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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明早期 龙泉窑青釉缠枝花卉纹碗 无款，直径20.5cm；高10cm 此碗形硕大，直口，深腹，圈足，足壁内敛，具有典型的明代时期特征。胎骨坚致，通体施青釉，肥润沉静，丰腴匀泽，玉质感强。碗外壁模印缠枝牡丹纹，花纹饱满有力，凸起转折处釉水较薄，泛白，更显层次分明；圈足足壁上模印一周云雷纹；碗心饰双层菊纹，内壁为缠枝花卉。此时期纹饰多为模印，布局规整，线条流畅自然。 龙泉窑以厚釉青瓷著称，鼎盛于南宋，至元明仍然延续，明初龙泉窑产品甚多，并有一批制作精良的产品流传于世。据《大明会典》的记载，在明代初期，龙泉窑与饶州景德镇窑具有同等重要的官窑地位，皆按中央政府颁布的样制，烧造供用瓷器，足可见明早期龙泉窑的地位之重要。这件缠枝花卉碗造型端庄，釉色肥美，纹饰精妙，实为佳品。 RMB 414，000 202明宣德 青花牵牛花双耳倭角瓶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高14.2cm 永不凋谢的宣青之美 ——明宣德 青花缠枝牵牛花纹倭角双耳瓶赏析 宣窑是为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前后十年，历时虽短暂却成就了艺术美学上一段经典的传奇。明人张应文《清秘藏》赞誉“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橘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为一代绝品”。嘉靖朝谢肇淛于《五杂俎》叹曰：“宣窑不独款式端正，色泽细润，即其字画，亦皆精绝”，“惟宣德款制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价几与宋品矣！” 宣窑如此显赫，究其原因最根本还是与宣宗皇帝本身的文艺修养密切相关，明人姜绍书《无声诗史》如此评曰“帝天藻飞翔，雅尚词翰，尤精于绘事，凡山水、人物、花竹翎毛，无不臻妙。”宣宗皇帝精通绘画，重视赵宋文艺，创设宣德画院，吸收许多著名画家入宫，汇精英于一堂，并与之交流学习，品画论道之声不绝于耳，文风极一时之盛。于此浓厚的人文氛围之中，以宣宗之文艺修养必然对其御瓷一项亲自过问与指导，必须符合其审美要求方可制样，故而造就宣德官窑品格超群，发明极多，集古今之菁华，融中外之风格，前后器类之丰富，釉色之广泛，装饰之多变，皆发古未有，是为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宣窑承袭前朝技艺而来，重视创新，不乏超越前朝之作，故不少器皿仅为宣德一朝所独有，本品即是其中显赫而珍罕的一例。其形隽巧可爱，独特新奇，唇口直颈，颈上附饰铺首双耳，倭角式方腹，圈足外撇。通体以青花绘饰牵牛花六朵，均以花朵正面形态为主题，茎蔓缠绕，疏密得当。青花亮丽淡雅，少见深沈之色，却依然让人可以感受到宣青的苍健与雄浑，釉色妍亮泛青，气泡密集，大小不一，显云雾状，在湛蓝色的钴料映衬之下犹如星空般深邃。釉面所见淡黄色的纹片纵横，飘逸流畅，形成美妙的“金丝”，正是历经着数百年风霜之见证。底部处理为台阶式，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青花楷书款，虽有积釉覆盖但仍不掩其笔力朴拙遒劲，古意盎然，无论其点之大小，划之长短，运笔之轻重，间架之疏密均在在彰显出明初大书法家沈度之风韵。 本品形制虽小，然其制作工艺甚为繁复，体现在铺首双耳与腹部的处理上。此类瓷塑铺首制作颇为考究，需要雕刻出一个模具，加入胎土，翻印出铺首，晾干之后运用接头泥（质量非常细的胎土兑着釉料而成）粘附在肩部。本品所饰二铺首清晰细致，斗角竖起，双目怒凸，獠牙锋利，以示威猛之状，体现宣窑瓷艺雕塑的非凡水平，令人每每视之，深刻感受宣窑工艺之美。 观察本品腹部之成型，中间隐见一道微凸的接胎痕，可知腹部亦采取翻模技法，依照要求翻印出两个倭角几何体的坯胎再上下合接而成。腹部方形倭角式处理手法，新颖而奇特，为此前所未经见，恰与14、15世纪西亚地区制造的琉璃器、金属器相近，故而本品的产生带有浓厚的外域文化色彩，在内府制样之时应该借鉴同时期西亚的器皿之设计。 纵观全器上下，除了两次使用翻模技术以外，更重要的一步就是需要高超的接胎工艺，因为在本品不足十四厘米的高度里，五个地方都需要接胎处理，比一般的方器都要复杂许多，成型难度大，稍有偏差，在烧成中极容易出现变形。故此，以本品之微，可鉴宣德一朝窑业之精进，上下里外无不处处闪现彼时窑工的过人智慧。 牵牛花作为瓷器纹饰出现，最早可见于元青花瓷器之上，永乐时期继之，但都是作为辅助纹饰，真正作为主体纹饰则仅见于宣德时期此式倭角双耳瓶。牵牛花别名喇叭花、朝颜花，为夏秋季常见的蔓性草花，可作庭院及居室窗前遮阴、篱垣的美化。牵牛花跨进传统名花行列，已有逾千年的历史，不但名见花谱、花志，而且历代有许多的诗文吟咏。例如宋人陈宗远《牵牛花》：“绿蔓如藤不用栽，淡青花绕竹篱开。披衣向晓还堪爱，忽见晴蜓带露来。”描绘了牵牛花美化庭院带来的惬意生活。另一位宋代诗人林逋山《牵牛花》：“圆似流泉碧剪纱，墙头藤蔓自交加。天孙摘下相思泪，长向深秋结此花。”则将牵牛花与织女牛郎之民间传说相联系，寄寓情侣间相思之意。在宋元绘画中亦时见牵牛花出现在构图中，以宣宗的才情，自然对此钟情于心。 本品为宣窑御瓷经典而珍罕的名品，当今所知与之相同者唯见六例，分别为：1、天津博物馆藏品，高13.8厘米，参见《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瓷》彩版86，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3年初版 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清宫旧藏，高13.7厘米，无款，参见《明瓷名品图录》，第一卷“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彩图42号，日本学习研究社，1977－1978年初版 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高14厘米，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页99、图93 4、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品，高14.6厘米，参见贺利《Chinese Ceramics. A New Standard Guide》，图版408，伦敦，1996年 5、戴维德爵士旧藏，典藏号A633，高14.3厘米，参见《东洋陶瓷大观》第7卷《戴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黑白图版105 6、法国吉美美术馆藏品，高14.1厘米，无款，参见《东洋陶瓷大观》第8卷《法国吉美美术馆》黑白图版55 综合本品与以上六例同类的特征，可以看出宣德此式倭角双角瓶存在有款和无款两类，后者为两例，分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法国吉美美术馆藏品，底部处理手法与写款者无异。青花色泽方面明显可区分出浓淡深浅二者，本品与天津博物馆藏品皆属于浅色者。导致彼此色泽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施釉和烧成温度。经权威机构多次测定宣德瓷器平均烧成温度在1250度左右，如果烧成温度稍高于常规标准，那么釉层流动感增强，就引起青花呈色下垂晕散，特别在釉层偏厚的情况下，青花效果虽无法出现常见的深沈苍雅之色，但是却是异常妍丽清亮，层次丰富，犹如蓝宝石的质感，这一点在本品上体现尤其显著。宣德一朝御瓷筛选标准极为严格，稍有瑕疵者皆砸碎掩埋于御窑厂之内，本品青花虽属浅淡之色却依然入贡大内，充分说明本品烧造水平绝对符合当时宣宗皇帝的艺术品味之需。 此式倭角双耳瓶为宣窑珍罕佳品，终明之世，精光不泯，引得后人仰慕而摹造。目前所知明晚期万历天启之际已见仿造，入清以后康熙一朝摹造水平甚佳，但一直仅限于民窑自行摹造。相对前人的仰慕，清宫对宣窑的推崇亦毫不逊色。康雍干三帝皆有慕古之心，宣窑益为所重，尤其雍正皇帝更以独特之美学视野去感知和品鉴宣窑，于摹古方面建树颇丰。现存海外由宫廷画师制于雍正六年《古玩图》手卷，仅存卷六、卷八，分别由英国戴维德爵士和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绘录了不少宣窑佳作，青花缠枝牵牛花倭角双耳瓶亦在其中，由此可见此式宣窑佳器早已被雍正皇帝视为珍宝，格外重视，绘制成册，告示子孙。 雍干父子对此式倭角双耳瓶的钟爱还可以从著名宫廷画师郎世宁承命绘制的一幅《瓶花图》中再度得到明确印证。该画中郎氏融合中国传统画法与西洋透视法，绘牡丹以色彩深浅来表现层次感，叶面正反向背，叶脉勾勒写实，极富立体感。下承的花器正是青花缠枝牵牛花纹倭角双耳瓶，清楚绘出两侧贴饰龙首双耳，以高光强调瓷器晶莹圆润的质感，敷色极具光影效果。瓶内植插罕见并蒂连理的牡丹，象征祥瑞吉兆，平安富贵之意。雍干父子对于宋元花道皆精通，非常重视对花器的选择，此式倭角双耳瓶别致可爱，自然深得圣心欢喜。 胤禛因钦慕而致力摹造，现存于各大公立博物馆不乏数例雍正御窑摹造的实物。这些摹仿宣窑青花缠枝牵牛花倭角双耳瓶，与宣窑原物相比，体现出鲜明的自身特色。第一，高度不同。宣窑原物高度约在13、14厘米，雍正摹品则在23厘米以上。第二，纹饰布局稍有改动。宣窑原物中牵牛花缠布全器，雍正摹品则见二式：一是双耳附近装饰牵牛花纹，更为接近原物，如南京博物院藏品“雍正 青花牵牛花纹倭角瓶”，一是双耳附近留白，使得整体视觉效果更趋疏朗清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雍正 青花折枝莲纹象耳折角方瓶”。同时是在主题纹饰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系列辅助纹饰，例如口沿加入一圈规整的回字纹，将云头形开光花卉图案安放在颈部和胫部，使得装饰的层次趋于丰富，从而凸显出十八世纪宫廷的雅致。第三，铺首细节不同。宣窑原物铺首下衔的吐水柱呈半圆式，雍正摹品则为扁圆式，铺首模制清晰，所覆盖的釉层比宣窑要薄，故显得比宣窑铺首清晰、规整。第四、整体气韵不同。宣窑原物形制虽小然不失豪迈大气，自见朱明盛世的雄浑与古朴。雍正摹品则少一份朴拙之气而愈加规整端庄，体现胤禛审美性格文雅清秀的一面。乾隆早年承袭前朝技法，亦曾少量摹制，风格与雍正者无异，唯写款不同而已。 胤禛对倭角瓶的挚爱还体现在他对倭角瓶的创新之上。他除了摹造青花一种之外，尚见烧造黄地青花和各类颜色釉，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清雍正 仿哥釉螭耳折方瓶”，参见《清世宗文物大展》，页204，图Ⅱ-30；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清雍正 仿官釉四方折角兽耳尊”参见《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御窑瓷器》卷一下册，页50，图14。胤禛一直以自己的摹古行动不懈地推动了宣窑在清代宫廷美术中的独特影响。由雍干父子的此番挚爱之情，可鉴宣窑对后世美术影响至为深远，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典范意义是永远无法被取代和被磨灭的。 此式倭角双耳瓶为宣窑之绝品，堪称独步有明一代之佳器，尊贵之至，极具皇家之品格，同时又因形制罕见，制作极精，深受后世文人推崇。若如本品得之于案头又何其惬意，以之瓶花，更见逸趣，画中静穆的牵牛花历经数百年之风霜不曾凋谢，依旧绽放出斑斓夺目的新姿采，闪现着宣宗皇帝超古冠今之艺术品味，让后人无不为之赞叹。 （英国东方陶瓷学会会员 黄清华 撰文） RMB 2,070,000 203明宣德 青花缠枝牡丹纹小罐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高13cm 青花之美，古今皆知，尤以宣德青花为最。晚明著名文人王世性《广志绎》卷四中称：“本朝以宣、成两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最。宣窑之青，真苏渤泥青也。”可知宣德青花备受推崇的程度，也知青花成色之美，实得于波斯进口钴料“苏麻离青”之故。 本品为宣窑青花之卓越代表，其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为宣德一朝新出样式，造型纤巧俊美，肩部与胫部皆是如意形花瓣纹一周，腹部主题纹饰为缠枝花卉纹。其构图疏朗自然，虚实相济，无缠枝纹饰常见繁密局促之虞，与之相衬的绘画水平更令人叹止，细腻的笔触下展现缠枝花舒展之妍美，青花之浓淡深浅各具意态，笔墨意趣尽在眼前，气韵随笔而生，颇见飘逸之感。胎釉温润，宝光内蕴，历数百年而风采依旧，与秾美苍妍之青花相得益彰。底部为台阶式圈足，内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楷款，其风骨隽秀，笔意清新，端庄内蕴稚拙，莫不合乎晋唐小楷浑厚朴拙之法度。 本品为宣窑珍稀之品，清宫旧藏现存与之相同者，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上）》，页112、图106。尚见无款者，高12.9厘米，亦来自清宫旧藏，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图113。另见相同造型、尺寸而主体纹饰为葡萄纹的实例，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明初青花瓷》一书之图114。 备注：英国藏家旧藏 RMB 575,000 204明永乐 青花缠枝花卉大盘 无款，直径38.4cm 永宣之际，为弘化天朝圣德，谕遣中官郑和七下西洋，中外往来遂变密切，此前中断数十年的海外经贸重开，与中东地区交流得以恢复，其中瓷器一项，深为当地贵族喜爱，故西下宝船之中不乏用于赏赉的青花瓷器。明承元制，重视窑业，后更于珠山置御器厂，设有司专备窑事以供御用和赏赉，较之元朝浮梁磁局，规制更宏，技术精进，所出之品，为世所珍。 此件大盘造型规整，体量硕大，盘心主题纹饰为描绘缠枝莲花纹，构图为一花居中心，四花拱卫；近口沿处绘海水浪涛纹一周；内、外壁绘十二朵折枝花，分别莲花、牡丹、菊花、牵牛花等六种形态各异的四季花卉；所绘花纹匀称分布，藤蔓绵绵，疏朗而饱满，纹饰写实传神，充分借鉴国画的笔墨意韵，得其法度，勾、勒、点、染诸法，运用皆宜。线条粗细并用，青料浓淡兼施，呈色极富层次，铁锈斑深入胎骨，从而令画面富具苍翠欲滴的意趣，透出凝重雄浑之美，一如朱明盛世，威加四海之气势。 明代永乐时期是中国青花瓷生产的黄金时代，其造型丰富，其御瓷青花大盘尺幅恢弘，式样丰富，造型多变，纹饰广泛，细分为二十余种，为历朝盘类之最。有敛口、敞口和折沿等形制，而每类存世数量多寡不一，珍稀程度亦随之而不同。明代瓷器上之植物纹饰，花朵及叶片大多呈现自然而对称的排列方式：一种为自然呈现，讲究形似，如此盘内沿所绘；另一种则以意创造，略重神似，叶片卷曲而繁复，装饰性稍强，如盘心所绘。后者亦可见于明初佛像，以莲花作为纯洁的象征。 备注：1.大阪福村收藏（OsakaFukumuraCollection）； 2.纽约拍卖行，2007.09.19，Lot271 RMB 2,990,000 205明洪武 龙泉刻缠枝花卉执壶 款识：“仲”，高16.5cm 此壶身圆口外撇，短直颈，圆腹，腹至胫部渐收，下承圈足外撇。釉色苍翠，器身外壁通施葱青色釉，釉色丰厚，釉层饱满丰厚，釉色清灰淡雅，光泽柔和，蕴润如美玉。腹部上下分三层纹饰，最上侧为莲瓣纹、外壁中心主题纹饰均为均暗刻牡丹花卉纹，刻划精细，牡丹雍容华贵，枝叶灵动修长；最底部为暗刻蕉叶纹。圈足火石红发色自然，底部亦施有葱青色釉，并落有“仲”字刻款。腹部暗刻牡丹纹饰，刀工流畅娴熟，一展牡丹国花挺秀之姿，流露出明初特有的豪迈气概，益见典雅高贵之气。 其釉水深碧厚润，敷施于凹凸起伏的纹饰之上，铺陈出一番有别传统素雅含蓄的风格，凸显雍容华贵之一面。所暗刻的折枝牡丹纹饰在同时期的青花器上亦可看到，应为出自同一设计粉本，可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洪武青花缠枝牡丹纹玉壶春瓶】，之蕉叶纹与其腹部的牡丹纹，对比此件拍品的纹饰，依次可考证此等规格制品，有可能为洪武官窑制品。《大明会典》记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行移饶、处等府烧造”。即饶州府的景德镇和处州府的龙泉窑烧造瓷器。此器造型风格，釉面胎体具有明代初期风格，明初龙泉以盘、碗、鬲式炉、荷叶罐、玉壶春瓶等居多，执壶且造型规整，纹饰刻画细微者少；且青釉厚腴温润，碧翠怡人，极得素雅匀净之美。 备注：1.日本藏家旧藏； 2.原配日本旧盒 RMB 230,000 206明弘治 娇黄釉大碗 款识：“大明弘治年制”，直径20.3cm 此碗侈口，弧壁，深腹，底承圈足，比例得当，大小适中，碗底双圈内青花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此碗造型及装饰皆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相似，口径超过20厘米，但尺寸为现今所知之较大者，颇为鲜见。器内外遍施黄釉，底施白釉，釉色匀净淡雅，釉面光洁似一泓清水，赏心悦目，它的色调是真正的黄色，不负弘治黄釉之盛名，不愧为明清黄釉瓷中最有代表性的品种。 颜色釉瓷以其迷人的色彩，丰富的象征意义给人们留下不尽的韵致，黄釉瓷正是其中最具有贵族气质的一朵奇葩。黄釉是一种铁为呈色剂的低温釉色，早在唐三彩上就已出现，纯粹的黄釉器见于成化时期，弘治朝继承并发扬光大，其呈色稳定、釉面光亮，较之成化的淡黄釉显得深厚，较之后来正德黄釉浅淡适中，遂成一代名品，代表着历史上低温黄釉的最高水平。 加之，因黄釉其谐音“皇”，故素为明清时期严格控制的釉色，或为最高统治者们御用，或为祭神所用，《大明会典》载：“洪武九年定，私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可见黄色专用于祭地神。因采用浇釉方法施釉，色彩淡而娇艳，如鸡油一般，故弘治黄釉也被称为“浇黄”或“娇黄”，本品即为此类黄釉名器。此碗内外均施黄釉，应是官家的专用之器，色呈娇黄，无杂点，真正美器。 备注：英国藏家旧藏 RMB 920,000 207明弘治 黄地青花槴子花纹盘 款识：“大明弘治年制”，直径26.4cm 盘为撇口，弧壁，平底，圈足。其纹其造型周正规整，胎质坚致厚重，通体黄釉地绘青花纹饰，盘心为折枝桅子花纹，内壁为折枝石榴、葡萄、柿子、束莲纹；外壁为缠枝花卉纹，外底施白釉，双圈内青花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黄地青花为瓷器品种之一，其制作工艺过程是在青花烧成后再于白釉上挂黄釉，复炉低温焙烤而成。凝重艳丽的青花与色泽淡雅的黄釉地相互映衬，有独特的艺术风格。青花渲染层次丰富，黄釉肥润，胎质细腻，并且流传有绪，极为难得。其画法古拙典雅而不失艳丽，青花渲染细腻，黄釉丰腴厚润，上下二色映衬，更见素雅高贵。 栀子花，芳香素雅，绿叶白花，格外清丽可爱，既可入药，亦甚适庭院居室之缀饰，一直深得众人所喜。南朝梁·萧纲《咏栀子花》云：“素华偏可喜，的的半临池。疑为霜裹叶，复类雪封枝。日斜光隐见，风还影合离。” 宋朱淑真《水栀子》：“一根曾寄小峰峦，苫葡香清水影寒。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就月中看。”明代以降，宫廷诸类工艺品多见栀子花装饰，就瓷器一项而言，御器厂竭力运用多种方式装饰，除此黄釉青花外，尚见蓝地白花、褐釉白花等，明代皇帝对其痴爱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黄地青花瓷，自明初宣德时期创烧以来，一直是官窑中最为名贵的品种之一，成化、弘治、正德时期烧造较多，弘治朝制品尤以娇黄著称，素受藏家及鉴赏家青睐，此盘即为一例。其造型和纹饰基本相同，器物相近者，掩其铭款难辨其朝代。成化盘多为边款砂底，弘治、正德为釉底年款，宣德二者兼有。黄地青花栀子纹饰见于宣德至嘉靖年间，尤以弘治一朝最盛。宣德及成化例子，伦敦大英博物馆有藏，见于 Jessica Harrison-Hall，《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伦敦，2001年，编号4：43及6：16。玫茵堂藏有一件绘饰相近的正德例子、罕见的嘉靖青花黄彩器、珍稀的弘治年制青花盘、以及正德年制褐彩盘，见于康蕊君，《玫茵堂中国陶瓷》，卷2，编号681－4。北京故宫博物院另藏相类弘治黄地青花盘，见《故宫博物馆藏文物珍品全集·青花釉里红（上）》，香港，2000年，图版231。其它相关例子包括 Carl Kempe 藏品，见于《Oriental Ceramics：The World's Great Collections》，东京、纽约、旧金山，1980－82年，卷8，编号226；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品，注录同上，卷11，彩图版16；伦敦戴维德基金会藏品，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参见 Margaret Medley，《The Chinese Potter》，牛津，1976年，图158。 本品盘心绘折枝栀子花，内壁绘葡萄、荷花、石榴及柿子图案，外壁绘缠枝牡丹纹，其纹饰有多子多福、子孙昌盛之意。加之纹饰排列别致，极富装饰效果，釉彩搭配协调，令人赏心悦目，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此盘承袭前朝规格，青花淡雅宜人，纹饰吉祥，绘制纤柔，线条流畅，时代特征鲜明，为弘治时期的精美之作。 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红》中，页256，图231《中国陶瓷全集13-明》下，图140《特别展 中国之陶瓷》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页190，图270《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volume 1，页118，图65《龙泉集芳》1，页266，图797。 RMB 6,640,000 208明永乐 龙泉官窑刻折枝花果墩式碗 无款，直径20.4cm 本品造型敦实端庄，气息古拙浑厚，内外壁分别运用剔刻技法雕饰花果纹，内壁所刻折枝枇杷、荔枝、寿桃、山茶花，碗心为折枝牡丹纹；外口沿饰缠枝灵芝纹，有别于常见的卷草纹或是集锦纹，腹部刻缠枝茶花、菊花、牡丹等四季花卉，足外墙饰几何纹。其刻工娴熟，刀法流畅，纹样清晰，质感强烈，所见祥花瑞果轻盈舒展，神采奕奕，无不彰显出制作者以刀代笔的非凡造诣。其釉厚腴温润，碧翠怡人。圈足裹釉，内留涩圈一周，旋修甚为规整，为垫烧所用。其品质上乘，气度严谨，当属朱明永乐处州龙泉官窑之佳器。 此碗上之纹饰，据横向考证，可参考同时期的青花器物，就纹饰布局、精细程度推测，此件应可判定为明代永乐时期的御制官窑龙泉作品，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碗】，细观之，便不难发现，此件永乐官窑的青花碗之外壁的缠枝花卉，花卉种类与枝叶的笔触描绘；再看碗内壁侧六朵花卉的排列与布局，均以此件拍品的纹饰极为相同。 备注：1.日本藏家旧藏； 2.原配双层旧盒 RMB 1,897,500 209明万历 黄地五彩龙纹三足炉 款识：“大明万历年制”，宽16.5cm 此炉直口，三条螭龙倒立成足支撑炉身，螭龙双目圆睁、獠牙外露，庄严凶猛，身体和后足堆砌于器表，龙尾绕成双耳，炉体堆砌图案花纹。炉身遍体施黄釉为地，龙纹间隙填凸起折枝花卉纹，炉口、双耳、三足及凸起纹饰均绘以五彩。底书青花“大明万历年制”双行六字楷书双圈款。造型古朴稳重，釉彩鲜艳，是万历时期景德镇烧制的黄地三彩器中的精美作品。万历朝瓷器的胎体比较厚重，釉泡细密。装饰手法以镂空与雕塑最突出。 万历三彩常见有盘、碗、炉等器，彩均直接施于胎坯上。以黄釉为地的三彩器，黄釉色重而沈闷，透过黄釉层，可见粗糙胎体上密布的黑色小斑点，黄釉不纯而常见有小红点或血丝痕。这时的绿彩则浅淡鲜艳，紫色加黄釉后色显黑赭色。嘉靖、万历三彩与珐花、琉器等品种一样，曾较多流往法国，为西方人士所重视珍藏。已经发现的类似三足炉可参见定陵博物馆藏黄地三彩、故宫博物院藏黄地紫彩和大英博物馆藏黄地蓝彩螭龙纹三足炉，本品为黄地三彩螭龙纹三足炉，故弥足珍贵。 备注：1.瑞士私人收藏； 2.伦敦苏富比，2003.11.12，Lot148 RMB 400,000-600,000 210明嘉靖 青花双凤云鹤海棠洗 （一对） 款识：“大明嘉靖年制”，直径13.5cm 本对器品形制一致，均为花口微侈，斜壁下敛，平底内凹，胎质坚实，器表青花绘饰图纹，洗内底绘云凤纹，内壁饰仙鹤，外壁则以行龙为饰。整器青花色泽沈稳妍丽，浓淡有致，绘工精妙传神，翎羽清晰的瑞凤和强烈动感的神龙，让诸瑞兽如在眼前，颇具永乐、宣德盛世威武刚猛之气，为嘉靖、万历时期少见之风格。其鸾凤姿态高贵典雅，悠闲地翱翔四际，云鹤轻盈展翅仙姿迭现，整体布局密而不乱，场面热闹非凡，洋溢着喜庆之气。底部施白釉，中心青花书“大明嘉靖年制” 六字双行楷书款，色泽浓妍泛紫，笔力遒劲，深透胎骨。 本品纹饰颇为独特，融龙凤仙鹤于一体，于嘉靖一朝御瓷之中堪称孤例，除了上海博物馆藏有万历时期相同一例之外，未见公私典藏著录，殊为罕见，参阅《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明代官窑瓷器》页58，图1-77。仙鹤纹是嘉靖御瓷最为流行的主题纹饰，往往单独使用，被称为长寿仙禽，具有仙风道骨。《相鹤经》中称其“寿不可量”。《淮南子·说林训》记：“鹤寿千岁，以极其游。”又有“以鹤取寿”之说，有诗赞“桃花百叶不成春，鹤寿千年也未神”。 鹤为羽族之长，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传说其跟随神仙和道人云游，被称为“一品鸟”，地位仅次于凤凰。千年化作苍，又千年变为黑，称为玄鹤。装饰云鹤纹，寓有祈盼福寿之意。因此，仙鹤纹饰所涵之寓意正好迎合笃信道教的嘉靖皇帝所求，因此大肆流行，在同时期的漆器、绣品等其它宫廷工艺品皆有清晰反映。综上所述，本品纹饰之组合属于特殊的贺寿题材，不单只在瓷器上使用，同样见于当时内府所制之漆器，例如清宫旧藏的“明嘉靖 剔彩龙凤寿字圆盒”，其盖面中央装饰龙凤捧寿图，四周则是环绕鸾凤仙鹤纹，内外呼应，点明其贺寿之寓意，参阅《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元明漆器》，页181、图139。所以，本品应为嘉靖一朝专门供奉万寿节而烧制的贺瓷，品格异常高超，无论胎釉、画工、青花、写款皆无一不精，独步一时，属于嘉靖御瓷之中的无上隽品，且成对保存至今仍品相完好，实为难得。 备注：1.英国伦敦J.Post收藏； 2.伦敦苏富比，1979.12.11，Lot269； 3.香港苏富比，1994.11.01，Lot42 RMB 575,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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