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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蕾絲·酷兒·動畫——迪士尼電影中潛在的同志傾向

 蔡叔刚 2019-03-23

dean5 发布于:

电影《冰雪奇缘Frozen》(2013)韩国版海报

 

生存于今日的都市,总不免怀揣着卑微的心情,体味虚荣与罪感交织的世风。消费化作敛物,观赏变成窥淫,那便是称作艺术的视野也充盈了商业的逻辑。我们以金钱去交换他人的生命体验,倾诉着别样的恋情以表彰自己的品味,也就难怪各色的艺术商人为我们度身订做着无数欲望的浓缩剂,迷幻了不愿清醒的我们。电影是其中最High的产品,在它那眩目的梦幻宫帏中,我们面对“滚滚而来的视觉鸦片河”,欣然沉没。

 

在昔日,涉及情色的影片一直都是比较忌讳的题材,更遑论“同志电影”。发展至今,这个类型的电影却已经从小制作迈向了大雅之堂,除了社会对这种现象的接受程度有所改变之外,此类电影在表现手法上,也确实更有余地可以发挥。

 

当意大利著名导演卢奇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以他一贯的唯美而精致的风格拍摄了《魂断威尼斯Morte a Venezia》(1971)之后,同志电影终于正式登堂入室。

 

电影天才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本人就是个著名的同志,他的影片自然不会漏掉反映其个人生活的机会,一部《水手奎雷尔/雾港水手Querelle - Ein Pakt mit dem Teufel》(1982)不仅成为了他的天鹅之歌,也因其赤裸裸地展现了“同志”们火热的爱欲和悲剧性的毁灭与死亡,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注目和争论。

 

电影《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1991)日本版海报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突然发现一种新的电影类型已经取代了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反文化电影运动,承担起打破电影媒介幻觉的社会角色,那便是“同志电影”。如今此类影片的出品规模及类型已自成一系统了。

 

从此以后,同志电影渐成滥觞之势,尤其是在艺术电影占据强势的欧陆影坛,因为此类题材适合于强调一种反潮流的个人化思考,又与众多的青年电影工作者的生活情景密切相关,所以近年大行其道,渐有星火燎原愈烧愈旺之势。

 

最近美国的文化斗士发现并认定: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冰雪奇缘Frozen》(2013)是一部女同电影。艾莎隐藏她的冰雪魔法可以理解为在比喻隐藏她的性别取向,那首奥斯卡获奖曲“随它去Let It Go”就像一首出柜之歌,而且电影中的一个角色询问艾莎的魔法是“与生俱来的还是被诅咒的?”,这引起人们思考同志是否是一种选择。一些自由主义者赞扬这部电影的潜台词;一些保守主义者则批评它。

 

然而,对这部电影的同志式的解读,最非凡的发现在于它们实际上很平凡。几十年来,迪士尼公司通过企业手段和电影内容来实施所谓的“同志议程gay agenda”——也就是说,帮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加包容的地方。

 

 

电影《冰雪奇缘Frozen》(2013)剧照

 

从最明显的地方说起:作为一个国际型的企业,迪士尼公司对同志一直以来都抱有支持的态度。自1991年起,迪士尼世界就已经举办了同志骄傲大游行,而且自1995年起,该公司便开始给同志职员(或配偶)提供医疗保险,这个决定在当时并不普遍。

 

该公司包容氛围最凄美的例子之一是作词家霍华德·阿什曼Howard Ashman的事迹,他是公开的同志并于1991年死于艾滋病。霍华德·阿什曼不仅为《小美人鱼The Little Mermaid》(1989)、《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1991)和《阿拉丁Aladdin》(1992)这些影片作曲,还密切参与到电影的制作中,包括挑选演员以及与动画设计师开会讨论剧情。

 

在《美女与野兽》的片尾,迪士尼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写下了这样的吊唁词:“致我们的朋友霍华德·阿什曼,是他赋予了小美人鱼动听的声音,赋予了野兽灵魂,我们会永远感谢他。”

 

但是,霍华德·阿什曼的故事也例举说明了迪士尼电影的本质是如何反映同志们的挣扎。霍华德·阿什曼制作《美女与野兽》时正在遭受其疾病最痛苦(也是最后)的阶段,而且作曲家艾伦·曼肯Alan Menken称这部电影是霍华德·阿什曼的“个人事迹”。结果这部电影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寓言:他回避社会,他的身体发生可怕的变形,他的生命像魔法玫瑰一样凋零,这头野兽是一副身患退化病的形象。贝儿的爱和最终被打破的诅咒是霍华德·阿什曼没有得到的神奇治疗。

 

电影《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1967)美国版海报

 

然而即使没有霍华德·阿什曼的参与,同志们的孩子也能等同于迪士尼影片的主角,他们通常是社会的弃儿,因为一些天生的欲求(一般通过一首“我想”之歌来表达,歌曲会把某个特定角色想要实现任何梦想具体化)而与社会隔绝。

 

爱丽儿(《小美人鱼》)想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镇民们认为贝儿(《美女与野兽》)是“一个有趣的女孩...与我们其他人不一样”,而《风中奇缘Pocahontas(1995)》中的宝嘉康蒂不希望像战鼓一样四平八稳。这给迪士尼影片的主角贴上了离奇、异常、古怪的标签。

 

即使是经典的迪士尼电影也拥有这些原型。《小飞象Dumbo》(1941)中丹波的起初被同伴嘲笑,在幻觉中看见一只粉红的大象并学会飞行后,他“走了出来”,扇动他那巨大的耳朵。由于《木偶奇遇记Pinocchio》(1940)的匹诺曹不知道怎样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孩”,他便显示出异常的焦虑,并且认为通过吸烟、咒骂和淘气表现出来的男子气概会赢得他父亲的爱。

 

此外还有一个事实,即迪士尼影片的主角往往拒绝传统的结婚对象。爱丽儿违背父愿,想嫁给一个人类;贝儿在全镇人的面前拒绝了佳斯顿的求婚;茉莉公主拒绝嫁给苏丹的追求者们;宝嘉康蒂拒绝嫁给一个部落的勇士;而《花木兰Mulan》(1998)中的花木兰拒绝传统的牵线搭桥。

 

电影《花木兰Mulan》(1998)剧照

 

这样一来,即使迪斯尼电影传统的幸福结尾是异性婚姻,这个过程中总是包含了违背父母意愿和社会期望的做法,并且践行一种“爱谁就嫁给谁”的精神,而这正是同志们权利中最明显的一种方式,当然这种方式是有别于异性恋的。

 

的确,许多迪斯尼的浪漫爱情故事是“不可能的愿望”,正如性别研究理论家希瑟·拉弗所说,这个比喻对同志的经历十分重要。除非爱丽儿变成人类,不然就无法与埃里克在一起;除非野兽变成人类,不然就无法与贝儿在一起;除非阿拉丁变成王子,不然就无法与茉莉公主在一起;除非宝嘉康蒂离开她的人民,不然就无法与约翰·史密斯在一起。

 

朱迪思·巴特勒指出,性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行为表现,这个事实体现在迪士尼经常通过反串和性别颠覆来描绘角色。该公司的动画设计师举例说,《小美人鱼》里乌苏拉(动画片中的海巫)形象的灵感来自于“圣女”的扮演者(他在片中男扮女装)。

 

正如“圣女”的角色出现在《粉红色的火烈鸟Pink Flamingos》(1972)里是因为“社会认为他们是变态,所以他们以此身份放纵自己”,乌苏拉也被认为是变态,因为她在儿童动画电影里介绍性。她怂恿爱丽儿用身体引诱王子,而且她的魔法不仅给了这条美人鱼双腿,还有(据推测)性器官,当爱丽儿从海上出现时,她全身裸露而必须遮盖。

 

电影《小飞象Dumbo》(1941)美国版海报

 

在另一个性别混合的例子中,《阿拉丁》里的精灵变换了许多角色,包括女性,甚至在电影的不同地方还穿着女性的服装和内衣。事实上,阿拉丁与茉莉公主的浪漫史没有他与精灵的友谊深厚,而且他让精灵获得自由的决定把电影推向了高潮。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精灵的配音演员)的角色甚至承认自己有同志的潜在倾向:“我有点越来越喜欢你小子了......这不是说我想掀开窗帘或任何东西。”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花木兰,这位主角女扮男装去当兵。当士兵后来打扮成妓女以便潜入宫中,电影完成了以行为表现性别的主题,实现了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花木兰的“我想”之歌也像一首写给生错性别的孩子的主题曲——“我的影子何时才能表现内心真实的自己?”——而且有意思的是,影片暗示了她的那位男性将领在她女扮男装时爱上了她。

 

更微妙的是,迪士尼主角的成长方式往往会引发同志经历。在2009年出版的《酷儿The Queer Child》一书中,作者凯瑟琳·邦德·斯托克顿Kathryn Bond Stockton认为,酷儿性queerness不仅是关于同志,还关于孩子以非正常的方式成长为一个弃儿。

 

首先,“畸形生长”——孩子的身体就表现出不同——迪士尼通过匹诺曹的鼻子、小飞象的耳朵和长发公主的头发描绘。其次,“延迟生长”,如《小飞侠Peter Pan》(1953)和《森林王子The Jungle Book》(1967),彼得和毛格利分别想留在梦幻岛和丛林,这样他们就不会长大。

 

电影《阿拉丁Aladdin》(1992)剧照

 

同样,《美女与野兽》里被施了魔法的物品不能生长,直到咒语被打破他们才再次成为人类,还有《巴黎圣母院The Hunchback of Notre Dame》(1996)里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和长发公主一生都被锁在高塔之中,排除在成人社会之外。

 

第三,“以动物表现生长”,这是指宠物反映了他们同志主人的内心生活。当然,这在所有的迪士尼经典电影中长盛不衰,其中除了像《小鹿斑比Bambi》(1942)或《狮子王The Lion King》(1994)这类明显用动物拟人的影片外,还有很多动物伙伴,它们在以人类为主角的电影中反映主人的情感。蟋蟀吉姆尼代表匹诺曹的良知;爱丽儿的宠物鱼反映她的喜怒哀乐;甚至反面角色也有代替他们的宠物,比如鹦鹉艾格模仿贾方的邪恶行为。

 

因此,迪士尼电影既传统又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兼具蛊惑及洗脑功能——对那些观看的儿童有直接的杀伤力),在让全球多数异性恋观众欣赏积极健康的公主故事时,还无形中吸引了酷儿儿童。想了解迪士尼这样做为何重要,你用不着宣扬你的酷儿理论或者相信“它在变好”的运动。

 

通过给弃儿和怪人提供传统的圆满结局,迪士尼电影让每个孩子都知道和别人不一样没什么大不了。迪士尼公司的儿童电影宣扬接受自我、拷问性别差异,以此提供了同志自我成长的经验及给同志研究的速成教学案例。

 

 

电影《花木兰Mulan》(1998)日本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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