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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能感受到的情绪只有愤怒和恐惧:走进述情障碍者的世界

2019-03-25  lindan9997   |  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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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面临情绪识别障碍。最新研究显示,我们对身体的感知和对情绪的认知之间,存在一种重要联系。

斯蒂芬结过两次婚。两个婚礼日,说过两遍“我愿意”。然而,没有哪一次婚姻,也没有任何一场恋爱,给他留下过幸福的回忆。

16岁那年,他在上护理预科时遇到第一任妻子。六年后,两人结婚。这场婚姻持续了三年。他说,她从始至终都不适合他。近二十年后的2009年,他通过一家约会网站,遇到了第二任妻子。他奋不顾身地投入恋爱,第二年,在双方家人的见证下,他们在英国谢菲尔德的婚姻登记处结婚,并开始在那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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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摆出微笑,配合婚礼照片的拍摄,因为他知道,那是人之常情。但他说,“站在内心感受的角度,我出于必要而作出的那些情感回应,感觉都像是假的。我大多数的反应都是后天习得的反应。跟大家一起乐呵呵的时候,我感觉像在说谎、在演戏。也确实如此,那就是说谎。”

幸福感并非困扰斯蒂芬的唯一情感。激动、羞耻、恶心、期待乃至爱意……他都感受不到。“我会有所感觉,但辨别不出它是什么感觉。”只有两种情感为他所熟悉,那就是恐惧和愤怒。

如此严重的情绪障碍有时涉及自闭症和心理变态,但这两种斯蒂芬都没有。去年,51岁的他终于得知,他所患的是一种罕见症状,名为“述情障碍”(alexithymia)。

什么是“述情障碍”

斯蒂芬第一次接触到“述情障碍”这一概念,是在苏·格哈特(Sue
Gerhardt)的《爱的重要性》(Why Love
Matters)一书中。“我在接受治疗时提起了它。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我的述情障碍问题。很显然,描述情绪的词我都知道。但能否跟相应的情绪对上,这又是另一回事……我以为,我就是不擅长讨论自己的感受,以及情感之类。

但经过一年的治疗,我渐渐明白,当我讨论情感时,其实我并不清楚自己讨论的是什么。”

虽然名为“述情障碍”,但患者真正的问题不是情感描述无能,而是缺乏情感本身。尽管如此,也并非所有述情障碍者的体验都相同。

有些人的情绪库中缺乏某些情绪,或有一些情绪失真。有的人能感觉到情绪产生,但不知是何种情绪,也许将忐忑不安解读为饥饿导致的腹痛。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这种症状鲜为人知,但研究显示,大约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落入述情障碍的范畴。新研究正在揭示其症结所在,它不仅有望为各类情绪障碍找到新奇疗法,而且还将解释一般人是如何感受情绪的。

“述情障碍“一词最早出现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书,其来源可以在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动力学文献中找到。如今,大多数学院派心理学家已不再青睐弗洛伊德学派的理念,牛津大学心理学教授杰夫·博尔德(Geoff
Bird)说,“我无意轻慢这些传统,不过在认知、神经、实验领域,已经没什么人真的热衷于弗洛伊德了。”

但当博尔德看到有关述情障碍的描述时,他觉得还挺有意思。“说实话,挺不可思议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情绪不太激烈时,你会不太确定自己的感受,但情绪一激烈,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了。”不过,不知为何,有的人就是无法判断。

自闭症和述情障碍

步入学术生涯之初,博尔德研究的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同理心和情感意识。这些使他对述情障碍产生了兴趣,并在该领域开展研究。其中最早的一项研究,是用一份20个项目的检查清单,将述情障碍与同理心缺乏关联起来。如果你无法像常人一样感受自己的情感,那你自然也就无法同情他人的感受。

但促使博尔德研究述情障碍的真正缘由,是他与自闭症人群的接触。“人们有一种观念,认为自闭症患者没有同理心。这是胡说八道。你一见自闭症患者就明白了。”

在一个系列的研究中,博尔德发现,自闭症人群中,大约一半人存在述情障碍——存在情感与同理心障碍的是这部分人,其余则不然。换言之,情感类障碍为述情障碍患者所固有,与自闭症没有必然联系。

博尔德正在积极宣扬这一观念。谈到一位自闭症研究的志愿者时,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感情,这位自闭症患者不存在述情障碍。“有个可爱的小伙子,智商高得都测不到值——厉害到这种程度。他找不到长期工作,但报名去一家护理院做志愿者,因为他想用自己的时间,做点有意义的事。院方却说,‘噢,因为你被确诊患有自闭症,你没有同理心,所以不能照看老年人。’这太荒唐了。”

自此,博尔德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探索自闭症语境外的述情障碍。比如他发现,述情障碍患者可以识别人脸,也可以分辨照片里的人是在微笑还是皱眉。“但有几个严重的患者,他们虽然能区分微笑和皱眉,但不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这就比较奇怪了。”

在博尔德遇到的述情障碍者中,很多人都是从别人口中,知道自己不太一样;也有人很早就自己发觉了。“我猜,这有点像是色盲,别人老说这个红那个蓝,于是你渐渐意识到,你错过了某种人类体验。”

除了完善述情障碍的描述之外,博尔德和同事们还深挖了述情障碍的含义,找出其中的循环论证——斯蒂芬存在情感问题,因为他有述情障碍,而述情障碍的特征又是情感问题——并将这种论证彻底驳倒。

“广泛性内感缺陷”

某些情况下,比如告诉某人“我爱你”时,斯蒂芬能从理论上作出判断,知道那是高度情绪化的,并能感觉到身体发生了变化。“我感觉心跳加快,肾上腺素飙升,但对我来说,这种感受每每让我害怕。我不知道如何反应。我要么想逃跑,要么想以激烈的言辞对抗。”

恐惧和愤怒——以及困惑——这些他能理解。“其他感觉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你就是觉得‘呃……不舒服,不太对劲。’”

丽贝卡·布鲁尔(Rebecca

Bewer)曾是博尔德的学生,现任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讲师。她认为,这说得通。“述情障碍者通常知道他们在经历某种情绪,但不知道是何种情绪。”她分析道。“这就意味着,他们依然会抑郁,或许是因为他们无法区分不同的负面情绪,也难以辨认积极情绪。与焦虑感类似,人们体会到一种心跳加速的情绪反应——也许是激动使然——但不清楚该如何解读,于是对身体的变化惊慌失措。”

察觉身体内部变化的能力——从心跳加速到血流转移,从尿急到肺部扩张,这些被称为“内感”,是你对自身内部状态的感知。

不同的情感对应不同的身体变化。比如愤怒时,心跳加快,血涌到脸部,拳头紧攥。恐惧时,心跳也会加快,但脸部失血变白。人们通常认为,这些改变并不专属于某种情感,情境也很重要:如果看到蜘蛛时,你心跳加快,你会知道这是恐惧,而不是性兴奋。

博尔德、布鲁尔等人发现,述情障碍者在产生、察觉或解读身体内部的变化时,能力存在欠缺,或是完全缺失。这些人的智商处在正常范围内,他们像其他任何人一样知道,自己心跳加速是因为看到蜘蛛,而不是其他原因。但是,要么他们的脑部没有触发相应的身体变化,形成情绪体验,要么是其他脑区无法适当地读取这些信号。

2016年,博尔德、布鲁尔和伦敦城市大学的理查德·库克(Richard

Cook)联手,发表了一份研究论文,将述情障碍描述为“广泛性内感缺陷”。它为这些人群的情感问题提供了一个解释,但实际上也是一份宣言,提出这样一种观念:人对各种身体信号的知觉对于情绪体验来说非常重要。

在日常用语中,这种观念就已得到表达:道歉要真诚,就得说“真心感到”(heartfelt)。要是真爱某人,就得说“全心全意”(all
your heart)。盛怒之时,血脉就会偾张(blood boils)。焦虑时,心里会七上八下(butterflies in your
stomach,据信是血液流出消化系统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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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变态与述情障碍

也许大多数人都不太熟悉述情障碍,但涉及情绪淡漠和缺乏同理心的,还有另一种障碍,我们对它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对它的厌恶,这便是“心理变态”。我们能否通过理解心理变态,来更好地理解述情障碍?

心理变态的本质仍然在争论中,但心理学家通常有一个共识,认为心理变态的众多特征中,包含了这么几个:同理心或愧疚感缺乏,情绪表浅,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即待人不善,有时还会参与犯罪。

当然,也有人提出,有些心理变态患者之所以折磨或谋杀他人,是因为他们不能合理地处理情绪——比如,他们感受不到恐惧,因而也不能识别他人的恐惧。

在荷兰,如果罪犯被查出患有与犯罪行为相关的心理疾病,就只须承担部分责任。也许只在普通监狱中关上几年,他们就会被送去有安保措施的治疗中心,或直接送去治疗。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员丽克·南杰斯(Lieke Nentjes)决定对这些治疗中心和监狱里的罪犯进行评估,看看他们心理变态的程度究竟如何,了解他们的生活——幼年的教养,犯罪行为,并评估他们的内感能力。

“研究心理变态时,情绪——或者更确切地说,情绪的缺乏,是非常核心的部分。”她说,“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心理变态罪犯对自己的身体比较麻木?”

在访谈过程中,南杰斯提出了一些问题,试探他们的同理心水平,以及他们对犯下的罪行有多悔恨。“有的人毫不隐瞒,直接说‘我不关心’。”南杰斯说,“还有的心理变态者会说,‘噢,但是我很有同理心。’他们学会了准确描述感受的词,会谈论对于他人的同情心、同理心——但你再看看他们犯下的罪行……”她没说下去。

“有研究发现,心理变态罪犯能够用语言描述情感,但缺乏对情感的内在体验。”她说。

对于病人能否察觉一系列身体信号,你很难作出评估。因此,在衡量内感敏感度时,最常用的指标是对心率的判断。有一项测试是,实验人员给定一段时间,也许是25秒,也许是50秒,让参与者数自己的心跳。大约10%的人善于数自己的心跳,5-10%的人很不擅长,余下的人介于两者之间。

在另一项测试中,实验人员给志愿者播放一连串哔哔声,这些声音要么与心跳同步,要么不同步。受试需要判断是哪种情况。在这类任务中,大约10%的普通人表现优秀,还有80%的人则根本判断不了。

南杰斯将心跳同步任务的设备带到采访室,测了75名罪犯。她发现了一种明确的相关性:罪犯越是反社会,其在数心跳任务中的表现就越差。这至少表明,心理变态患者中,不太擅长察觉身体信号的人,其感觉到的情感相对更少,因此也更缺乏对他人的同理心。

心理变态罪犯有时被划分为“白领”罪犯(罪行包括诈骗等非暴力犯罪)和暴力罪犯。在采访暴力罪犯的群体时,南杰斯发现了一个显著的共通之处,尤其是相对于白领罪犯:“那就是暴力罪犯幼时的家教——或者说家教的缺乏。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大量的身体上的虐待。甚至有人跟我说,情感对他们没什么用。成长过程中,他们唯一能感受到的就是恐惧。”

斯蒂芬小时候就遭受过极端的情感忽视。六岁那年,母亲故意在家中纵火。当时,她和斯蒂芬,还有斯蒂芬的弟弟妹妹都在家里。所幸出门上班的父亲发现没带午餐,转身回了趟家。

回首往事,斯蒂芬说,那时他的母亲显然有产后抑郁,但她没有接受治疗。“我什么都不懂,只是焦虑和担心。”纵火事件后,母亲被关进监狱。父亲是一名钢铁工人,经常倒班。“因为邻居的举报,社会服务部下了通知,如果父亲不把我们安置妥当,就把我们带走。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没一个想要我和我弟,因为我们很讨人厌,老是惹麻烦,抢商店之类。于是我们进了福利院。”

童年余下的时光,斯蒂芬都进出于各个福利院。即便在那个时候,他所能记得的感受,也只有恐惧、愤怒和困惑。“圣诞节,生日,福利院的人会冷不丁关心我一下……我始终没有适应。我总觉得不舒服。身体里有一堆乱糟糟的情绪,我无法适当地解读,也无法恰当地回应。”

述情障碍通常与小时候受到的创伤与忽视有关,牛津大学的杰夫·博尔德说。针对双胞胎的研究显示,基因也是因素之一。另外,它也跟特定类型的脑损伤有关,尤其是接收内感信号的岛叶区域。

如何改变内感方式

丽贝卡·布鲁尔指出,斯蒂芬体会到的那种焦虑,在内感缺陷的人中很普遍。在苏塞克斯大学,身为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雨果·克里奇利(Hugo Critchley)和莎拉·加芬克尔(Sarah Garfinkel)正在寻找改变内感的方式,以期缓解焦虑。

加芬克尔提出了一种模型,将内感分为三个维度,此举得到了业内同行的好评。第一个维度是,观察内感信号(比如数心跳)的客观准确性。其次是主观报告——你感觉自己的判断有多准确。其三是元认知的准确性:对于你的判断实际上有多准确,你所了解的程度。

第三个维度非常重要,因为多项研究发现,比如在数心跳任务中,根据一个人自我感觉中的表现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我们可以预知他们的焦虑水平。苏塞克斯团队的研究员丽萨·夸特(Lisa
Quadt)正在开展一项针对自闭症患者的临床测试,看能否通过弥合两者的差距,来缓解患者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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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试点研究中,克里奇利、加芬克尔和理科硕士阿比盖尔·迈克拉纳肯(Abigail

McLanachan)招募了一群学生,让他们接受六次训练。每次训练时,他们都先数一次心跳。志愿者静坐着,食指上松松地夹一个橡胶的脉搏血氧仪,然后报告数得的心跳数。迈克拉纳肯将结果向他们反馈,让他们清楚自己的准确度。

随后,迈克拉纳肯让他们跳几分钟的操,或在大楼外的陡坡上快走一会儿——只要能加快心率,使心跳更容易觉察。(“因为有的人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我就不能。”夸特解释说。)之后,这些学生回到实验室,重复相同的任务,并跟之前一样,每次都会得到结果反馈。

虽然这只是针对普通学生的试点研究,但三周过后,受试者三个维度的内感指标,其准确性都有所上升,而且,他们报告的焦虑度也下降了约10%。

在主要的临床试验中,被确诊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志愿者需要完成同样的任务,但第一次和最后一次都在功能性核磁共振仪内完成。这样,研究团队就能监测岛叶内(接收心率数据的区域)的活动,并观察这些活动的改变对杏仁核和前额皮质有何影响。(杏仁核能检测到威胁,前额皮质可以判断潜在威胁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是否应该焦虑。)克里奇利说,他们的预期,是看到这两个区域之间的联系增强,之前有研究显示,这种增强与焦虑感减弱有关。

与此同时,牛津大学的杰夫·博尔德想深入探讨另一种概念:述情障碍者存在两种不同类型。一种人不会产生足够的身体信号,因而无法形成相应的情绪体验,所以他们不太可能受益于苏塞克斯团队的那种训练。另一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身体感受,只是脑部不会以特定方式处理这些信号。第二个群体(斯蒂芬就在其列)可能更容易受益。

博尔德强调,述情障碍者难以理解情感,但这不等于他们不关心他人。“大部分情况下,若身边有人处于消极状态,述情障碍者是可以意识到的,并因此感到不安。问题在于,他们无法判断他人是何种感受,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对方,或是如何缓解自己的不安。我觉得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是述情障碍和心理变态的不同之处。”

斯蒂芬说,他就是如此。从理论上说,要是有什么情绪训练的方法,他肯定乐于学习。他说,“我有很多有关情绪和感受的书,但都没什么用,因为它们没有具体指出身体的哪种感受对应的是哪种情绪。”

目前,述情障碍还没有可以利用的治疗手段,有鉴于此,斯蒂芬计划利用在心理治疗中获得的新的自我认知,试图取得进展。他说,起初,他指望心理治疗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以为每天都会变得完美、灿烂……结果我意识到,这不可能。我永远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学到了宝贵的教训,他说。虽然已经和妻子分居,但两人经常谈话,现在,听到妻子谈论他的焦虑问题时,斯蒂芬尽量不去否定。“我不再只是一口否决,我开始倾听。我想,‘你知道情绪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那我就听你的吧。要么接受,要么去应对。’”

最主要的是,他下定决心,既然自己的病情确诊了,就要有所行动。“对我而言,它赋予了我力量。既然知道了,我就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也可以开发工具,去和它抗争。”

或许,没有述情障碍的人也用得上这样的工具。博尔德曾带头做过一项研究,结果显示,能更敏锐感受自己心率的人,也能更好地识别他人的情绪,而这正是同理心的第一步。他正在规划一些研究,试图弄明白数心跳训练能否提升同理心。

若想缓解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焦虑,又无法或不想改变压力的来源,你可以去改变身体发出的信号。针对可能被大脑解读为焦虑的身体信号,经常性的体育运动应能起到缓和作用,焦虑感应该也会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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