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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成都人对城隍庙已很陌生，一旦提及也只会想到北门的城隍庙电器市场。那么城隍究竟是何方神圣，城隍庙又是如何兴建起来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城隍庙历经千百年的风雨依然在城市中屹立不倒，以前的成都城隍庙又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走进城隍庙的历史，推开那大大小小的拱门，一窥究竟吧。  成都城隍爷“蓉漂”蛮辛苦 说起城隍庙就不得不说到我国古代先民的城隍信仰。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便假想万物皆有灵气，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支配自然界。其中一部分人居住在城池当中，而城池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守护城市居民财产的安全，因此先民们就认为，城隍是他们城市的守护神。而城隍庙的兴建，据清代史学家赵翼考证，其“盖始于六朝也，至唐则渐遍。”可以确定，城隍庙兴起于萧梁时期的郢州、南阳一代。那么，关于成都最早的城隍庙则约建于唐代中叶以前。 唐代中期，段全纬在《城隍庙记》中描述了唐代成都城隍庙的概况。段氏云，成都旧的城隍庙偏小狭陋，只能“寓托隈堞”，也就是说寄居于城墙上的一个角落，可以想见，唐代中期之前的城隍爷做“蓉漂”还是蛮辛苦的。但唐中期之后，成都新建的城隍庙“其宫在西。揭署于高门，宏敞于正堂，丹护于周墉，图绘于回廊。庙如生，相容有。”城隍庙的气势恢宏由此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宋元时期的成都城隍庙情况如何，现已无史料可查。明代初年，朱元璋出于加强中央集权，“鉴察司民”的考虑，要求包括京师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州县修建城隍庙。地方官如知府、知县上任之前必须先到城隍庙中拜谒城隍神，保证自己奉公守法，这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法官就职宣誓自己忠于宪法一般。同时，知府、知县每年春秋两季还要到城隍庙祭祀城隍，从此，城隍正式成为了世俗官员在冥间的代表。皇帝正是通过这种“阴阳表里”的办法加强了对民众的管制。明代天启年间，成都只有一座城隍庙，“城隍庙府治西”，庙内具体情况如何，史料中并未作出详细描述。 城隍庙街，作为城市的符号留存 现存史料中描述较多的都是清中期以后重建的城隍庙。民国时期成都共存有五座城隍庙。分别是府城隍庙，成都县城隍庙，华阳县城隍庙，都城隍庙和都司城隍庙。在晚清民国时期，华阳县和成都县的县衙门都在成都城内办公，按照封建统治者“阴阳表里”治理的需要，成都就出现了府城隍庙、成都县城隍庙和华阳县城隍庙。清代成都的县太爷上任都要先到相应规格的城隍庙中前去祭拜，官方如此重视了，百姓自然也不敢怠慢，平日里这三座城隍庙香火旺盛，城隍爷可谓享受着特殊的礼遇。 府城隍庙位于现在的下东大街北侧，西糠市街和油篓街一带，建于清康熙年间，因为靠近成都的东门，因此又称东门城隍庙。 成都县城隍庙在成都城北金花街，即现在花圃路、城隍东巷和城隍南巷之间。该庙建于明代，清代咸丰年间又有所增修，庙宇面积相较于其他几座城隍庙中为大，大约占地60余亩。 华阳县城隍庙在成都府城东北较场内侧与玉皇观街毗邻。抗日战争时期，华阳县城隍庙曾改为城隍庙小学，1949年后，华阳县城隍庙的一部分又改为一家酿造厂。如今，城隍庙小学和城隍庙中的酿造厂均已搬迁，周围改为居民小区。
从前的华阳县城隍庙，如今难觅踪影。 都城隍庙在大墙后街街南，“庙甚小，传为川都丁宝桢所建，然历史无考。”据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先生考证，这座都城隍庙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如果谭先生所说为确，那该庙为丁宝桢所建就属因循附会之说。1866年，丁宝桢上任山东巡抚，而丁宝桢任四川总督是1876年，由此推测，可能是后人为了纪念丁宝桢，把都城隍庙说成是他所建。都城隍庙到底因何以及为谁所建，至今不明。 民国时期的成都还有一座都司城隍庙，在成都西门花牌坊街。“都司城隍庙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城区地图上有明确的标注。”清代曾设置都司一职，可以掌管几个营的兵马。 一般来讲，城隍庙中的城隍神多为封建时代对该城市作出相应贡献的官员，如上海城隍庙中的城隍神是元末官员秦裕伯，西安城隍庙中的城隍神是明初官员周新。但成都城隍庙的几位城隍爷却不知道是何许人也。迄今能发掘的史料大多是记述府城隍庙和北门城隍庙，并且这两座城隍庙的经济、文化、娱乐功能也更明显。 城隍庙重要经济活动空间 民国时期的成都城隍庙是城市中一处重要的经济活动空间。成都城隍庙中的经济贸易活动有庙会、灯市和米市，平日里还充斥着各种江湖先生和小商小贩，这些“三教九流”的人物也是城隍庙经济文化活动的重要主体。 民国成都城隍庙的庙会先是三年举行一次，后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变为一年三次，分别是清明节、中元节（七月半）和牛王节（十月初一）。城隍庙庙会一般由成都有权有势的人物组织，费用则由各行会中的商人集资操办。届时，府城隍庙和北门城隍庙都会举行庙会活动，但尤以北门城隍庙的庙会最为热闹。 到了农历十月初一这一天，“庙门外一带田坝搭棚，商货虚集，及木器、竹器、铁器、农器，陈列摆满售卖。生意发达，中道两旁，悉为花草市，男女游人，拥挤不通。庙中香火大旺，烧香妇女，如潮水狂蜂一般地争先跪拜城隍。”这般景象的城隍会短则持续三天，长则半月有余。参加庙会的不仅有成都当地的民众，“还有许多来自各州府县的官吏、商贾、士绅、僧尼等”。据称，城隍庙会期间“参与人数不下十万人”，庙会上除了售卖农器、铁器、花草之外，还会举办祭祀活动，其热闹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城隍庙会无疑促进了本地区经济的繁荣。 每年正月初九至正月十六，成都东大街都要举行灯市，而灯市又以府城隍庙为中心。从初九夜起，东大街附近便架起各种各样的灯饰，“细木作架，髹以金漆；上段幂以细纱，绘说部杂剧，中置灯烛，间三四十步，即安放一架。尤以东大街者为最精致，灯上绘三国演义全部，人物栩栩如生。”还有舞龙狮、放焰火、踩莲船、踩高跷、百技杂耍等活动，游人络绎不绝。然而，人群中衣着华丽、擦脂抹粉的妇女和穿金戴银的商人却引来瘅神、小偷的“光顾”。因此，无论城隍庙会还是正月的灯会上盗窃和骚扰妇女的案件频发，官府不得不派出军队和警察到城隍庙和东大街上巡逻，以维持治安。即使如此，游人的热情也并没受到影响，正如当时成都竹枝词中的描绘：“府城隍庙卖灯市，科甲巷中灯若干。万烛照人笙管沸，当头明月有谁看？” 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柴和米一直都是民众生活中最重要的生活资料。民国时期的成都在四门都有交易的米市，城隍庙的米市就属于“东市”。米市分“大市”和“小市”两种。所谓“大市”就是每年新米上市之时，成都平原附近各州县的米商、乡户集中于此趁机售卖。买米的顾客大都是成都的米商和中等以上的富裕人家，乃米市的大头客户。“每月逢三、六、九，城隍庙还有为期半天的米市，称为‘小市’。附近中和场、龙泉驿和西河场等地的居民都会赶到庙中卖米。上午十点是米市最热闹的时候，米贩子的叫卖声、顾客的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十分热闹，一直到下午两点后又才恢复平静。”城隍庙中米市的存在正说明它是成都城市中一处重要的经济活动空间。一方面，庙中的米市贸易繁荣了成都地方经济；另一方面，城隍庙米市又是一重要的信息交流公共场所，许多经济、文化和社会信息正是由此散布到成都的大街小巷。 府城隍庙的坝子上还有许多小吃摊子，有“肥肠豌豆汤”“牙牙饭”“甜水面”和“馄饨锅盔”等，这些小吃物美价廉，深受当地劳苦大众的喜爱。《锦城旧事竹枝词》赞道：“豌豆如泥肥肠粑，钟敲府庙客喧哗。烧香出殿门前坐，汤鲜饭饱味到家。”又如“牙牙饭”，就是一种用米煮成的饭块，可以按照客人的需要切成几块。这种“牙牙饭”分量很大，一“牙”总有半斤大米以上，干体力活的人吃上一块，再加上一碟小菜就可以吃饱。从城隍庙中所卖的小吃中，可以推测民国时期成都下层民众的饮食结构和收入状况，而且，城隍庙中的不少小吃一直保留到现在，体现出成都民众饮食风俗的延续。 城隍出巡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如今的年轻人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喜欢着古装、扮成动漫人物的样子，被称为“二次元”，人们还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时髦的名字cosplay(角色扮演)。其实玩角色扮演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见雏形，古人将此种活动称为“驱傩”，原本是驱逐疫鬼的。城隍出巡（亦称城隍出驾）的最早源头即可追溯到此。城隍出巡受到宋元时期佛教抬佛像习俗的影响，最终成型于明代初年，并在官方的推动下于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城隍出巡不仅仅是一项娱乐活动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民国时期成都的城隍出巡一年举行三次，分别为清明节、中元节和农历十月初一。城隍出巡的前几日，会有城隍庙街区周围的团正、保长、甲长等头面人物挨家挨户去收香火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收集民众的捐款，这些保长、团正一般是由民众推举出来的，由这些人组成所谓的“神会”，神会中还要选出一人做会首，由会首负责赛会活动的筹办和财务的开支。“三月二十八日，俗呼为降生之辰，设有国醮，费几百金。 民间每年各随其地预集近邻为香会，月敛钱若干，掌之会头至。”收到的财物会作为城隍出巡的经费，凡是捐献财物的人还会得到经济上的馈赠，通过募集善款，是城隍出巡活动经费的来源之一。城隍庙一般还有一定的田产和房产，“每年所出租息，向为赛会祀神”。名义上城隍庙的租息为财政厅所收，但甲长、团正是收租的直接负责人。 到了城隍出巡前几日，几位会首会在寺庙中举办筵席，凡是捐款的民众都可以到寺庙中一饱口福。这种通过捐款来举办的风俗活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甚是普遍，乃至直到今日，仍有许多地区保留了这一习俗。当地的居民一般都比较乐于捐献财物来支持和赞助，因为捐款人相信这是一种“善举”。同时，街邻之间通过这种捐款聚会的活动，也是加强社区团结增进邻里感情的一种重要渠道。
如今的上海城隍庙 城隍出巡的前一天，要进行净街活动。届时“庙会会首和工作人员坐在板板车上，手捧燃烧的拍板，由车夫拉着，沿城隍出驾路线而行，让袅袅青烟连着香气驱秽除污。”在出巡前夜，还会有随驾之人到城隍庙进香，甚至有“终夜虔伺于庙者”。 在城隍出驾的当天，先是和尚、道士、端公在城隍庙中诵经，然后是会首和众位参会人员为城隍穿衣戴帽，随后城隍被缓缓移入八抬大轿之内。阵阵鞭炮响过之后，城隍正式开始出巡。 由于成都每年有三位城隍参与城隍出驾，华阳县和成都县城隍必须到盐市口去恭候府城隍，俗称“两县迎一驾”。三位城隍在盐市口汇合之后，一同前往北门外赏孤。为什么要出北门？古人将北方看作是寒冷和死亡的象征，故把祭祀鬼魂的厉坛修建在北门外。 城隍出巡结束之后，参会人员会重新聚集在庙中。会首要负责向大家报账，说明本次迎神赛会活动的收支情况。然后还要选举出下一次城隍出驾的筹备人员，以筹备下次庙会。因此，城隍出驾的组织是临时性的，成员由大家选举产生，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可以猜想流动性应该不大，筹备迎神赛会是一次很庄重的任务——当时人认为城隍出驾的成功与否关乎庄稼丰收和地方平安，因此不可能随便交付于人。选举出的会首应该在当地具有一定权威，且对城隍出驾的各种事项比较熟悉，这样才可保障城隍出驾时不致于出差错。 城隍信仰废止贸易活动延续至今 近代社会以后，人们心智逐渐得到开化，城隍信仰被地方官府和精英斥为封建迷信，随之逐渐衰落。1928年，当时的政府正式废止城隍祭祀，随后不久，成都的北门城隍庙部分被挪用为纺织工厂。华阳县的城隍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改为城隍庙小学。城隍信仰的废止和城隍庙的变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民国时期官方多次宣布禁止举行城隍出巡，认为此活动“对于秩序安宁，均属妨害。”1933年又发布了禁止城隍会的命令，理由是城隍赛会破坏社会秩序的安定，这一禁令是否实施，以及是否有效，我们目前无法得知。20世纪30年代，政府多次禁止城隍出驾活动，并斥此为封建迷信，认为此举劳民伤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成都的几座城隍庙进行了大范围改造。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东门城隍庙改为一家电影院；北门城隍庙则在改革开放后变更为电子品交易市场，其贸易活动延续至今。今天，成都的城隍庙早已无法寻觅，只留下一串串街名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与符号，向人们诉说着遥远的过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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