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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化繁荣的原因是后世长期追寻的一个话题，而唐文化的兼容并包是其文化发展繁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兼容并包，不仅仅表现在对待诸多文化，诸如接纳摩尼教、景教等外来宗教，京城流行羌笛、琵琶、胡旋舞等来自西域的音乐舞蹈等。同时，中国传统的宗教艺术等，也和谐地存在于当时，也是唐代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内容。近期，阅读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今对其中一篇《唐故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略作解读，并求教于方家。 《唐故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守黄门侍郎许敬宗制 弘文馆学士欧阳询书，原文今迻录如下： 和尚自说姓张名真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隋故特进蜀人段经、兴善寺僧释永蒨并见和尚于太清初出入中条，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隋氏末年，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负杖挟镜，或征索酒肴，或十余日不食，预言未兆，题识他心，一时之中，分形数处。属我皇应运，率土崩裂，和尚竟著先知，驻锡黄龙寺。迨于定鼎，果获奇验矣。武德二年五月廿有九日，即化于卧龙寺之禅堂。先是移寺之金刚像出置户外，语僧众曰：“菩萨当去尔。”越旬日，无疾而逝。沉舟之痛，有切皇心，殡葬资须，事丰□厚。迺以武德三年秋九月四日葬于万年县凤□原。望方坟而揜涕，瞻白幕而惊心，爰诏有司，式刊景行。其铭曰： □化毘城，金粟降灵，猗欤大士，权迹帝京。绪胄莫明，邑居孰见？譬彼涌出，犹如空现。五尘夙离，三条九依，戒珠靡缺，忍铠无违。智灯含焰，慧驾驰騑，哀兹景像，悲斯风电。将导舟梁，贻我方便，行烦心寂，□□□□。观往测来，睹微知显，石□亡儒，皇开□贤。反初息假，薪绝火燃，神明何计，暗石空传。[周绍良 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周绍良先生直接将这片墓志归为伪文，原因周先生并未明言。今谨从史传求索之。墓志撰写者许敬宗，新旧《唐书》有传。《旧唐书》卷八十二《列传》第三十二《许敬宗传》载：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阳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属文，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善心为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转，投于李密，密以为元帅府记室，与魏徵同为管记。武德初，赤牒拟涟州别驾。太宗闻其名，召补秦府学士。贞观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绖。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或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61页。] 今从《旧唐书》本传可知，许敬宗（592-672）乃唐高祖、太宗、高宗时著名文士、大臣，为黄门侍郎时在贞观十七年。而此祭文中称墓主黄叶和尚于武德二年五月廿有九日去世，武德三年秋九月四日葬于万年县凤（栖）原。按照一般唐人风俗，一般人死后家人或亲朋请当时名人撰写墓志文，请人刻石为墓志铭，然后藏之于墓中。从志文可知，黄叶和尚的墓志文最晚应该是武德三年九月四日前书写并镌刻。而志文伪托为初唐以文学名世的许敬宗所撰写，无疑是为了提高墓志的地位，但是从史书记载我们可以得知，许敬宗在武德三年时地位尚低，为黄门侍郎时则要到太宗贞观十七年。因此，周绍良先生直接将这片墓志归为伪文。确实，从许敬宗任职时间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是后人为了抬高这位僧人的声誉而伪造的一篇当时名人所作的伪墓志文。而且这篇伪墓志文伪造的墓志文的书写者为“弘文馆学士欧阳询”。 考之于《旧唐书》一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三十九上《欧阳询传》载：欧阳询，潭州临湘人，陈大司空頠之孙也。父纥，陈广州刺史，以谋反诛。询当从坐，仅而获免。陈尚书令江总与纥有旧，收养之，教以书计。虽貌甚寝陋，而聪悟绝伦，读书即数行俱下，博览经史，尤精《三史》。仕隋为太常博士。高祖微时，引为宾客。及即位，累迁给事中。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魁梧耶！”……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74页。]从史传所载可知，欧阳询乃有唐一代书法大家，和本文前面所论述的一样，欧阳询本人在武德年间，官职甚微，至太宗贞观初年，始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金涛声先生将欧阳询生卒年考证为公元557-641年，即卒于贞观十五年。[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7页。]和前面所论述的一样，在本墓主黄叶和尚去世的时候，不论是墓志文的文本制作者文学大名士许敬宗还是墓志的书写者书法大名人欧阳询，二人的官职都尚未做到墓志文所“伪造”的他们后面的职官。因此，这篇墓志文是后人所伪造的一篇墓志文，周绍良先生将此篇文章归为伪文是没问题的。 《旧唐书》卷八十《列传》第三十《褚遂良传》载：褚遂良，散骑常侍亮之子也。大业末，随父在陇右，薛举僭号，署为通事舍人。举败归国，授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29页。]从《旧唐书》欧阳询本传及褚遂良传可以看出，在初唐时期，不论是唐高祖还是唐太宗，都对六朝时期的王羲之书法非常推崇，也直接造成了王羲之书法热。而欧阳询本人，虽貌丑，但是书法“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欧阳询与虞世南、褚遂良及薛稷因对王羲之书法的精熟而为初唐书法代表人物，也创造了我国书法史上的一段佳话，也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书法界的领袖人物。 而许敬宗，在新旧《唐书》中，特别是《新唐书》中，虽对其为人评价甚低，《新唐书》径直将其归入《奸臣传》，但对其文学才能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的确，许敬宗作为初唐文学的代表，撰著颇丰，自贞观后，许敬宗监修国史，先后参与或主持《晋书》、《高祖实录》、《姓氏录》、《永徽五礼》、《西域国志》、《文馆词林》、《文思博要》、《瑶山玉采》、《方林要览》、《东殿新书》、《本草图经》等书之编撰，厥功非细……敬宗“文学宏奥”（《旧唐书》本传后论），《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载有《许敬宗文集》八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六十卷，疑误），与其所修书皆佚。《全唐诗》卷三五录存其诗二八首，卷八八二补二首。《全唐诗补编▪续补编》卷一补一首，《续拾》卷三补一八首又一首，多为奉和应制之作。《全唐文》卷一五一、一五二录存其文二卷。《唐文拾遗》卷一六补一篇，《唐文续拾》卷一又补二篇。[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8页。]许敬宗历仕唐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在（太宗贞观）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高宗在春宫，迁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亲伐高丽，皇太子定州监国，敬宗与高士廉等共知机要。中书令岑文本卒于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显庆元年，加太子宾客，寻册拜侍中，监修国史。三年，进封郡公……龙朔二年，从新令改为右相，加光禄大夫。三年，册拜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并依旧监修国史。乾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与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马入禁门至内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61-2673页。]许敬宗在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特别是至高宗朝，声望甚隆。而本墓志文署其官职为守黄门侍郎，如前文所考，许敬宗任此职乃在贞观十七年至贞观十九年。因为贞观十九年，许敬宗已经从“迁为太子右庶子”到“以本官检校中书侍郎”了。而中书侍郎 “正第三品：侍中、中书令、吏部尚书、(旧班在左相上，《开元令》移在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旧班正四品上，大历二年升。”[[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91页。]因此，从前面我们对欧阳询的履历可知，他于贞观15年即已去世，而许敬宗在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篇伪造的墓志文的时间实在贞观十七年到贞观十九年间，许敬宗为弘文馆学士时期。结合墓志文中所说的墓志人黄叶和尚武德二年（619）五月廿有九日去世，武德三年（620）秋九月四日葬于万年县凤（栖）原，而结合前文作者所考证的墓志文的书写者欧阳询和墓志文的制作者许敬宗的任职履历，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应该是在黄叶和尚去世后，后人于贞观十七年至贞观十九年“制作”而成的，是一篇后人精心伪造的墓志文。如果根据周绍良、赵超先生在《唐代墓志汇编》之“编辑说明”二、“本书依照志主落葬日期先后为序进行排列”[周绍良 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编辑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那么这篇伪墓志文的排列放在贞观十七年为妥。[有学人以为这篇墓志铭乃后来贞观十七至十九年时后人为黄叶和尚迁葬或者重修坟茔时所为，按照一般人死后这些都是可能的。但这篇墓志铭仍存疑问，其一，若这篇墓志铭为许敬宗所制，但今《许敬宗集》及《全唐文》不存这篇文章，后世的《金石录》、《宝刻丛编》亦不载；其二，若这篇墓志铭真为许敬宗和欧阳询所制所书，无疑是一件盛事，而能让此二位亲自去做，只能是当时的皇帝，但在新旧《唐书》许敬宗传及欧阳询传中均无言及；其三，对照今存许敬宗其他墓志铭，如《文苑英华》卷九百十一许敬宗所做的《唐并州都督鄂国公尉迟恭碑》，无论从语言的华美整饬，还是文体的骈散结合，都是我们这篇《唐故卧龙寺黄叶和尚墓志铭》不能比的。因此，笔者仍以为这篇墓志文是后人伪造的。不过，历史上确实有过二人共同教授生员的经历，《唐会要》卷六十四载有：贞观元年（627年）敕：“现在京官文武职事五品以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弘文馆内学书。其书法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黄门侍郎王珪奏：“弘文馆学书之暇，请置博士，并肄业焉。”敕太学助教侯孝遵授其经典，著作郎许敬宗授以《史》、《汉》。的确二人曾有共同教育生徒的经历，但二人在贞观元年的仕历也是非常清楚的，职位尚微。] 经历了隋末的动荡，初唐之高祖、太宗皇帝励精图治，特别是太宗皇帝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辅佐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在历经了杨隋王朝短暂的整合南北文化所缔造的融合的大一统文化后，大唐文化的发展终于在初唐渐渐走上了正轨。不论是王朝所推崇的儒家文化，还是唐王朝代表人李氏所标榜的道家先祖文化，都在新的王朝里都获得了新的发展的契机。在有唐近三百年时间里，道教始终受到王朝政权的扶植和崇奉。道教宫观便布全国，道教信徒众多，道教理论、道教科仪、修戒等都等到了全面的发展，可以说唐代道教是我国古代道教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而道教之所以在唐代得到如此大的发展，这与唐王朝对道教的相互利用是分不开的。 在初唐时期，唐代统治者利用道教来制造皇权神授的舆论，崇奉老子，借老子以抬高唐王室的地位，以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隋朝末年，社会上即流传着“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将有老君子治世”等政治谶语，在当时影响很大。隋末起义领袖李密、李轨等均曾利用它而称帝，唐高祖李渊也因姓李而遭到隋炀帝的猜疑。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于晋阳起兵，也正是利用了“李氏将兴”这类政治谶语，在李渊起兵之前，一些有识的道教徒即积极地向其表示支持。在道教徒的著作《混元圣纪》卷8载：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楼观道士歧晖（后改名歧平定）就对弟子说：“天道将改，吾犹及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歧晖是否在大业七年说过这些话语，是否在唐高祖起兵前即有这么大胆的预言，这些现在都不可考。但这些出自道教徒的著作至少向人们表明在隋末大动乱中，道教徒也在积极地寻求新的政治依靠。同书还记载，李渊晋阳起兵不久，歧晖即积极响应，称李渊为“真君”、“真主”，在人力、物力上支持唐军。“唐高祖初起兵于晋阳，帝女平阳公主，柴绍妻也，亦起兵应帝，屯于宜寿宫，晖逆知真主将出，尽以观中资粮给其军，及帝至蒲津关，晖喜曰：‘此真君来也，定四方矣。’乃改名为‘平定’以应之，仍发道士八十余人向关应接。” 其实，不仅歧晖一人如此积极地向唐高祖输诚。隋末著名道士王远知（公元528—635年）亦是如此。《旧唐书》卷192《王远知传》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5页。]对此事叙述得含含糊糊。在道教著作《混元圣纪》卷8即颇为详细地记载了与此相关事情：“初，高祖诏玉清观道士王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尝奉老君旨，预告受命之符也。”从这两个记载中不难看出当时事件的原貌：王远知虽身为道士，但却洞察政治变化[《旧唐书·王远知传》载其曾历经“陈主”、“隋炀帝”，颇有政治洞察力。在隋唐更迭之际，他极力投合李唐政权。见[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25－5126页。]，在李渊起兵之前，自称奉老君旨意，利用当时民间谶语，称李渊将受天命，从而赢得了政治领袖的支持。 唐王朝不仅仅在其军事斗争初期中利用道教为自己制造舆论，建国以后，统治集团更是有计划的利用道教为自己编造政治神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正月，刘武周派遣宋金刚领兵攻打晋阳，与李世民所率唐军相持于绛州，李世民为了鼓舞军心、神化唐王朝，便编造了一个老子显圣的神化。道教著作《混元圣纪》卷8记载了这件事情：绛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须发皓白、骑白马的老者，“老人谓善行曰：‘与我语大唐天子李某，今得圣治，社稷延长，宜于长安城东置安化宫而设道像，则天下太平。’言讫腾空而去。”此后吉善行又声称两次在该地见到老人，老人“谓善行曰“‘吾前语汝记得否？答曰：‘并记得。’老人曰：‘汝即入奏天子，道我所言。’老人又曰：‘我是无上神仙，姓李字伯阳，号老君，即帝祖也。亳州谷阳县有枯桧再生，可以为验，今年平贼后，天下太平，享国延永。’”吉善行将此事报告给晋州总管府长史贺若孝义，贺若孝义把吉善行引见给李世民，李世民命其入奏唐高祖，高祖大喜，授吉善行朝散大夫，并赐以御袍、束帛等，于羊角山建太上老君庙。从歧晖、王远知、吉善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尊“老子”、神化“老子”的运动在唐初开展得轰轰烈烈。在《中国道教史》中，这样评价这个历史现象： 唐王朝所以尊老子为“圣祖”，除了可以应“老君子孙治世”的谶言而在政治舆论上获得好处外，同时也为了抬高唐宗室的社会地位。因为当时有人认为唐宗室为少数民族，是北魏拓拔氏之后，这在当时重门第的社会中，显然是个不利的政治因素，他们需要攀附一个汉族的名门望族，以抬高唐宗室的社会地位。故利用老子降显的神化，标榜唐宗室为神仙老子后裔。……唐初尊崇老子，神化老子，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269页。] 从道教史可以看出，唐宗室与道教徒之间互相利用，道教徒借统治者来提高其地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在当时情景下，佛教徒不可能无动于衷。因此，我们从本墓志文也可看出：黄叶和尚其实是隋唐易代之际一个非常普通的佛教徒，“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隋故特进蜀人段经、兴善寺僧释永蒨并见和尚于太清初出入中条，往来都邑。年可五六十岁，未知其异也。”是一位不知名的僧人。在《续高僧传》中并无记载。而这样一位僧人，“属我皇应运，率土崩裂，和尚竟著先知，驻锡黄龙寺。迨于定鼎，果获奇验矣。”竟能未卜先知，预言唐王朝将取代杨隋王朝，不能不说是这位僧人的神异之处。道教徒能编造隋唐时期的政治神话，佛教徒又岂能不明白其中玄机？因此，这样一位普通僧人，如果依据《高僧传》对“高僧”的界定，无疑是无法归入其类的。但这位僧人却能在李唐定鼎之前，预言李氏的成功，因此就显得这位僧人不简单了。因此才有了他的墓志文的制作者竟然是当时显贵的大文人许敬宗，书写者也是当时书法界的高手欧阳询。僧人的门徒伪造了当时文学界和书法界的两位大师级人物为其师制作墓志，也可以看出造伪者的一篇良苦用心。而这篇伪墓志文背后透露出的竟也是这样丰富的内涵：文学、书法和佛教是这样和谐地为这位普通的黄叶和尚延续了声望，三种艺术和谐地共存在这样一个碑志上，也再次彰显了唐文化和谐共存的事实。 稍微遗憾的是，如果我们能看到周绍良先生的原拓本，能亲眼目睹伪欧阳询书法的碑刻原石，摩挲伪许敬宗的志文，该是怎样的一种幸运啊！ 原载：《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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