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古音”主要是指宋以后的音。《切韵》问世以后影响很大，历代科举考试、审音正音都以之作标准，《切韵》亡而《广韵》存，《广韵》就是《切韵》音系的代表。《广韵》刊行后影响很大，关注人就多，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修改、增订、缩略《广韵》之作不断出现，形成一系列《广韵》系的后出韵书，这类继承中古音系传统的韵书直到清末还时有出现。 直接反映时音的韵书、韵图在近代数量也很大，它们记录了近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史，全面展示了中古音系向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演化的进程。近古音系或称近代音系，主要指元明清时期汉语实际的语音状况。它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音系，而是近代不同时段、地域多个不同的实际语音系统的统称。就近代音主要的代表性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总体上是音系简化了。声母系统主要表现为，全浊声母清化而消失，知庄章三组声母合流，轻唇音声母非敷奉合流等，以十九母、二十母、二十一母为多见。韵母系统，入声韵消失，[－m]韵尾消失，主元音合并，四呼形成，从中古十六摄向《中原音韵》十九韵发展，韵母数量大大减少，一般都在五十个以内。声调系统，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打破中古声调类型的基本格局，重建了近现代汉语的声调类型。总之，近代汉语六百多年的语音发展，完全脱出《切韵》音系的千年藩篱，为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1、《广韵》后韵书的沿革 《集韵》是《广韵》的增修本，成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丁度等奉诏依“务从该广”的原则为补《广韵》“繁略失当”而加以重修，书成赐名《集韵》，意谓“集大成之韵书”。《礼部韵略》是《集韵》成书之初，丁度等奉诏“刊定窄韵十三处”编成的缩略本，成为宋代科考的官家标准韵书。至南宋末二百多年间，《礼部韵略》不断增补修订和翻刻，新版印行则旧版废弃，尤以国子监统一刻印颁行的“监本”为多，然均已亡佚。今见者有绍兴年间毛晃父子所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1162）、淳熙年间《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淳祐年间江北平水人刘渊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把《广韵》206韵归并为107韵，即把传统的“同用”数韵归并为一韵。刘渊书后亡佚，元黄公绍作《韵会》时所分107韵正由此而来。金人平水书籍王文郁也撰有《平水韵略》（1227），将“拯、等”并于“迥”，为106韵，少刘渊一韵。后“诗韵”普遍用106韵，通称“平水韵”。从《切韵》到《唐韵》到《广韵》，再从《集韵》《礼部韵略》到“平水韵”，分韵有多有少，收字、训释逐渐增多，但整体语音系统并无多少改动。“诗韵”（平水韵）一直沿用到明清，都沿用106韵而不改。其后出现的《会文堂词韵》、《词林正韵》等“词韵”之书，虽然在韵类归并上与“平水韵”差距很大，也部分地反映了实际的语音变化，但词韵类韵书总体上与诗韵类一样，仍然只是对《广韵》韵类的改并，基本语音系统仍未变，仍然属于《切韵》音系的韵书。 近古沿袭中古《切韵》音系的韵书也有改变较大的，如金朝真定松水人韩道昭在《广韵》、《集韵》基础上编成的《五音集韵》，成书于金泰和八年（1208），收字、篇幅与《集韵》相当，但韩氏照顾当时北方语音的实际情况，将206韵合并为160韵。该书最大特点是把宋代等韵图所用的字母、等呼概念引入韵书，各韵之内用三十六字母次序来统率所收韵字并分列小韵，且标明每个小韵属四等中的哪一等，编排风格上大胆突破而具有一定的变革精神，影响了此后的等韵图和新式韵书的制作，如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明兰茂《韵略易通》深受其影响。又如元黄公绍为“正千余年韵书之失”而编成《韵会》（1292），篇幅浩大，熊忠摘录其要编成《古今韵会举要》（1297），采用刘渊107韵，依《五音集韵》体例按七音清浊三十六字母列字，更重要的是在各韵之下又参照当时韵书《蒙古字韵》《七音韵》所反映的实际读音再分音类，在同一平面上显示“旧韵”与“今韵母”之间的分合情况，显示了中古音向近代音演化的诸多事实，如入声韵尾的消变，舌音、齿音声母的合并，韵母主元音的合并等。这类韵书的改革，为全面反映近古时音的新型韵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2、《中原音韵》音系及其相关韵书 近古音系最具代表性的韵书是元代周德清编撰的《中原音韵》，它在汉语语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前已出现过反映元代实际语音系统的《七音韵》、《蒙古字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等韵书，表现了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诸多变化，已是《中原音韵》的前兆。 《中原音韵》成书于元代泰定元年（1324），主要据当时著名戏剧家关汉卿、郑光祖等人的作品，即根据当时北方地区的元曲用韵编写成的一部韵书，主要以通行于北方广大地区的“中原之音”为依据，编撰目的是“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为时人制作词曲提供音韵规范。其体例首先分十九韵部来列同音字表，不标声母和介音，不注反切和直音，也不释义。这种全新的韵字排列完全颠覆传统韵书的体例，既直接地展示当时北方话的声调系统，又适应元曲格律和用韵的实际需要，是当时实用性很强的通用韵书。其《韵谱》把收集到的5866个元曲常用韵脚字分类编成曲韵韵谱，依据当时北方通用语的语音系统把它们划分为十九个韵部，在每个韵部下依声调分成“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而入声字则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和去声之中；再在每个声调之下，又按照声母的不同，分别列出一组组同音字，并用圆圈隔开，其结构更像一个由同音字群组成的巨大字音表。十九个韵部按小韵作归纳分析，各部分别可得出一至四个韵母不等，总计有47个韵母，即《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有关《中原音韵》声韵调系统及其音值的研究有多家，这里采用的是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的结论与拟音： 一 东钟 uŋ iuŋ 二 江阳 aŋ iaŋ uaŋ 三 支思 ɿʅ 四 齐微 ei i uei 五 鱼模 u iu 六 皆来 ai iai uai 七 真文 ən iən uən iuən 八 寒山 an ian uan 九 桓欢 on 十 先天 iɛn iuɛn 十一 萧豪 au iau iɛu 十二 歌戈 o io uo 十三 家麻 a ia ua 十四 车遮 iɛ iuɛ 十五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十六 尤侯 əu iəu 十七 侵寻 əm iəm 十八 监咸 am iam 十九 廉纤 iem 《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与《广韵》相比，明显简化了许多，《广韵》有206韵142个韵母，《中原音韵》只有19部47个韵母。大量简化主要有如下原因：1）入声韵全部派入相应的阴声韵中去了；2）《广韵》把声调不同而韵母相同的字分列为不同的韵，《中原音韵》的一个韵部就包括平、上、去声调不同的韵，韵目数大大减少；3）《广韵》是综合性读书音系，分韵数很多，《中原音韵》基本上是单一音系的实际读音，故韵类和韵母数都少得多；4）韵母的合流，汉语语音发展到元代，很多《广韵》有区别的韵母都合流了。 对《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作过研究的有罗常培、赵荫棠、陆志韦、李新魁等，这里仍取杨耐思先生的21声母及其拟音： 唇 音：帮[p] 滂[p‘] 明[m] 非[f] 微[v] 舌 音：端[t] 透[t‘] 泥[n] 来[l] 齿 音：精[ts] 清[ts‘] 心[s] 章[tʃ] 昌[tʃ‘] 生[ʃ] 日[ʑ] 喉牙音：见[k] 溪 [k‘] 疑[ŋ] 晓[x] 影[Ø] 与中古“三十六字母”比，《中原音韵》全浊声母已全部清化，发音部位和方法有明显的合流、简化：“帮－帮并、滂－滂并、明－明、非－非敷奉、微－微、端－端定、透－透定、泥－泥娘、来－来、见－见群、溪－溪群、疑－疑、晓－晓匣喻、影－影喻、精－精从照、清－清从穿、心－心审邪床、章－照床知澄、昌－穿床彻澄禅、生－审床禅、日－日”。 《中原音韵》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类已同近现代普通话。从《广韵》音系到《中原音韵），声调的变化是“平声分阴平阳平”、“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和“入声派入阳平、上声和去声”。“入派三声”的规律是全浊入声字变为阳平，次浊入声字变为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则全部变为上声，此时清声母入声字还未散入阴平、阳平和去声中去，故有别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入派四声”。 《中原音韵》行世后，影响很大，补订与改作之书时有出现，内容大同小异，音系变化无多。这类“《中原音韵》系韵书”多是曲韵书，主要有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又名《北腔韵类》）、已亡佚的《中原雅音》（明章黼《韵学集成》多所引述）、明宁献王朱权所撰《琼林雅韵》、明陈铎撰《词林韵释》（又称《菉斐轩词林要韵》）、明王文璧《中州音韵》、明范善溱《中州全韵》以及清王鵕《中州全韵辑要》、清周昂《增订中州全韵》、清沈乘麐《曲韵骊珠》等，北曲类韵书基本与《中原音韵》同，南曲类韵书则以《中原音韵》为主而兼及南方音特点，主要是入声及个别声母的分立。 3、明清时代的其他韵书 明清相继出现了一批反映近代汉语各类语音状况的韵书，提供了许多口语语音的材料。近代音音系的研究可分“官话音系”和“方言音系”。官话音系也不是单一的，不但各时段的官话音韵文献所反映的官话音系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时段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音韵文献反映的官话语音也常有声韵调某方面的差异。近代汉语官话的发展受到各种不同环境的影响，其语音标准不大可能很严格和同一，致使历朝官话乃至同一朝代的官话往往是在大同之中存小异，有共同的演变大趋势，又有各呈异彩的小特色。有关近代音的音韵文献很多，其中方音文献尤为丰富，难以一一介绍，只就官话音系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作简略性介绍，以便上承《中原音韵》音系，下接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 明乐韶风等奉诏编撰的《洪武正韵》成书于洪武八年（1375），其《序》强调编撰宗旨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而“复恐拘于方言”，可见它追求通用规范的目标与《中原音韵》是相同的，推崇北方共同语的“中原雅音”，也就是明朝官家通用的规范语音，即明代初期的官话。《洪武正韵》分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平、上、去三声各为22韵，共得66韵；入声韵10部10韵，总共为76韵。这个分韵系统既是对毛氏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改并重编，也参照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声调上平声不分阴阳，声母上保留了全浊声母，这也有存古的意味。其声母根据书中反切可归纳为31类，对中古三十六字母有所归并，即“非敷”合一，“知照、彻穿、澄床、泥娘”相混等，这个声母系统与反映当时语音实际的《蒙古字韵》是基本相合的。应该说，《洪武正韵》基本上反映了明代初年通用的官话语音系统，同时也有参照和迁就传统韵书的成分，有它特定的研究价值。 明兰茂《韵略易通》编成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距《洪武正韵》六十年左右，反映的是当时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官话实际语音。《韵略易通》用一首《早梅诗》分声母为20类，据王力的拟音为：“东[t ]、风[f]、破[p‘]、早[ʦ]、梅[m]，向[x]、暖[n]、一[ø]、枝[tʂ]、开[k‘]，冰[p]、雪[s]、无[v]、人[ʐ]、见[k]，春[tʂ‘]、从[ts‘]、天[t‘]、上[ʂ]、来[l]”。与《中原音韵》21声母比，只是将疑[ŋ]母字并入了零声母。《韵略易通》分20个韵部，与《中原音韵》的19韵比，只是把“鱼模”分为“居鱼、呼模”两部，反映了撮口呼[y]的成立。声调上平声字分阴阳，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明末，山东人毕拱辰改并《韵略易通》为《韵略汇通》，把20韵部归并为16韵部，反映了二百多年间的实际语音变化，即北方话收[－[m]尾的韵母消失而归并于收[－n]尾的韵母等。 明徐孝编《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刊行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全书四个部分中有韵书《合并字学集韵》、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简称《等韵图经》），韵书和韵图相配合，虽托名重订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实际内容却反映了当时顺天（北京）一带的语音实际。声调分“平（阴平）、上、去、如（阳平）”四声，入声已真正消失。韵母系统将十六摄合并为十三摄，韵尾收[－m]的“深、咸”两摄并入[－n]尾韵中，“梗、曾”并入“通摄”，“江”并入“宕摄”，又增“垒摄”和“拙摄”，这十三个韵部与现代曲艺的十三辙大体相同，且韵字的排列显示开齐合撮四呼已基本形成。声母19个，即变《韵略易通》“无（微）母[v]”入零声母，知照系和日母演变而来的[tʂ、tʂ‘、ʂ、ʐ]四母所拼的二、三等韵合流为一，则三等韵由齐齿呼变为开口呼，也就是当时卷舌声母已经不与[－i] 介音相拼了，见组和精组细音字合流（尖团合流）在《便览》中已经初露端倪。《等韵图经》及时地表现了明末北方话中声韵调系统所发生的较大变化，其音系与现代北京话音系十分接近。 清初直隶唐山人樊腾凤撰《五方元音》，约成书于顺治十一年（1656）之后，后年希尧增补并改名为《重校增补五方元音全书》，主要是增韵字和加注释。嘉庆间赵培梓又改编为《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赵荫棠在《等韵源流》中称该书为明末清初“一部可以作殿军的代表韵书”。该书实为删并兰茂《韵略易通》而成，声母20个承《韵略易通》“早梅时”，但认为《韵略易通》“母失次序”，故改回三十六字母依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有序排列：“梆[p]、匏[p‘]、木[m]、风[f]，斗[t ]、土[t‘]、鸟[n]、雷[l]，竹[tʂ]、虫[tʂ‘]、石[ʂ]、日[ʐ]，剪[ts]、鹊[ts‘]、丝[s]、云[j]，金[k]、桥[k‘]、火[x]、蛙[w]”。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排列顺序基本上依此而来。为凑足20声母，樊氏把“早梅诗”中“无”母和“一”母中的部分零声母字归并为“蛙[w]”，把“一”母其它字立为“云[j]”，其实“云、蛙”都是零声母，实则只有19声母，与《等韵图经》的一致。又并《韵略易通》20韵为12韵“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大量归并前人韵部，始于“天”而终于“地”，人和动物在中间，受易学天地人三才观念的影响。为合“十二”元会之数，一个“地”韵就包含了《韵略易通》三个韵部，计有[ɿ、ʅ、i、uei、y]五个读音不同的韵母。不过，该书韵部的归并基本上还是语音发展演变实际情况的反映，清初马自援《等音》、林本裕《声位》等著作分十三韵，就与此十二韵很相近，《康熙字典》卷首所载《字母切韵要法》十二摄也与此大致相同。王力《汉语语音史》参照现代十三辙，将其分析为15个韵部，即“中东、江阳、支思、衣期、居鱼、姑苏、怀来、灰堆、人辰、言前、遥迢、梭波、麻沙、乜邪、由求”，这个韵部格局和现代北京话大体一致，此后的变化也就不大了。声调方面，《五方元音》韵书表面上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类，但从其韵书收字和韵图列字看，实际上入声韵尾已经消失而溶入相应的阴声韵中去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声局面从此基本定型，一直沿用到现代普通话。 现代普通话声母系统不分尖团音，清乾隆年间的北方话中尖团音的对立在逐渐消除，见晓组细音齐撮两呼字的声母已不断腭化为［tɕ、tɕ‘、ɕ］，故成书于乾隆癸亥年（1743）无名氏所撰《圆音正考》考求正处于尖团合流的“团音”，正反映了这一音变现象。在约一百年前的《五方元音》里，十二韵中都存在见、精两系的洪、细音明显分组现象，正是两系细音字声母全面腭化为［tɕ、tɕ‘、ɕ］的前奏，比徐孝走得更远，为尖团音问题的研究保存了系统的早期资料。《五方元音》十九声母加上见、精两系细音字腭化声母［tɕ、tɕ‘、ɕ］，就是二十二声母，就形成了现代普通话声母的基本格局，此后也就变化无多了。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撰《李氏音鉴》，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全书用三十三段问答来表述作者的音韵观点，后列字音图表。其声母用“行香子”词来代表：“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欧鸟盘翾。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这三十三字的“松石字母”实际上有介音“粗、细”之分，如“满”粗“眠”细、“陶”粗“天”细等，故实际上只有二十二个声母：“博便[p]、盘飘[p‘]、满眠[m]、粉[f]，对蝶[t]、陶天[t‘]、嫩鸟[n]、峦涟[l]，中[tʂ]、春[tʂ‘]、水[ʂ]、然[ʐ]，醉[ts]、翠[ts‘]、松[s]、欧尧[ø]，个[k]、空[k‘]、红[x]，惊酒[tɕ]、溪清[tɕ‘]、翾仙[ɕ]”，二十一个声母加零声母，与今普通话声母完全相同了。至此，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系统就定型了，二百年来，没有变化。李汝珍少年在大兴（今北京市）长大，二十岁左右随其兄到地处今苏北的海州板浦定居，《音鉴》是为童蒙初学所撰的音学入门之书，强调反映时音和方音，故他在多处表明“此编悉以南北音并明”，他的“北”是18世纪中后期的北京音，“南”是当时海州板浦音中与北京音不同的部分，问答中常常是“南音”与“北音”对比的。《音鉴》卷六“字母五声图”是以声母分类为主列成的字表，韵的分类退居其次，分韵为二十二，收[－m]尾韵母全部归入[－n]尾韵母，剥除其中掺入的“南音”成分，就是当时的北京音韵母系统，已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差别甚微了。声调分五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入声分出自然掺杂“南音”，剔除“南音”所得北京音的声调系统也明显是“入派四声”的，即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与今普通话相同，可能调值与今北京音还有些不同。总之，《李氏音鉴》记录和论及当时的北京音，声、韵、调系统已经具备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的框架和基本特点，是汉语中古音向近现代音演变的一个总结。 至此，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汉语语音的发展史也有了一个概貌性的系统展示。此后清人编的韵书还有很多，其中反映官话音系的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抄撮汇编之类的较多，偏于应用型的“便览”、“集成”之类的较常见，有建树和新见的不多，故不烦一一论及。反映近代官话音系的韵图也很多，但音系上有实质性变化的也不多见，等韵图的基本原理在介绍《韵镜》一系韵图时已经讨论过，故不再对明清韵图作进一步的介绍。需要更深入学习者，可阅读各类专门的音韵学著作和有份量的专题研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