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玉文 “无棣”一名，始见于《春秋·左传》僖公四年（前656），隋开皇六年(586)割阳信、饶安置“无棣县”。明洪武六年(1373)六月，析安乐州东北部置“海丰县”。有的方志认为，此举是把“无棣县”改称“海丰县”，为的是避燕王（后来的成祖）朱棣之讳。 据康熙九年《海丰县志》卷五·建制志，记载：“泰山仰止坊：在南门外，崇祯间，知县王杰改曰‘泽国长春’，知县郭宜直改曰‘无棣名区’，今废。” 本志卷之六，官职志，记载：“王杰：山西宁武所，举人，七年（1634）任。郭宜直：号秭水，直隶高邑县，丙子举人，十四年（1641）任，劳心固圉，不事烦苛。” 明代崇祯年间的海丰县知县郭宜直把“泽国长春”匾额改曰“无棣名区”，说明“无棣”二字在明代并不犯忌讳。 《明史·地理上》记载：海丰县“北有鬲津河，又有无棣县”，其中的“无棣县”，即无棣县城。明代海丰县境内仍保留“无棣县（城）”这一地名，也说明“无棣”二字在明代不犯讳。 据明末清初顾炎武《日知錄》记载：“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已故皇帝名字称庙讳，在世皇帝名字称御讳、御名。 崇祯十四年在任的海丰县太爷，不可能不知道崇祯三年的颁行天下的“避太祖、成祖（朱棣）”庙讳的圣旨，但海丰知县仍敢改“泽国长春”牌坊匾额曰“无棣名区”。这起码说明二个问题：其一，崇祯三年之前，明朝廷并没有“避太祖、成祖”庙讳的规定，如果有旧规定，该圣旨中应加“照旧例”等字样，写作“照旧例避太祖、成祖庙讳”；其二，圣旨颁行天下之后，朝廷官员仍犯讳而不究，说明明朝避讳制度相当宽疏，避与不避无所谓。 《明史·地理上》：“武定州,元棣州......洪武初，州县俱废。六年六月复置州，改名乐安。”“海丰，州东北。洪武六年六月析乐安州南（北）地置，属滨州，后来属。……元属棣州，洪武初省。” 记载很明确，洪武初年的棣州已经“州县俱废”，元代的无棣县也“省并”，此时“无棣县”的名称已不复存在了。洪武六年六月，在元朝棣州州境域新置州县，新置之州名曰“安乐”，在元代“东无棣”区域置新县曰“海丰”；在元代西无棣区域置新县曰“庆云”。元末明初棣州及其周边大地，因多年的兵燹战乱，满目疮痍。朱元璋文化水平不高，为了恢复生产、休养生息，在百业萧条的大地上新置州县，冠以“乐安”“海丰”“庆云”等吉祥易懂的州县名称，寄托着大明美好的希望，仅此而已，何避讳之有。 古人避讳，并不是仅仅改一个地名，其类别大致包括：改姓氏、改名字、改地名、改官名、改物名、改书名、改干支名、改方药名、改常语等等。 明代避讳非常宽疏，据明朝万历进士，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二云：“避讳一事，本朝最轻。如太祖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明朝成化进士，陆容(1436-1497)《菽园杂记》说:“今士大夫以禁网疏阔，全不避忌。如文皇（成祖朱棣）御讳，诗文中多犯之。” 陈垣（1880-1971）先生《史讳举例》云：“然终明之世，即太祖名字，并未尝避也。”既然连当朝皇帝朱元璋自己的大名都不要求避讳，怎么会下令给自己尚未就藩的年少儿子去避讳呢！何况“文皇（成祖朱棣）御讳，诗文中多犯之”而不加罪，说明成祖朱棣自己及其子孙对避讳也不在乎。 建文帝元年（1398）建文帝曾下诏，曰：“祖宗庙谥称号，所以褒显功德荐之天下，后世不宜讳。自今讳庙讳，庙谥称号勿讳。”（《明倫汇编 皇极典 帝纪部 汇考一百三十七》）所谓“自今讳庙讳”，就是对已故太祖朱元璋庙讳（元璋）、兴宗朱标的庙讳（标）要避讳。由此可知在此之前（明太祖在世时），皇帝、太子（朱标）、王爷（包括燕王朱棣）的名字无需避讳。 通过上述史料分析，自然会得出结论，“海丰县”名并非“无棣县”的改称，“海丰”之名是“无棣县”名不复存在后，重新置县的新县名称，不存在避讳改名问题，避讳之说当属于附会。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