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崇州，《华阳国志》馆不得不去，那是蜀地最著名的地方史，是研究蜀地的重要文献，当然《华阳国志》及其作者不得不说。 常璩大约是生于公元291年，在公元361年去世，字道将，蜀郡江原人，就是今天四川崇州市人。《华阳国志》是常璩的得意之作，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全书共12卷，约11万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华阳国志》赞誉了中国西南地区文化悠远，记载描述了诸多中国西南的历史人物，以此抗衡中原、扬越，反抗东晋士族对蜀人的轻藐。因为资料新颖可靠，叙述有条理，文词典雅、庄严，符合古代士流的爱好，所以能够流行，成为千百年来地方志著作的取作准则，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它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是一部名闻中外、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的重要史料。 常氏为江原（现崇州）望族，最早发源于河南境内，相传常氏为黄帝臣常先之后。史载西周武王胞弟卫康叔之孙食邑于常（今山东省滕州市），即以邑为氏。另有一支常氏为吴国王族之后，春秋之时，吴国公之后封于常（今江苏省常州市），其后人以常为氏。吴国被灭后，其子孙迁徙各地。越国有大夫常寿过，西汉有右将军、长罗侯常惠。汉代，常氏一支迁入江原，并逐渐发展为当地大姓，据《水经注》：“文井江又东，迳江原县。县滨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可见此地为常姓集聚之地。汉魏以来，蜀中常姓出仕者不绝于书，并以治经史而著称于世。东汉时期有侍中、长水校尉常洽、侍御史常诩，三国时期有常勖，曾任光禄郎中、主事，尚书左选郎，除郫令，专治《毛诗》《尚书》。 江原常氏为为蜀中大族，族人大多研究学艺、擅文文辞、喜爱撰写文章。两晋时期有常宽，字泰恭，举秀才，任侍御史，除繁县令，晋元帝时拜武平（今越南北部）太守，后卒于交州（今越南河内）。常宽以明经著称，专治五经、史、汉，曾著《蜀后志》《后贤传》《梁益篇》等。其弟常骞，曾任魏郡太守、湘东太守、新都内史，专攻《诗经》。公元301年（西晋永宁元年），李特在蜀地率流民起义。当地士族纷纷举家迁往他乡。常氏以常宽为首，跟随杜弢等人迁徙到荆湘一带。 常璩，字道将，秉承家学渊源，常璩当时年幼，家境贫困，没能迁徙，改为依附青城人范长生。李特死后，其子李雄继续率领农民起义军。公元304年（西晋永兴元年），李雄建立成汉政权，常璩一族受到李雄的安定抚慰。在氐族人李氏建立的大成政权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编著《梁益宁三州地志》和《蜀汉书》。公元333年（成汉玉衡二十三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招还流民。常宽等人也回归蜀地。此时常璩已四十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李期、李寿在位时，常璩为史官，最先他交好北方的黄河流域。李势即位后，常璩升任散骑常侍，因成汉动乱而忿怨。一直信服巴西龚壮言论，向往东晋。 东晋元和二年（346年）桓温伐蜀，常璩也劝李势降晋，随后成汉政权灭亡，归于东晋，常璩迁徙东晋首都建康，任为参军。他撰写《蜀平记》《蜀汉伪官故事》《华阳国志》。《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穆帝永和四年之后，史称《华阳国志》是常璩的抒愤之作，因到江左以后，常璩并未受到重用，心情比较忧郁，故史载“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裒削旧作，改写成为《华阳国志》，其立旨在於夸诩巴蜀文化的悠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常璩在《华阳国志》的序志中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说明了志书的价值和作用，对中国方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梁启超称其为“方志之祖”，学者朱士嘉认为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学者张舜徽也称之为“方志之祖”。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说：“其一书而兼备各类，上下古今，纵横边腹，综名物，揆道度，存治要，彰法戒，极人事之变化，穷天地之所有，汇为一帙，使人览而知其方隅之全貌者，实自常璩此书创始。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者一。……我国两千年来，地方史志不下万种，无非流行一时，旋成覆瓿。惟璩此书，虽仅方隅之事而能流行全国，迄今研究封建社会史者犹必重之。此其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代表性强，足以抗衡正史者三。”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谓“该书是后世地方志的创始”，《华阳国志》开创了把历史、地理、人物三方面内容结合记述的新体裁，对后世地方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此书体例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受到历代的重视。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用其文，崔鴻著《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水经注》、刘昭注《后汉志》，都吸收和采用了《华阳国志》，因此《华阳国志》在我国地方志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现今最早以志为名、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志书，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古代西南地区历史、文化、民族和地情极有价值的一部著作，被中外史学界称作“中国地方志初祖”，誉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精华之一”。 常璩的作品还有《蜀记》、《巴汉记》、《南中志》、《蜀李书》、《益部士女总赞》等，这些为写《华阳国志》奠定了基础。李雄时期，常璩撰写《蜀纪》。此篇初名《蜀记》，曾单行。后来改为《华阳国志》之一篇，称为《蜀志》。《巴汉记》，到李寿时流传于北方。永和中，收入《华阳国志》，始分为《巴志》与《汉中志》二卷。李寿取宁州后，常璩纂述《南中志》。《南中志》成书较晚，取材于杨终《哀牢传》，谯周《南中异物志》，魏完《南中志》等书，另外还大量记述北还流民的传说。后来收入《华阳国志》时，全用《南中志》旧文，未有增改。汉兴初，常璩取《汉纪》所载公孙述事，像陈寿书一样，将内容分为《纪》、《传》两部分，称为《蜀汉书》，正文共九卷，合《自序》共有十卷。因为李势将该书送给石虎，已删除常氏《自序》，改称《蜀李书》，所以北方的文士最先传抄。又名《汉之书》、《汉志书》等，后来改写为《华阳国志》一部分。成汉时，常璩撰有《益部士女总赞》一篇。常璩入晋后，将其收入《华阳国志》，并在各个人物下添加小传，改写为为《先贤》、《后贤》两篇。 《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它不仅记载有从远古至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古代史地、人物的丰富内容,而且在书中弘扬起了“大一统”、“民本”、“旌昭仁贤”等旗帜，这源于常璩高远深邃的史识。常璩不仅在书中高扬“大一统”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为促使国家统一作出了实际贡献，又在门第森严之际,倡扬“以民为本”,呼吁“选贤任能”，这些无疑超越了时代的拘囿。 刘琳在《华阳国志校注·前言》里指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常璩将历史、地理、政治、人物、民族、经济、人文等综合在一部书中，这点无论是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都具备了方志的性质，但又明显区别于传统方志只偏重于记载某一地区的特点，这种区别，正是常璩之《华阳国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华阳国志》千百年来能挺拔于方志之林并成为方志之鼻祖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这个史学家的崇拜，无疑是至高无上的，因为他开辟了中国地方志的先河。现在四川乃至西南的许多史学文献均引用他的《华阳国志》，这对于蜀地历来远离中央政权统治的中心、远离中央政府史学家的记录无疑起到了很好的补充作用。在史学方面，他完全可以与汉朝蜀地的扬雄媲美。就是我现在写的许多文章中，也经常引用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