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可以“称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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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中国现存的旧方志将近1万种，这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华阳国志》则是这个宝库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之所以说它是“王”，第一，它在现存的方志中最古；第二，它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新体裁，开了后世地方志的先河；第三，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后世方志所不及。

△刘琳先生校对《华阳国志》手迹

《华阳国志》写成于东晋穆帝永和4年至永和10年（公元348—354）之间，距今已有1600多年。这之前虽然已有不少方志著作，但都早已失传。有人说，现存的《越绝书》、《吴越春秋》是比《华阳国志》更早的方志，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东汉人所编著的这两部书都是杂记春秋时吴、越两国的史事，《隋书》、《唐书·经籍志》等把它们归入“杂史”类是对的，它们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志。因此我国现存的地方志没有比《华阳国志》更早的了，它无疑是现存方志中的老祖宗。

但《华阳国志》一书并非仅仅以古为贵,其价值更体现在它在方志体裁上的创新。

中国方志之作，萌芽于先秦，始盛于东汉。相传上古有所谓“八索九丘”，说者谓“九丘”即“九州之志” （《左传》昭公十二年《正义》）。《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或即方志的权舆，而“方志”一词最早即出于《周礼·诵训》。至东汉光武帝“始诏南阳撰作风俗，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一时形成风气（《隋书·经籍志》）。在《华阳国志》之前，各地方志或近似方志的书见于记载的已达一百多种，或记述方国的历史，或记载州郡的地理，或叙论乡党的耆宿。而益州地区（主要是巴蜀）撰作之风尤盛，可考的方志就有二十余种。

这一大批方志著作的传播为更加成熟的方志编纂开创了风气，准备了材料，积累了经验。但上述的方志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分离，各写一面。这样就只能各自反映地方自然与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不能较好的反映它的全貌。常璩有鉴于此,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综合了各家方志的优点，又吸收了《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的新体裁。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其内容大体上是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民族等等，而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述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但叙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西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在体裁上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是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创举。可惜在《华阳国志》之后，中历南北朝、隋、唐，这种体裁没能得到发展，绝大多数的方志著作仍然沿袭东汉的余绪，史地人分家，极少综合之作。只是到了宋代，方志的编纂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少著作取材更为广泛，分门更为详密，奠定了明清以来一般方志的体例，但究其内容，基本上还是历史、地理、人物三方面。追根溯源，常志实开其先河。

《华阳国志》之所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还在于它的史料价值。

《华阳国志》给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包括西南地区古代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民族等等。这当中有许多史料仅见于此书，或最早见于此书，或以此书的记载更为详备。下面略举数端：

（一）关于西南地区古代史。在我国古籍中，《华阳国志》是唯一一部记述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历史的著作，其时代从先秦直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其中尤以先秦与两晋这一头一尾两段的记载最有价值。巴蜀地区先秦的历史，在《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只有东鳞西爪的记录，使读史者为之茫昧。《华阳国志》不但搜集整理了这些记载，而且根据后代已经失传的诸家《蜀本纪》、谯周《三巴记》等等文献，记述了古代巴国、蜀国的历史与传说，以及秦统一巴蜀的过程。以古蜀国为例，常志记载了蚕丛、柏灌（濩）、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代“蜀王”的故事，有着珍贵的价值。近几十年成都平原发掘出了三星堆、金沙等古蜀遗址，打开了古蜀历史的新天地。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将上述几代“蜀王”与这些遗址直接地、准确地挂上钩，但常志的记载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联想的空间与研究的线索。

在本书第八、九卷中叙述了西晋统一、西南流民起义和成汉时期的历史，也很宝贵。因为作者是以当代人写当代事，有很多事是他亲身经历，特别是他本人在成汉政权做过史官，有条件查阅档案和进行调查，还写过成汉专史《汉之书》，因此他对这段时期西南地区历史的记述有不少第一手材料，自然比之后世的记载更为可信。唐初修《晋书》，司马光写《通鉴》，都从常志的这些记述中有所取材。

至于两汉、三国这一段，《华阳国志》中也有不少在前四史和其他书中没有的或可作补充的资料。例如诸葛亮征南中，《三国志》记载失之太略，后来裴松之的补注也是语焉不详，《华阳国志》记载就具体一点。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诸葛亮南征的路线、战争过程中的某些情节，以及战后诸葛亮所采取的一些统治措施，不能不归功于常璩。

△常璩

（二）在经济史方面。例如李冰在蜀中兴修水利，这是先秦历史的一件大事，但求之《史记》《汉书》，仅得“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两句，而《华阳国志》则叙述甚详。据其所载，李冰除了修都江堰、穿成都二江之外，还在南安（今乐山）凿平溷岩以通正水道，在僰道（今宜宾）烧毁“蜀王兵栏”大滩，导文井江，导洛水，穿广都（今双流）盐井陂池，这就使我们对古代劳动人民和李冰这位历史人物的治水功绩有了更多的了解。此外，《华阳国志》关于各地农业生产情况、矿产、盐井、临邛火井和其他物产的记载，等等，也都是很重要的古代经济史和自然科学史资料。

（三）关于民族史。《华阳国志》中也保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它是研究古代西南民族史必须参考的一部最主要的文献。它不但记载了三十几个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名称和分布，而且对其中一些主要的部族和部落，如巴（特别是其中的“板楯蛮“）、蜀、氐、羌、叟、濮、夜郎、哀牢等，他们的历史、传说、风俗，以及他们同汉族王朝的关系，作了较多的叙述，有很多资料是其他史籍中找不到的。还有一些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记载，如果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将显露出它们的价值。例如卷四存●（左“马”右“阝”）县（今贵州威宁、云南宣威一带）下记载：夷人称马为“无（读如模）梁”，这与今天藏缅语族中的一些民族（如缅人）吻合或相近。这对研究彝族先民向滇东北、黔西北迁徙的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像这类材料，好比是蕴藏在地下的宝矿，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四）关于汉、晋西南地理沿革。这方面虽有《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及《宋书·州郡志》等可资参考，但诸史地理志大抵只列郡县名称，而于其沿革及位置或未加说明，或语焉不详。特别是由于《三国志》没有地理志，晚出的《晋书》又大体只反映晋初的政区而且讹误不少，以致后人对蜀汉、两晋的地理沿革每感不甚了了。而《华阳国志》对西汉以来的郡县沿革和治城所在记述比较具体；且常璩以蜀人说蜀中及邻区的地理，一般来说，自较外地著作更为可靠。因而这部书也就成了考证古代尤其是蜀汉、西晋时期西南地理的一部主要史籍。唐宋以来的地理书在这方面有很多错误，推其原因，往往是忽略了常志的记载。

（五）关于汉、晋人物。《华阳国志》根据陈寿《益部耆旧传》和常宽《后贤传》等书，加上作者自己调查所得，共为西汉到东晋梁、益、宁三州的400多位“先贤”、“后贤”士女写了小传或列入目录。所收人物之富，在古今区域性、地方性的方志之中实罕其匹。这当中不乏可补正史不足的有用材料。例如它记载了好些学者的著作，对研究古代文化史就很有用。我国的古方志，流传到今天的已经很少了。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录，宋元以前的古方志多达2175种，现存者已不到70种；隋以前的除《华阳国志》外，更仅存十来种。这十来种之中，有的真伪杂揉，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内容狭窄，其价值远逊于《华阳国志》。因此这部书可说是我国隋以前古方志中的硕果仅存者。唐宋至明清的方志虽则浩如烟海，但是像《华阳国志》那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体例简括、取材精审的极少；就其所提供的历史信息之丰富与珍贵而言，更是无可匹敌。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阳国志》——中国方志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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