐之路，而且一贪就一发不可收。加之佛教在这一时期盛行，也有部分人打着佛教的幌子进行贪腐，武则天时期的薛怀义就是利用白马寺住持的身份进行贪腐的。这一时期贪官典型人物主要有：刘昉、许敬宗、裴蕴、李义府、陈少游、李锜、王缙、元载、王播、杨国忠、王涯、李绅、长孙顺德、张祜、王智兴、李辅国、郑译、杨素、宇文述、虞世基、宇文化及、封伦、李元婴、来俊臣、薛怀义、张易之、武三思、宗楚客、宋之问、崔湜、李林甫、王鉷、高力士、鱼朝恩、窦参、裴延龄、王伾、李锜、王锷、郑注、仇士良等。 隋唐时期贪廉特点的形成，主要缘于以下几点： 从皇帝执政风格讲，隋文帝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制度改革，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制，确立三省六部制，提出“存要去闲、并大去小”，裁汰冗官，合并郡县，并建立了科举制度。隋文帝虽贵为天子，却食不重肉，用不重金，提倡官员节俭，为了惩治贪官，发明了“钓鱼执法”，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曾一次罢免河北52 州贪官污吏200 人。而隋炀帝却穷极华丽，大修苑囿，弦歌达旦，挥霍浪费。隋炀帝游江都时，曾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浪费严重。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主，他以隋王朝的覆灭为鉴戒，勤于政事，精于用人，严于治贪，开创了“贞观之治”。太宗“深恶贪浊，有枉法贪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谴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李世民在位期间，是历史上贪污腐败最为收敛的时代之一，盛世清风习习，为百姓所称道。武则天时期，为了反腐败，实行“开放言路，言者无罪”，做到“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发动百姓反腐倡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唐玄宗时期，腐败现象比较突出，又数次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最后被拖入战争泥潭，将国库掏空，使全国陷入经济危机，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从廉政和腐败惩罚制度建设讲，首先，隋唐重考课制度。“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隋唐考课制度把为官的道德品质（四善）作为考课官吏的重要标准，同时又兼顾了为官的才能（二十七最），体现了封建社会“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的任官原则。隋唐考课制度把国家机关全体公职人员纳入考课对象，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充分发挥了国家的统治职能，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其次，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隋唐时期，对官吏贪赃枉法、失职、擅权、泄密等罪行的惩罚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如规定贪赃枉法罪，是指“受人财请求，有事以财行求，受所监临财物，受旧属财物，坐赃等犯罪”；擅权罪则指官吏滥用或越权行为，唐律规定，凡非法或擅自兴造，非法聚敛，擅自奏改律令式，代署代判者，均判处刑罚。唐代以后，各代对于官吏失职、枉法的规定基本上沿用唐律规定。还有，建立监察制度。唐朝的御史台下设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执掌纠举中央百僚，参加大理寺审判和审理皇帝交付的案件，置侍御史；殿院、察院掌理巡按州县，监察地方官吏，全国共分十道（后增为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唐初，监察御史基本上沿汉代“六条问事”进行纠弹，权限广泛，从农业管理到户籍状况，从官吏考课到擢拔德行茂才。御史可以“风闻上奏”“独立弹事”。 从统治社会的主导思想讲，隋代佛教有了创造性发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化佛教的新阶段。隋文帝提倡佛教，也有社会现实的需要。南北朝以来，佛教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隋灭陈时，致使许多寺院毁于战火，又令建康的城邑宫室荡平耕垦，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这种强行压制佛教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招致广大信徒的不满。在这种情势下，隋文帝普诏天下，听任出家，全面支持和复兴佛教，对于缓和民族矛盾，召唤流民归土耕垦以及隋王朝赢得民心、巩固统治都非常有利。唐时宗教在社会上的地位最盛。唐武宗时对佛教采取高压政策，史称会昌灭法，使除禅宗、南宗等少数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别从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虽不及道教，但其传播范围之广、经济实力之大、信徒人数之多都远在唐代道教之上。道教遵奉老子李耳为神，由于唐朝皇室姓李，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规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会也很流行。玄宗曾亲自注解《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道举与儒家经典，同列《明经》科举人策试教本，明显有将道家列为国学，颇有与儒家经学齐足并驰的意义。除了佛、道二教外，还有伊斯兰教、景教、拜火教与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但社会影响力较小。唐代对外来宗教相对宽容，其间多有外来教士传授教法。 从社会风气讲，隋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个时间跨度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创新集中，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朝代。隋的文化特点归纳起来就是创新与融合。汉族在隋建立后的文化特色比隋前时期更加多元化、复杂化。从而使文学、文艺作品的创作、欣赏、交流不再是士族阶级和上层统治者的专属品，而是逐渐被“市井草民”“山野村夫”的下层阶级所认可和从事。使隋建立后的文学、文艺作品具有更多特色和更加亲民，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唐朝的社会风气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自由开放，天宝之前的大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其二是平等重人，唐朝的爱民、重人政策促进了平等思潮的兴起，使平等待人、尊重弱者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当时的将相大臣大多宽厚、谦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不仅是上层人物能够宽厚待人，而且普通老百姓也能自尊自重。 从官场习气讲，隋文帝时期，提倡节俭，以身作则，官员大多清廉且对贪赃讳莫如深，到隋炀帝时期，皇帝个人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好大喜功，导致官场习气乌烟瘴气，腐败横生。唐朝初期，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唐朝中后期，官员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腐败亦在所难免，随之又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种种弊政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日渐衰落，最终坍塌。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腐败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开花节节高”。史学家钱穆计算，唐初俸制，官一品月俸三十缗（一千钱称缗，同贯），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到开元年间，官俸数倍于唐初，天宝年间又数倍于开元。屡次加薪之后，大历年间官一品月俸已达九千，直到最后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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