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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群仓《路上有狼》的创作探索及实践 蒋书蓱 用小说为大众写戏——何群仓《路上有狼》的创作探索及实践 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读完了《路上有狼》。之所以没有考虑早上是否起得了床，是因为这部小说调动了我多个神经，使我欲罢不能：时而为其中的人物遭遇愤懑，时而流泪，时而为其中风趣的语言窃笑。《路上有狼》有强烈的现场感和阅读牵引能力。可以看出，作者成功地向戏剧借鉴了一些表达技巧，形同小说，创作手法却接近戏剧。如果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那么何群仓老师的《路上有狼》便应是一部戏剧化的小说。 戏剧化的矛盾冲突 《路上有狼》摒除了缓慢的抒情和议论，选择了快节奏的叙事，几乎所有的文字都直奔主题，直指矛盾中心，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事件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矛盾冲突是戏剧最根本的特征，《路上有狼》的故事情节便有了轰轰烈烈的戏剧色彩。 同每一部有分量的小说一样，《路上有狼》的故事发生时间放在“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初的历史新旧交替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人物的思想最有冲击力和斗争性，故事本身便最有戏剧性；小说的故事发生地点放在长安县的三岸大队（叶家岸、汪家岸、周家岸），犹如生活中出现了“第三者”，这样的数字潜伏着难以和睦容易生发矛盾的玄机；小说基本实现了故事情节的单一化，始终以大队贫农的女儿叶红荞和地主的儿子汪百成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而后者，刚好又吻合戏剧“三一律”中重要的一条，即一部剧本只允许写单一的故事情节，实现了矛盾冲突的高度集中化、尖锐化。 戏剧化的故事巧合 《路上有狼》的故事演绎曲折离奇，人物命运跌宕起伏，加大了虚构的成分，如果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考虑，巧合处似乎有一点多，有一点玄，但如果站在文学艺术的角度，站在小说、戏剧的角度看，却显得合情合理。 如小说开端叶红荞不小心被洪水冲走，恰巧被她正想念着的汪百成相救；如叶红荞以为苦尽甘来正萌生出要寻找汪百成的念头时，却发现夏玉兰与汪百成正在照相馆照结婚照……汪百成无意中在镜子里看到了叶红荞；如汪百成和叶红荞进赵家盘子见儿子，在快到的路上听见儿子与小伙伴正说着想念妈妈的一番话，后来还冲着下面的峡谷高喊“妈妈”；如还有许多人物关系的巧合，如叶秉南与建建妈、叶红林与夏玉兰、赵姨就是高远不忘的旧恋人陈娟等。 这些巧合与情感纠葛不但对主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加深了小说的戏剧色彩。大概正如人所说：“无巧不成书”，小说重要的是写结构。而这个结构的一脉贯穿正需要巧合因素，巧合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故事情节的发展也同时带动着巧合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 戏剧化的人性揭示 人是社会的主角，每一个人物命运的背后、每一个事件的发生，甚至每一次社会样式的更替，都是人性人情在起着推动作用；所有的艺术样式，归根到底无不是彰显关于人性人情的话题。 因为戏剧的矛盾冲突比较激烈，所以其展示的人性人情也更为突出，性格比照也更分明。凡一流的戏剧作品，最使观众难忘的必是其中言行极端，其命运足够引起观众愤怒、同情或悲伤的人。压制、摧残人性和纠正极左，是“文革”十年和改革开放初期最大的时代特征，《路上有狼》抓住的正是那个时期最大的特征，其进入的主题也正是人类反复吟咏并在那个时代使很多人深受其害的主题——关于爱情。作者通过人性的交织碰撞、人情的爱恨纠葛而展开情节，使小说主题紧扣人性与人情而凝结和升华，区别于那些把小说热闹地当故事讲，用可有可无的情节拼凑无限注水的小说。 矛盾冲突是事物诞生和延续的根源，冲突就是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观念、利益、意志的互相干扰，就是双方互相的较量和压制，《路上有狼》中的叶红荞与汪百成、建建妈与叶秉南、夏玉兰与叶红林、陈娟与高远等，都曾对爱情婚姻有过憧憬，但这种美好的情感却处处被压制摧残。陈陈相因，叶秉南、叶红林在压制着自己情感的同时，也压制着别人的情感，叶秉南甚至可以说是人性扭曲变态。人的个性千差万别，人的心思也如风云变幻莫测，夏玉兰、建建妈、赵姨陈娟，展现了人性至善的一面，但有遇事犹疑、软弱而倔强的一面，叶红林有投机的势利性，却又不失原则性，高远人如其名，深谋远虑，正是这些不同观念产生的矛盾与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注定了各自的命运走向，织成了一张息息相关的故事的大网。 戏剧化的人物对白 戏剧在舞台上的表演，主要靠演员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传达，人与人的对白具有强烈的争辩性，因此要求每一个演员的言行要能直接展示自身的性格特征和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路上有狼》多人物对话和行动描写，很少有心理描写，而且没有一句拖沓的话，所有的一语中的，含有为主题服务的鲜明的倾向性。 如汪超当即教训道：“百成，爸可给你说清楚，对叶秉南家的姑娘不能有别的啥想法。人家是贫农，咱家是地主，如今没有贫农家姑娘嫁给地主儿子这好事。”百成他妈态度也明确：“打社教运动起姑娘给婆家都看重家庭成分，文化大革命以来找婆家更把成分放在头一条。贫农嫁姑娘咋说也不会跟地主家儿子。俺娃千万别朝哪儿想。”如叶秉南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睡了就睡了，只要家庭是贫农。”如周建建妈训建建：你是本事比人强么？你不过是背了你爷丢下的贫农成分，凭你爸的烈士本本安排个好工作，这都是你先人给的。要是叫你创，你恐怕连汪家那个儿子一根脚趾头都不如。” 另外，《路上有狼》中有多处诙谐风趣的对白，类似于戏剧台词的插科打诨，令人常于紧张沉闷中会心一笑，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悲喜交集，而这正是戏剧表演最大的特点。这以愣头嫂的语言为代表，此处不必一一举例。 戏剧化的背景暗示 《路上有狼》使用了犹如戏剧舞台上幕布一般的背景暗示与渲染，给故事蒙上一层隐喻色彩，设置了悬念，提升了内容的意蕴和张力。 首先，表现在小说的题目上。文中的狼不仅指现实的狼，更如著名评论家萧云儒所评：是人生路上的狼，是心灵路上的狼。现实的狼除开寥寥几笔捎带出有个叫狼沟村的外，只在第九章汪百成赴见叶红荞的路上出现过一次，不仅将书名予以了点化，而且喻示着在交流被隔绝、人格尊严被普遍伤害的特殊年代，这里的狼也是可怕的人心的狼，也喻示着他们的爱情在悖论和突现的事件中受阻，有难以超越的困难，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思维空间。 其次，小说中有一些令人叫绝的风景喻示。如文中后半部分有叶红荞多次带儿子在秦岭看日出的场景描写。日出不但是秦岭山麓里奇美的大自然景观，更是历史新旧交替时期，黑暗必将褪尽，迎来新生活曙光的解读。还有第三十四章陈娟带高远看日出的场景写得尤为精彩：“在红色天幕的映衬下，高岭的主峰像一头坐在山岭上张着大嘴仰天长啸的雄狮，吼声唤得万物苏醒……”不是流传有“祖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这样的句子么，这一段描写有着这一只沉睡的雄师即将醒来的喻示。 用小说的形式为大众写戏 据何群仓老师说，他创作的意识非常明确，就是为大众写戏。他说小说如要改编、拍成电视剧，就必须要有很强的戏剧性，而如果想让电视剧拥有大量的观众，就必须反映日常百姓的生活。他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只有地域的、大众的，才是民族的，所以他选择了熟悉的家乡。《路上有狼》是一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具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映普通百姓生活。小说不是宣泄狭隘的个人情感，也没有直面宏大的历史事件，而是通过乡村一隅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影射波澜壮阔的社会现象。这里老百姓的生活现状，代表着当时中国所有老百姓的生活现状。这里弥漫的气息，也是根植于乡土的大多数人所熟悉的，附和传统的大多数人的审美记忆，从而使作品拥有大量的读者和观众。 二、塑造普通的人物形象。小说没有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即使有很多戏剧化的冲突，也没有刻意塑造从头坏到脚的人物。这一群人令人似曾相识，都可以在生活中对号入座，在这一群人的身上，包括固执的叶秉南，都闪现着常人至善、温情的一面，而这，正是人性真实的一面。 三、使用大量民间口语。小说语言质朴，基本实现了口语化，特别是愣头嫂的语言，有地方话语粗野淳朴的原始风貌。 四、善用排比句铺陈。小说遣词造句高度凝练，不但扩大了表达的气势和容量，而且干净利落，朗朗上口，这有若《诗经》中的赋比兴，源远流长，渊薮于民间。 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位于秦岭北麓与关中平原的沣峪交界处，其中的黑龙潭、杜鹃崖、赵家盘子、登云庵，遁世或出世，不仅为小说的故事发展铺垫一条可进可退的道路，也映照出一方地理风貌和文化特征。 六、触及大多数人心灵的细节描写。文中有许多对人物行动与风景的细节描写。以某个描写月光下的景致为例：“白杨树下又恢复了平静，又能听到蛐蛐和青蛙的二重唱、河水的伴奏、白杨树叶的击掌声……他低头看脚下，还是地上真切，毛毛草、三棱子草、节儿草、马鞭草都一一分辨得清”，写景不足为奇，但将月光下的景色写得如此真切，这份细致犹如静听花开、风过琴弦，触及人心灵的幽微处。 《路上有狼》戏剧化创作的探索及实践 据说何群仓老师《路上有狼》体现的戏剧色彩是作者有意识地为之。在小说落笔之前，他读了十年戏剧作品，也学习了十年戏剧理论，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汤显祖的《牡丹亭》、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等等，包括国外一些著名剧作家的著作，也都想方设法一一阅读浏览。在阅读的过程中，主要研究这些作品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主题、这样的主题思想，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组人物，研究戏剧的表现技巧在哪里，演变节奏在哪里，有着什么样的语言风格。经过这样长期的积累和沉淀后，才确定自己写长篇小说的目标，构思自己写长篇小说的框架。 小说的故事发生地就是作者从小生长的地方，有作者最熟悉的风土人情，有长期的生活体验。读《路上有狼》，我们看到了作者丰富的生活阅历与对小说理论深刻的研究。对于一位致力于写小说的作家，这种钻研的精神值得人敬重和推崇。 《路上有狼》为小说的表现技巧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甚至可以说是小说戏剧化表达的一个范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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