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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幅明 赵文渊（约520—590）河南南阳人。 北朝书法家，擅楷、隶、碑匾。 华山闻名天下，游人如织，山脚下16里外有座古建筑群，始建于汉代、为历代帝王祭祀华山神的要地——西岳庙。它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建筑史上拥有特殊的地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岳华山神庙之碑》（简称《华岳庙碑》）是西岳庙当今的镇馆之宝。此碑是目前西岳庙内最古老最完整的一通千年古碑——距今已有1400多年，早在唐时已被唐人视为珍品收藏于西岳庙内，现为国宝级文物，被列为中国禁拓名碑之一。此碑记载了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年)整修西岳庙、植立青松一事。该碑书法俊丽，虽是隶书却兼有篆势与楷法，反映了隶书楷化的过程。碑左为唐颜真卿公元758年游华岳庙题记，尽显端庄雄伟、气势开张的颜体风，是颜氏书法成熟期之佳作，誉为“颜帖之冠”。碑右为唐贾竦游华岳庙五言十八韵长诗。目前，国家文物局已将其列为中华书法艺术名碑，它是全国范围内保存完好的三通北周碑之一。因其立于北周时期，常简称它为“北周碑”；其碑文文辞华美，极力赞颂西岳华山，因而又有 “华岳颂”之美称。此碑的书写者为北朝时期北周的大书家赵文渊。 赵文渊，生卒年不详。字德本，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人。北周书学博士。《周书》及《北史》中有传，而此二书由于避唐讳，皆作赵文深。根据两传推测，赵文渊大约生活在520—590年之间。曾任丞相府法曹参军。天和元年（566）以提榜有功，升为赵兴郡守。擅长楷、隶书。当时碑文多出其手，又在西魏时奉命编定了一部《六体书法字典》。《述书赋》云:“文渊、孝逸（赵孝逸），独慕前踪。至师子敬，如欲登龙。有宋齐之面貌，无孔薄之心胸”。 明盛时泰《蒼潤軒碑跋》说：“后周天和二年，修西岳碑，赵文深隶书。当南北分争之时，即此文章字画，足以见其景象。”入隋后，其书迹一无著录，或为暮年，时日不长，仅临写二王而已。隶书《华岳庙碑》是目前赵文渊传世的唯一书迹。 《周书》卷四七有《赵文深传》：“赵文渊 ，字德本，南阳宛人也。父遐，以医术进，仕魏为尚药典御。文渊少学楷隶，年十一，献书于魏帝。立义归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参军。文渊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渊及冀俊而已。大统十年，追论立义功，封白石县男，邑二百户。太祖以隶书纰缪，命文渊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及平江陵之后，王褒入关，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文渊之书，遂被遐弃。文渊惭恨，形于言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攻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于碑榜，余人犹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迁县伯下大夫，加仪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汉南人士，亦以为工。梁主萧詧观而美之，赏遗甚厚。天和元年，露寝等初成，文渊以题榜之功，增邑二百户，除赵兴郡守。文渊虽外任，每须题榜，辄复追之。后以疾卒。” 大意是：赵文深，字德本，是南阳郡宛县人。他的父亲赵遐，因擅长医道被朝廷任用，官至北魏的尚药典御。赵文深少年时学楷书和隶书，他十一岁时，向北魏皇帝敬献他的书法作品。北周建国，赵文深归顺，任他为大丞相府法曹参军。赵文深的书法具有钟繇、王羲之的笔意，笔力斐然可观。当时的碑文匾额，只有赵文深和冀俊写得最好。大统十年，追论归顺的功劳，被封为白石县男的爵位，封地二百户。周太祖鉴于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多有讹误，下令让赵文深、黎季明、沈遐等人依《说文解字》和《字林》为准，审定六种字体的字形，审定了一万多字，通行于世。 在北周平定了江陵以后，王褒从南朝入关归顺北周，高官贵族都去学习王褒的书法，赵文深的书艺，被远远扔在一边，为此赵文深惭愧而怨恨，常在言谈间表现出来。后来他知道这种风气很难扭转，也去学习王褒的书体，但没有成功，反而受到人们的讥讽，认为他是邯郸学步。但是书写碑文和匾额，其他人都赶不上赵文深，王褒也称赞他在自己之上。宫殿楼阁的额联，都是他书写的。勋爵晋升为白石县伯、下大夫，加仪同三司衔。世宗令他去江陵书写景福等碑文，汉南地区读书人也认为写得好。梁主萧察看了以后，大加赞扬，给他的赏赐很厚丰。天和元年，露寝等行宫建成，赵文深因题写匾联有功，给增加二百封户，升为赵兴郡守。赵文深虽然在外地官，每当遇上需要题写匾联，就把他召回来。后来生病去世。 《北史·赵文深传》与《周书·赵文深传》的内容大致相同。 《华岳庙碑》碑身高2.3米，宽1米，25行，每行55字，共约一千余字，属于丰碑巨碣。碑额篆书“西岳华山神庙之碑”8字，碑文以隶书写成。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天和二年（567）命史臣立此碑，为的是颂扬其父宇文泰在西魏天统七年（541）修复华岳庙。此碑撰文者万纽于瑾，为北周当时的名家。 《华岳庙碑》的书体属于隶书，蚕头雁尾特征随处可见，结字亦大致上遵循着汉隶结字对称均衡的原则。然而除此之外，此作品还有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在用笔方面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波挑夸张而笔画斩钉截铁；其二，篆、隶、楷各体夹杂。 前人对《华岳庙碑》有正反两极化的评价。有人认为鄙陋不堪，难以入目，例如郭宗昌在《金石史》中对其大加批评：“文渊为周书学博士，书迹雅为当时所重……而《华岳碑》字偭古法，浅陋鄙野。一见欲呕，而名动一时，何耶？”叶昌炽（1847—1917）的《语石》则评道：“今观其书虽险劲，未脱北书狞恶之习，视郑道昭父子，譬之圣门，尚不在游夏之列。”也有人为其辩护，认为《华岳庙碑》的书法风格别有一种峭拔矫健的风味，例如张廷济的《清仪阁金石题跋》评其为：“楷隶参杂，山阴遗则渺难寻，然于魏齐诸刻中独见矫健。”赵崡在《石墨镌华》中说：“碑字少变隶书，时兼篆籀，正与《李仲璇》、《孔宙碑》同，亦褚河南（遂良）《圣教》、欧阳兰台（询）《道固》之所由出也。江陵《景福寺碑》不知存否？此则完好无一字磨泐，固文渊之幸哉！” 称赞其书之妙。到清末，杨守敬（1839—1915）在《平碑记》中折衷二人的意见说：“文渊在周甚有书名，是碑，前人嗤为恶礼，为分书罪人。余谓以分书论之诚不佳，若以其意作真书殊峭拔。”可以说是评论赵文渊书法的另一种意见，褒贬皆有。 不论个人的好恶如何，《华岳庙碑》在书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装饰意味浓厚的用笔为东汉以来中原古法“铭石书”的末流，而隶书中夹杂篆籀与楷书笔意则是此时期北朝碑版书法的新面貌。 《华岳庙碑》首先引人注意的风格特点，为其多棱角的用笔。下笔、波挑皆求方截，整体看来骨节嶙峋，锋芒毕露。以讲究虚和用笔的传统书法审美观观之，这些笔画造作而不够自然，有几分美术字的意味。若进一步追溯书法史的发展，则可发现《华岳庙碑》的特殊风格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非赵文渊个人的创发。它与三国和西晋时期的八分隶书有近似之处，同承继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中原古法“铭石书”。南北朝时期，书写楷书之风昌炽。赵文渊以纯熟的楷法追缅出隶书的华美。或可理解为这是书家在写颂辞时的刻意追求。 北魏第八代孝明帝（元诩）之时，摄政胡太后崇信佛教，不理朝政，因而引起内乱。其结果，高欢拥立孝静帝（元善见）在河南省的邺郡（今安阳市）建立东魏，与宇文泰在长安拥立孝武帝（元脩）的西魏相对立。宇文泰是西魏事实上的掌权者，在第一代文帝（元宝炬）大统七年（541）修复了华岳神庙。后其子宇文觉夺得西魏政权，建立北周。世称孝闵帝，为第一代。弟宇文邕号武帝，为第三代。天和二年（567）宇文邕命史臣赞扬其父宇文泰修复华岳庙之功，在陕西首东境华山之北华阴建立丰碑，名《西岳华山神庙碑》。王昶《金石萃编》称为《华岳颂》。 此碑撰文者为万纽于瑾，字附璘，本姓唐，他是北周宇文泰的亲信大臣，有文名，此碑为其杰作。碑文最后刻有“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司，宗治内史，临淄县开国公，万纽于瑾造此文”，为历来刻有撰者官爵姓名最早的碑刻。这里所称的万纽于瑾，是宇文泰表示对万纽于瑾的宠遇而赐给他的姓字。 对赵文渊的碑榜书，王昶《金石萃编》有：“赵文深，字德本，少学楷隶，雅有钟王之则，笔势可观。当时碑榜，唯文深及冀儁。” 赵文渊是北方传统书法的主流代表。 赵文渊书写此碑，是用楷书的笔法，来代替隶书的用笔法，表现出篆书的结体，使人疑似为破格法外之书。但起笔、收笔的健壮，横广的结构，又使横画具有强劲弯曲的波法，保留着隶书波磔遗迹的隶楷过渡姿态，综合似篆书结体之美。又，此碑也可以说是南北朝割据三百余年，纷乱时代的必然产物，从而可获知当时隶书或者书体递变后的“景象”。 赵文渊写的碑刻，除此碑外，所知者还有《景福寺碑》，但已佚失不传。 赵文渊，生卒年不详。字德本，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人也。《周书》及《北史》中有传，而此二书由于避唐讳，皆作赵文深。曾任丞相府法曹参军。天和元年（公元566年）以提榜有功，除赵兴郡守。擅长楷、隶书。当时碑文多出其手，又在西魏时奉命编定了一部六体书法字典。《述书赋》云:“文渊、孝逸（赵孝逸），独慕前踪。至师子敬，如欲登龙。有宋齐之面貌，无孔薄之心胸”。 入隋后，其书迹一无著录，或为暮年，时日不长，仅临写二王而已。隶书《华岳庙碑》（亦称《西岳华山庙碑》）是目前赵文渊传世的唯一书迹。 隶书《华岳庙碑》（亦称《西岳华山庙碑》）是目前赵文渊传世的唯一书迹。此碑立于陕西华阴的西岳庙内，碑身高约 230厘米，宽约107厘米，厚约32厘米，额高50厘米，属于丰碑巨碣。碑额篆书“西岳华山神庙之碑”8字，碑文则以隶书写成。北周武帝宇文邕于天和二年（567）命史臣立此碑，为的是颂扬其父宇文泰在西魏天统七年（541）修复华岳庙。此碑撰文者万纽于瑾，书者赵文渊，皆为北周当时的一时之选。 《华岳庙碑》的书体属于隶书，汉隶的蚕头雁尾特征随处可见，结字亦大致上遵循着汉隶结字对称均衡的原则。然而除此之外，此作品还有几项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是在用笔方面装饰意味十分浓厚，波挑夸张而笔画斩钉截铁；第二是篆、隶、楷各体夹杂。 前人对《华山庙碑》这样的奇异组合有正反两极化的评价。有人认为鄙陋不堪，难以入目，例如郭宗昌在《金石史》中对其大加批评：“文渊为周书学博士，书迹雅为当时所重……而《华岳碑》字偭古法，浅陋鄙野。一见欲呕，而名动一时，何耶？” 叶昌炽（1847—1917）的《语石》则评道：“……今观其书虽险劲，未脱北书狞恶之习，视郑道昭父子，譬之圣门，尚不在游夏之列。” 然亦有人为其辩护，认为《华岳庙碑》的书法风格别有一种峭拔矫健的风味，例如张廷济的《清仪阁金石题跋》评其为：“楷隶参杂，山阴遗则渺难寻，然于魏齐诸刻中独见矫健。” 而杨守敬（1839—1915）的《评碑记》也给予正面的评价：“文渊在周甚有书名，是碑，前人嗤为恶札，为分书罪人。余谓以分书论之，诚不佳，若以其意作真书，殊峭拔。” 不论个人的好恶如何，《华岳庙碑》在书法史上十分重要。其装饰意味浓厚的用笔为东汉以来中原古法“铭石书”的末流，而隶书中夹杂篆籀与楷书笔意则是此时期北朝碑版书法的新面貌。 《华岳庙碑》首先引人注意的风格特点，为其多棱角的用笔。下笔、波挑皆求方截，整体看来骨节嶙峋，锋芒毕露。以讲究虚和用笔的传统书法审美观观之，这些笔画造作而不自然，与其称之为“书”法，倒不如称它为美术字。若进一步追溯书法史的发展，则可发现《华岳庙碑》的特殊风格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并非赵文渊个人的创发。它与三国和西晋时期的八分隶书有近似之处，同承继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中原古法“铭石书”。 （资料参考卢慧纹《江左风流与中原古法》见于《青少年书法(青年版)》2005年第5期） 分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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