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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 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进一步引出了表示性质的那些词语的作用问题，即引出了所谓“共相问题”。这是最古老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之一。 在中世纪，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论争，但它来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人们通常把它看作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 但是，象大多数形而上学问题一样，它也可以有新的提法，使之成为一个科学方法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讨论方法论问题，但作为引言，我将对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给予简略的梗述。 每个学科都采用所谓的普通名词，例如“能量”“速度”、“碳”、“白”、“演化”、“正义”、“国家”、“人”。这些名词与单独名词或个别概念如“亚历山大大帝”、“哈雷彗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同的。 （这些名词是专有名称，是在约定俗成中加于它们所表示的那些个别事物的标记。） 两部分人之间对普通名词的性质有过长期而频繁的激烈论争。一方认为，普通名词和专有名称的区别只在于它依附于一组或一类单个事物的各部分，而不是仅仅依附于一个单独的事物。 例如，“白”这个普通名词不过是加给一组许多不同事物的标记，如雪花、桌布、天鹅等。这是唯名主义学派的学说。它与传统上所说的“唯实主义”的学说相反。 “唯实主义”是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名称，因为这个“唯实主义的”理论也一直被称为“唯心主义的”。所以我建议给它另起名称，把这种反唯名主义的理论称为“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者否认我们首先是收集一组单个事物，然后把它们叫作“白”；他们认为，我们之所以说每一个白色的物体为“白”，乃是因为它和其他白色东西共同具有某种内在的特性，即“白”。 这个用普通名词表示的特性可看成是一个对象，并且和个别事物一样值得研究，（“唯实主义”这个名称从如下断言引伸出来，即认为普遍对象——例如“白”是超乎个别事物及其集合或组合之上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于是，普通名词适合表示普遍对象，而单独名词则表示个别事物。这些用普通名词来指称的普遍对象（柏拉图称之为“形式”、“理念”）也称为“本质”。 本质主义不但相信共相（即普遍对象）的存在，还强调它们对科学的重要性。它指出，单个的对象有许多偶有属性，但科学对这些属性并无兴趣。 从社会科学中拿出一个例子来说吧：经济学关心货币和信贷，但它并不关心硬币、钞票或支票等采用什么形状。科学必须剥开这些偶然的东西而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而任何事物的本质又总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东西。 这些最后的话语表明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某些方法论含义。然而，我现在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事实上可以撇开这个形而上学问题来加以考察。我将沿着另一条道路来探讨它——这条道路避开普遍的和单独的事物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等问题。 我建议称之为方法论本质主义者的这个哲学家派别，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他认为科学研究必须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对事物给予解释。 方法论本质主义者往往以“物质是什么？”“力是什么”或“正义是什么”之类语词来提出科学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对这类问题给予透彻的回答，揭示这些名词的真实的或本质的意义，从而揭示这些名词所表示的真正本质，这至少是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如果不是它的主要任务的话。 方法论唯名主义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用如下的语词来提出他们的问题：“这个东西是如何起作用？”或“它在别的物体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运动？” 方法论唯名主义者认为，科学的任务只是描述事物是如何活动的，并且认为，要这样做就得在必要时灵活地引进新的名词，或者为了方便而对原有的名词下新的定义，而大可以不考虑原来的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语词（Words）不过是有用的描述工具。 多数人都会承认方法论唯名主义已经在自然科学中取胜。物理学并不探求原子或光的本质，物理学极其灵活地由使用这些名词来解释和描述某些实际观察，并作为某些重要的和复杂的自然结构的名称。 生物学也是如此，哲学家可能要求生物学家解答诸如“生命是什么？”或“进化是什么？”等问题，有时有些生物学家也愿意满足这类要求。然而，科学的生物学总的说来是研究另一些问题，并采用物理学所采用的那些解释法和描述法。 因此，在社会科学里，我们可以想象，方法论自然主义者是赞成唯名主义的，而反自然主义者则是赞成本质主义的。事实上，本质主义似乎在社会科学里占上风；并且没有遇到很有力的反对。 因此，人们常常说，虽然自然科学的方法基本上是唯名主义的方法，但社会科学则必须采取方法论本质主义。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的任务是理解和解释诸如国家、经济行为、社会集团等社会实体，并且认为这只能深入到它们的本质才行。 每一个重要的社会实体都必须先有普通名词才能给予描述，任意引进新名词（在自然科学中是很成功的）是毫无意义的。 社会科学的任务是明确地描绘这些社会实体；即把本质和现象区别开来，这就要求获得本质的知识。 “国家是什么？”“公民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政治学的根本问题）或“信贷是什么？”或“教士和教派成员（或教会和教派）的本质区别是什么？”等问题，不但完全正当，而且正是社会学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历史决定论者可能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上有所不同，他们在自然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但是，仅就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他们显然是站在本质主义一边而反对唯名主义的。 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历史决定论者都是持这种态度的。然而，值得考虑的是，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否只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这种普遍的反自然主义倾向呢？或者，是否历史决定论者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而不得不赞成方法论本质主义呢？ 首先，很明显，在社会科学中反对定量方法的论点同这个问题有关。强调社会事件的性质特性和强调直觉悟性而反对纯粹的描述，正是与本质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态度。 但还有其他论点——历史决定论的更典型的论点，是从读者目前所熟悉的思潮而来的（顺便一提，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这些论点实际上就是使柏拉图提出第一个本质学说的那些论点）。 历史决定论强调变化的重要性。 历史决定论者认为，凡变化必有变化之物。即使没有不变的事物，但我们说到变化时也必须得找出有什么东西在变化。这在物理学中是比较容易的，例如在力学中一切变化都是物体的运动，即物体的时空变化。 而社会学主要是关心各种社会建构，从而遇到的困难较多，因为这些社会建构在它们已经发生变化之后是不那么容易识别的。在纯粹的描述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把变化之前的一种社会建构和变化之后的那个建构看作同一个建构。 从描述的观点来看，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对英国政府现时建构的自然主义描述就是一个例子。也许必须把它们表述成与它们在四个世纪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的。然而，就一个政府来说，我们可以说尽管它大大的改变了，但它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政府在近代社会中的职能在本质上类似于它那时所履行的职能。尽管所剩下的可描述的属性极少相似，但该建构的本质同一性是保存着的，于是我们可以把一个建构视为另一个建构的改变形式。 在社会科学里，当我们谈论变化或发展时，不可能不预先假定有不变的本质，因而不能不按方法论本质主义来进行研究。 当然有些社会学名词，例如萧条、通货紧缩、通货膨胀等当初显然是以纯属唯名主义的方式引进的。但它们也没有保存它们的唯名主义性质。 随着情况的改变，我们很快就发现，社会科学家们对于某些现象实际上是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有着分歧的看法，于是，为了准确起见，就有必要研究通货膨胀的本质性质成本质意义。 所以，对于任何社会事物都可以说，“仅就其本质而论，它可以出现在任何其他地方，采取任何其他形式，它也可以有所改变而事实上又保持不变，或者虽说改变了，但改变的方式与实际变化不同”（胡塞尔）。 有多少可能的变化，是不能先验地给予限定的。我们不能说某社会事物能有哪种变化而又能保持原状。有的现象从某种观点来看，可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而从另一种观点来看，又可以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从上述的历史决定论的论点可以看出，对社会发展的纯粹描述是不可能的；或者更确切他说，社会学的描述决不可能仅仅是在唯名主义意义上的描述。 如果社会学描述不能不需要本质，那么社会发展的理论就更不可能不需要本质了。因为谁会认为，对某个社会时期的特性以及它的矛盾和内在倾向和趋势等等给予判定和解释，是能够用唯名主义方法来处理的呢？ 于是方法论本质主义可以建立在历史决定论的论点的基础上，而这正是使柏拉图得出了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这个论点也就是赫拉克利特的论点，他认为变化的事物无法给予理性的描述。 因此，科学或知识必须假定有不变的、与它本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即本质。历史（对变化的描述）和本质（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两个相关概念。 但这种相关也有另一个方面：在一定意义上，本质也假定有变化，因而历史也是如此。因为，如果一个事物变化而该事物的原则却保持同一或不变，则这个原则就是该事物的本质（或理念、或形式、或本性、或实体）， 那么，该事物所发生的变化就显示了该事物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各种可能性，因而也就显示了它的本质的各个侧面或方面或可能性。 于是，本质可以被解释为该事物所固有的潜能（Potcentialities）的总和或本源，而变化（或运动）则可能被解释为事物本质的隐蔽潜能的实现或表现，（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 由此得出：事物即它的不变本质，只能通过它的变化而被理解。例如，如果我们想发现某物是否由黄金制成，我们就必须锤打它或用化学方法来检验它，以便改变它，从而展示它的隐蔽的潜能。 同样，一个人的本质（他的个性），也只有当他的经历展示了他自己时才能被理解。把这个原理引用到社会学中去，就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集团的本质或真正特性，只有通过它的历史才能表现出来也只有通过其历史才能为人们所认识。 但是，如果社会集团只有通过它们的历史才能被认识，那么，用来描述社会集团的概念就必须是历史的概念；的确，例如，日本国或意大利民族，或雅利安种族，这种社会学概念，只能解释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那些概念，而不能作其他任何解释。 对于社会阶级来说，这样说也是能够成立的。例如，资产阶级只能按它的历史来定义：即定义为通过工业革命获得权力并把土地贵族挤开以及同无产阶级相斗争的那个阶级，如此等等。 本质主义也许是由于如下理由而被引进，这就是说，因为它使我们能够在变化的事物中看到同一性，但它又提出了一些很有力的论点支持一种学说，即认为社会科学必须采用历史的方法；这就是说，它支持了历史决定论的学说。 II.历史决定论的泛自然主义学说 虽然历史决定论基本上是反自然主义的，但它丝毫不反对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有着共同成份的看法。 这也许是由于历史决定论者一般认为社会学同物理学一样，是知识的一个分支，其目的都是达到理论的和经验的知识（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说社会学是一门理论学科，意思是社会学必须借助理论或（它试图发现的）普遍规律以解释和预测事件。 我们说社会学是经验学科，指的是它得到经验的支持，它所解释和预测的事件是可观察的事件，而观察是接受或摈弃所提出的理论的根据。当我们说到物理学中的成功时，我们指的是它预测的成功；并且它预测的成功可以说是物理学定律的经验确认。 当我们把社会学相对的成功与物理学的成功相比较时，我们假定社会学的成功基本上在于对预测的确认。因此，某些方法（借助规律进行的预测，以及用观察来检验规律）对物理学和社会学必定都是一样的。 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尽管我认为它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基本假定。但是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进一步引伸，因为它导致我将在下面描述的一些观念。 乍一看来，这些观念似乎是刚才概述的一般观点的直接推断。但是事实上，它们包含着其他的假定，即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尤其是关于历史规律或趋势的学说。 11．与天文学的必较—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 牛顿理论的成功，尤其是它能够长期预报行星的位置，给现代历史决定论者以深刻的印象。他们声称，进行这样的长期预报是可能的，而且这表明，预言遥远未来这个古老的梦想并未越出人类心智可能达到的范围。 社会科学的目标也必须这样高。如果天文学预测日蚀和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测革命就不可能呢？ 然而，尽管我们应该有这样高的目标，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历史决定论者将坚持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希望，并且它们也一定不去追求天文学预报那样的精确性。 我们已经表明（在第5、6节），比方说，可以与航海年历相比的关于社会事件的精确的科学历法，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使社会科学可以预测革命，这种预测也不可能是精确的；关于革命的细节及其发生时间，必定有不确定的范围。 历史决定论者虽然也承认甚至也强调社会学的预测在细节性和精确性方面是有缺陷的，但他们仍然认为这种预报的范围和意义可以补偿这些缺陷。这些缺陷主要由于社会事物的复杂性，由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以及由于社会学术语的定性性质所致。 但是虽然社会科学终归难免有含糊的缺点，但它的性质术语却使它具有丰富和全面的意义。这种术语的例子是“文化冲突”、“繁荣”、“团结”、“城市化”、“效用”等。 这类预测的含混，即长期预报的含混，因其范围和意义而被抵销，所以我建议称之为“大规模预测”或“大规模预报”。按照历史决定论的意见，这就是社会学必须努力作出的那类预测。 这种大规模预报（范围广泛而且可能有点含糊的长期预测）显然在某些学科中是能够做到的。在天文学领域内就可以找到重要而颇为成功的大规模预测的实例。 例子是根据周期律（它对气候变化是有意义的），或者根据大气上层电离子情况的每日变化和季节变化（它对无线电通讯是有意义的）来预测太阳黑子的活动。 这些预测类似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因为它们探求比较遥远的未来事件。但是它们与日蚀和月蚀的预测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们往往只是统计性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有关细节、时间和其他特点方面都不是那么准确。 我们看到，大规模预测本身也许不是不能办到，并且社会科学如果真的能够做到长期预报的话，那么它们显然只能是我们所说的大规模预报。在另一方面，从我们对历史决定论的反自然主义学说的阐述中可以得出，社会科学的短期预报必定有很大的缺点。 缺乏准确性必定对它们有很大影响，因为根据短期预报本身的性质，它们只能处理社会生活中不那么重要的细节问题，因为它们限于短暂的时期。而一个在细节上不准确的细节预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对社会预测感兴趣，按照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大规模预报（也就是长期预报）不仅十分令人神往，而且确实是唯一值得尝试的预报。 12．观察的根据 科学的非实验观察的根据，在这个木语的某种意义上，其性质总是“历史的”，天文学的观察根据更是如此，天文学所根据的事实包含在天文台的记录之中； 例如，记录告诉我们某某先生在某个日期（时、秒）在某个方位观测到水星。简言之，记录给我们以某种“按时间顺序登记事件的记事册”，或某种观测编年史。 同样，社会学的观察根据也只能由事件编年史，即政治或社会事件编年史的形式来提供。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其它重要事件的这种编年史，就是人们惯常所说的“历史”。这种狭义的历史是社会学的根据。 把这种狭义的历史作为社会科学的经验根据是十分重要的，否认这一点就会闹出笑话。但是历史决定论的一个特点（与它否认实验方法的适用性密切相关）就是认为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是社会学的唯一的经验来源。 因此，历史决定论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和经验的学科，它的经验根据不过是历史事实的编年史，它的目标是作出预报，最好是大规模预报。显然，这些预报也必定是有历史的性质， 因为它们是由经验来检验，它们的证实或反驳必须留给未来的历史。因此，历史决定论认为，作出和检验大规模的历史预报是社会学的任务。简言之，历史决定论者主张，社会学是理论历史学。 13．社会动力学 还可以进一步对社会科学和天文学进行类比。历史决定论者通常考虑的那部分天文学——天体力学是以动力学为根据的。 动力学理论认为运动是由力来决定的。历史决定论的作者常常坚持说，社会学同样应该以社会动力学为根据，即以关于社会的（或历史的）力量决定社会运动的理论为根据。 物理学家知道，静力学只是动力学的一种抽象：可以说，静力学是关于在某些条件下如何和为什么不发生任何事情的理论，即为什么不发生变化的理论：而且它以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来解释这一情况， 另一方面，动力学则涉及一般情况，即涉及作用力相等或不相等的情况，并可被描述为如何和为什么确实发生某事的理论。 因此，只有动力学能够给我们提供真正普遍有效的力学定律，因为大自然是过程；它运动、变化、发展——虽然有时只是缓慢地，因而某些发展可能难以观察到。 显而易见，这种动力学观点与历史决定论者的社会学观点十分类似，因而无需作进一步的评论。但是，历史决定者也许认为，这种类似性要深刻得多。 例如，他也许说，历史决定论所设想的社会学类似于动力学，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因果理论，而因果解释一般是关于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某些事情的解释。从根本上说，这样一种解释总是有某些历史因素。 如果你问问一个腿部骨折的人，如何和为什么发生骨折，那你是希望他将把事故的来历告诉你。但是，甚至在理论思维的层次上，尤其是在使我们能够作出预测的理论层次上，对某事件的原因给予历史分析也是必要的。 历史决定论者将断言，需要历史的因果分析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关于战争的起源或它的本质原因的问题。 在物理学中，这样一种分析是通过判定相互作用的力，即通过动力学来完成的；历史决定论者声称社会学也应该这样做。它必须分析产生社会变革和创造人类历史的力量。 我们从动力学中知道相互作用的力如何组成新的力；反之，通过把力分解为它们的分力，我们就能够洞察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同样，历史决定论要求承认历史力量的根本重要性，不管是精神力量还是物质力量，例如宗教观念或伦理观念，或经济利益。 分析和分解这许许多多的冲突倾向和力量，并且深入到其根源，深入到普遍的动力和社会变革的规律——这是历史决定论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只有用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发展一种为大规模预报奠定基础的理论科学，而大规模预报的确证则意味着社会理论的成功。（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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