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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以孤注一掷的决断，发动了战国时代一次规模宏大的军政改革。 他下令举国“将军、大夫、适嫡子、戍吏”皆衣胡服、习骑射，效仿北方游牧民族，改革过时的军制。 赵武灵王在胡服骑射之后，赵国因而得以强盛，成为战国晚期仅次于秦、齐之后的第三大军事强国。这是汉民族向少数民族学习，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 那么有没有少数民族向汉民族学习，取得成功的例子呢？当然也有。 公元493年八月，北魏的孝文帝，他所进行的全面推行汉化，迁都洛阳、摒弃鲜卑旧俗的改革，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此项改革，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巩固了封建统治，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从他们两个的成功改革可以反映出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每个民族都有其令别的民族羡慕的、先进的东西，只要你虚心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取长补短，就一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就。 那么孝文帝的迁都和改革旧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说到北魏的改革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叙述一下鲜卑族的历史。 一、鲜卑族的起源和发展 鲜卑民族起源目前还没有定论，有东胡说、东夷说、山戎说、逃亡汉人说四种说法。我们在这里采信东胡说。 鲜卑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东部鲜卑起源于大兴安岭东侧的浅山区和广漠草原地带，北部鲜卑在今大兴安岭北段。我们今天要说的说的，就是北魏王朝的主人拓跋部。 公元174年力微出生以后，有了真正的拓跋姓氏，他的部落也有了正式的名字——鲜卑拓跋部。北魏建国后，也因此尊称拓跋力微为始祖神元皇帝。 公元258年，拓跋力微带领拓跋部来到云中郡盛乐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成为实际意义上的都城。公元261年，拓跋力微看到曹魏很强盛，于是派儿子沙漠汗太子，到魏国学习先进的文明 ，直到公元277年沙漠汗才回国。 沙漠汗回来后，带来了魏国先进的汉文明，但是他的做法被草原文明所排斥，在诸部落首领的坚决抵触下，拓跋力微不得已，杀了沙漠汗，这是拓跋部中，第一个因为汉化而被杀的人。 公元386年，拓跋珪复兴代国，正式把盛乐定为都城。不久改称魏王。 公元398年，确定国号为“魏”，将国都从盛乐城迁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即皇帝位。 迁都平城是北魏从奴隶制游牧文明向封建制农耕文明转型的重要标志，自此北魏正式确立了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并由此为根基逐渐完成对北方的统一。 拓跋珪以迁都为契机，对北魏加紧了封建化的过程，“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魏王命有司正封畿，标道里，平权衡，审度量。”（《魏书》 北齐·魏收） 他命令朝野改掉以前留发辫的习俗，都束发加帽。 按照北魏的旧习俗，每年的夏初都要祭祀天神和宗祖庙，每年的夏末都要率领部众去阴山作退霜的祈祷，每年的秋季刚开始时要去西郊祭天。现在完全改成汉族的古制，制订了在祭庙、朝会使用的礼乐。 这时的中国历史进程，已进入南北朝时期。 二、拓跋宏继位后的施政措施 拓跋宏（467年—499年）：北魏第七位皇帝，魏孝文帝，鲜卑族，河南洛阳人，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 公元471年，拓跋宏继帝位。但由于年幼，由太皇太后冯太后临朝听政，此时冯太皇太后开始在社会风俗、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有意识地进行汉化，给北魏的社会带来重大变化。 公元490年，冯太后病逝，拓跋宏这年23岁，他才真正执掌政权。由于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华横溢，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 公元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坚持治国必须依照汉魏的规制。 北魏国都平城，偏北地寒，六月风雪，风沙常起。地理位置很不利于北魏对整个中原地区的统治，于是孝文帝决定，要把都城迁往洛阳。 三、迁都过程和汉化经过 （一）、迁都前的密谋 公元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 在朝会上，群臣都不敢说话，此时他的堂叔任城王拓跋澄，却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身为长辈，素有才学，为宗室领袖，自然影响力巨大。为此叔侄俩发生不愉快的争吵。 孝文帝听了他们的反对，板起面孔说：“社稷是我的社稷，任城这样讲，难道是想破坏我的大局！” 任城王并不退缩，说：“社稷虽为陛下所有，臣是社稷之臣，看到了危险，怎么能不讲！” 孝文帝寻思了半晌，才说：“各言其志，也没有关系。” 回宫之后，他召任城王进宫，向他解释道：“刚才怕群臣多有异议，所以话才说得重了一点，叔父想必能够谅解。” 然后屏退左右，与任城王密谈，说：“伐齐的确不容易。但是国家崛起北方，迁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可文治。现在要移风易俗，十分困难。朕想借南征之名，移居中原。叔父以为如何？” 任城王这时才恍然大悟，高兴地说：“陛下要定都中原以经略四方，这正符合周、汉两代兴隆的大道。” 孝文帝又说：“北人留恋老家，一定会惊慌闹事，如何是好？” 任城王支持皇帝，鼓励他道：“非常之事，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陛下断自圣心，他们尽管不愿意，也只能服从。” 孝文帝听了此话，大喜，称赞他道：“任城真是我的张子房！”君臣两人就此作出了决定。 （二）、实施过程中，妙招迭出 七月，北魏公开宣布：准备伐齐。八月，孝文帝亲率大军出城，一路之上，阵容整齐，浩浩荡荡，所过之处，秋毫无犯，经恒州、肆州，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 待雨一停，孝文帝又发出进军的命令。这时正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季节，士兵们穿着夹衣，走在泥泞的路上，行军十分困难。许多文臣都受不了了，不约而同的来到孝文帝马前下拜。 孝文帝心里有谱，但他却故作惊讶的问道：“庙算已定，大军即将前进，诸公还有什么话要说？” 尚书李冲等说：“这次大举，天下人都不愿意，只有陛下要这么办。臣等不知道陛下固执己见，究竟要做些什么？臣等无话可说，只是不辞万死，请陛下止步！” 孝文帝大怒道：“我正要经营四方，统一天下，而卿等儒生，疑虑丛生，使军国大计，屡受阻挠，如再敢多言，斧钺之诛，决不轻饶！” 说完，一拎马缰，准备马上出发。几个宗室大臣见状，都哭哭啼啼上前劝谏，孝文帝这才借坡下驴道：“如果不伐南朝，当迁都于此，王公以为如何？” 一看可以不南伐了，其中一位高兴的昏了头，急忙应声道：“如果陛下放弃南征，迁都洛阳，这是臣等之愿，苍生之幸，再好也没有了。” 他的话音刚落，许多人都高呼万岁。 当时，许多旧人都不愿南迁，但更怕南征。现在有人山呼万岁，他们也只得默认了，不敢再生异议。迁都的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三）、推行汉化改革 迁都洛阳以后，紧接着又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首先在服饰上，禁止三十岁以下的人穿胡服，而改穿汉服；其次在语言上，命令本族人学习汉语，并且规定在朝廷上不得讲鲜卑语，违者免官。坊间传他的皇后冯清就是因为拒绝说汉语，劝阻无效之下，被废掉后位，降为庶人，起到了强大的震慑作用。 此外，他还对姓氏和通婚进行了强有力的改革，并以身作则，娶了几个汉族女子做老婆。 孝文帝要进行的是彻底革除旧俗，他把南朝的典章制度全部搬过来为我所用。 这次的改革使北方社会经济有了明显发展，手工业生产日益活跃，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加速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对北魏社会政治生活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主要的影响是促进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为结束长期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础。 （四）成功的原因分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孝文帝的迁都，为何能够顺利实现？ 1、本人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坚定的信念 大思想家王守仁说过，“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教条示龙场诸生》）；清陈澹然也有“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之语，都说凡欲做大事者必先立志，要有高瞻远瞩的眼光。 正是拓跋宏具有了高瞻的战略眼光，有了明确的志向，他才有坚定的信心去全力做好这件事。 2、有思想基础，有文化传承 他的先祖拓跋力微要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当时不被部族所接受，被迫杀死了太子。 但此后无论是拓跋珪、还是冯太后，都有带领本民族学习汉文化的悠长历史，在朝廷和老百姓中，已经种下了种子，至少他们对汉文化没有了太强烈的抵触情绪。 冯太后是汉族人，拓跋宏从小在祖母培养下，接收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认识到其中的合理先进性。其部落对汉文化通过耳濡目染的接触，已经产生认同感。
3、“擒贼先擒王”战术的运用 一开始在不明真相时，拓跋宏堂叔拓跋澄持坚决反对态度，一经他详细说明，马上变成他的积极拥护者。 拓跋澄作为前辈族亲，重臣，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把他拉过来，能起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后来拥护迁都的“群众演员”，有可能就是他的杰作。 4、巧妙利用了天时地利 农历的九月份，一场秋雨一场寒，过去的道路都是土路，士兵们穿着夹衣，行走在泥泞的道路上，脚踩下去都拔不出来，这种艰难可想而知。 但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拓跋宏却非要坚持南进，是否对大家进行的有意刁难？他先使队伍中弥漫着不愿再往南行的情绪，为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做好了铺垫。 5、“粉丝效应”的巧妙运用 那时候的拓跋晃也学会了利用“粉丝效应”，在群众中造势，底下人一欢呼，以前反对的人也不好、其实也不敢再直接出面反对了——他们已经成为了孤立派，再反对就触犯众怒了，有可能就会有性命之忧。 就这样，拓跋宏妙手连使，把他们成功“裹挟”。
四、后世影响 可惜天不佑人，改革刚进行没几年，天妒英才，孝文帝因病去世，年仅32岁。因为改革持续的时间短，前后共7年，还没有稳固下来，所以他死以后，北魏又开始分裂。北方大地又重新回到混战状态。 但孝文帝的“汉化改制”，却为接下来的隋唐王朝的崛起和中华大一统的重建直接铺垫了基石。 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便是在胡汉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尤其是胡汉通婚造成民族血统混合的基础上经过重构而变更面貌的新汉族。 隋唐时期的汉民族主要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如隋炀帝杨广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她们都出自拓跋鲜卑的独孤氏； 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陵氏；唐太宗长孙皇后的父系和母系皆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承袭鲜卑血统近四分之三，承继汉族血统者仅四分之一。 隋唐皇室便是以胡汉混杂的血统而统一中华的，并且胡汉血统混合更大量地在于下层民众。所以，隋唐时期的汉人或号为“唐人”的汉人，已不是魏晋以前汉人血统的简单延续，而是胡汉血统混合的民族共同体。 这个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隋唐社会，冲破了僵硬的一元化格局，呈现出生动的多元化局面。（参阅《中国民族史》王桐龄）。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唐朝的宰相中，有29 人是外族人。大臣和大将中，那就更多了。突厥人有阿史那社尔等，沙陀人有李克用等，回纥人有契必何力等，奚人和契丹人中李宝臣、李光弼等，高丽、百济、新罗人有高仙芝、王思礼、黑齿常之等。 唐太宗后来总结道：“自古以来帝王都尊贵中原，贱视夷、狄族，惟独朕爱护他们始终如一，所以他们各个部落都象对待父母一样依赖朕。”（“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凡此种种，才使得唐朝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宽容、最大气、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拓跋宏在其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所以他的这个历史功绩永远不可磨灭。 参考资料： 《魏书》 北齐·魏收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中国民族史》王桐龄 《细说两晋南北朝》沈起炜 《鲜卑帝国》杨军 老衲侃春秋严正声明：原创作品，禁止非法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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