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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谦宜作为清代一位人品与学养俱佳的学者，有着丰富的诗歌美学思想。他关于诗歌美学的许多主张，正与他方正端直的人品一样，在集前代之大成的基础上表现了高雅的审美理想与良好的审美趣味。在其《絸斋诗谈》中，他集中表达了关于诗歌的审美理想，如脱俗、老辣、蕴藉、温雅等，而尤重天趣。他的天趣思想是其诗歌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诗要脱俗，须于学问之外，仍留天趣为佳。如美桃熟至八分，微带青脆甘酸，此为上品。若至十月中旬，肉如烂酱，一味甜俗，不足当知味者品题矣。” “天趣”真是一个让人眼亮心动的绝妙好词，与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样一种天真自然、不媚不巧的诗歌主张在前代亦不乏知音。严羽《沧浪诗话》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诗之别趣，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妙手偶得自然天成的。金人元好问盛赞陶渊明之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亦有赏其诗有得天趣之妙。明代文人袁宏道亦言：“世人所难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张谦宜诗论的天趣审美理想，的确是继承了前人而加以丰富和发展的。 首先，“天趣”传达了中国古典美学重生意的思想。 “诗要脱俗，须于学问之外，仍留天趣为佳。如美桃熟至八分，微带青脆甘酸，此为上品。若至十月中旬，肉如烂酱，一味甜俗，不足当知味者品题矣。” 张谦宜由脱俗引出了天趣二字，诗以脱俗为美，而脱俗就需留得天趣，如美桃熟至八分，微带清脆甘酸，而非烂熟甜俗，方为上品。这里其实沿袭了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传统：生意之美。 中国美学推重生意之美，生则新则秀，熟则俗则腻，艺术的生机亦绝。生意味着生生不息，生机勃勃，别有生命之风采。清代诗论家牟愿相说：“生硬熟软，生秀熟平，生辣熟甘，生新熟旧，生痛熟木。果生坚熟落，谷生茂熟槁，惟其不熟，所以不死。” 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间流荡着生生不已的创造精神，天地之生意亦最可观。外观天地生物气象，内显不洗自净真性情，两两相应，天趣自然流出。在中国美学看来，体现生生之意的美才是真正的美。 第二，“天趣”显示了古拙的审美趣味：不甜、不俗、不巧。 张谦宜论诗，深契中国诗学的审美理想，“凡字句中不油滑、不猥琐、不卑靡、不甜熟，即辣也。”张谦宜深知，油滑甜熟是诗歌的大忌，一味追求甜媚玲珑恰好背离了自然的旨趣亦背离了艺术的真谛，所以“一味甜俗，不足当知味者品题”，艺术与自然，本就是“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对艺术而言，往往是好到极处便是俗到极处，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中国美学中的宁丑毋媚、宁拙毋巧的思想，所体现的并非是好丑厌美的怪异趣味，而是超越美丑追求天趣的独特美学观念。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正足以发挥个性，振起独立精神。 得天趣之美的艺术也是不刻意讨巧的。不巧是超越机巧、机心，不刻意而为的因于自然，所以最高的巧是天巧，是大巧若拙。《庄子·天地》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灌园叟的精神在中国美学中有深刻影响，对机心的警惕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机心以及在机心基础上产生的机巧，实是对天趣的一种破坏，必须规避，所以中国美学有一种尚拙的传统。明代绘画评论家朱谋垔说：“意趣具于笔前，故画成神足，庄重严律，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后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刻意追求形似追求巧妙，就会只有物趣而没有天趣，艺术要书写心中的天真意趣。宋人黄山谷曰：“士大夫百事可为，惟不可俗，俗则不可救。”中国艺术中每每有荡尽人间风烟的倾向，大美不言，真水无香；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阳来复，剥尽复至。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只有超越美丑、巧拙的分别之心，不沾不滞，生命的真性自在呈现，才会独得天趣之妙。 第三，“天趣”思想是自然而然，以天合天 张谦宜说：“诗要老辣，却要味道。正如美酒好醋，于本味中严烈而有余力。然苦者自苦，酸者自酸，不相假借处，各有本等。”诗的味道须苦者自苦，酸者自酸，各因自然，不相假借，才是好诗。他评杜茶村诗曰：“养深味厚，洊近自然，未尝不用意而灭其迹，无处非使笔而敛其锷。”用意而灭其迹，使笔而敛其锷，达自然浑成的高妙境界，正所谓“既雕且琢，复归于朴。” 中国艺术中有大量关于“无痕”的体会，如修辞无痕，使笔无痕；但见性情，不睹文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无味之味味始珍，无迹之迹诗始神；凡此种种，都是在表达同样的美学理念：艺术创造在师法自然的同时要以天合天，不露痕迹地以人之天合自然之天。中国美学的审美创造原则“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不是要模仿外物，而是追求天趣，物之灵光与心之灵动自然凑泊，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中国美学的体验境界，是一种无意乎相求、不期然相遇的偶然兴会。不刻意求取，一刻意即落有为，一有为就破坏了物我之间微妙的契会，“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脱有形似，握手已违”。中国艺术推崇“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的境界，不与不取，不将不迎，不刻刻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 张谦宜的天趣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解读中。他深谙《二十四诗品》之神韵，重自然冲淡之趣，就“高古”、“豪放”、“疏野”、“飘逸”、“冲淡”、“旷达”等诸品一一作解，认为此几品皆得天趣之妙。兹将其品评分列于下： “佶屈聱牙，晦涩支离，非高古也。韵趣天然，从容飘缈，脱尽皮毛，直溯本根，此之谓高古耳。 真见其故，能发得出，不拘常格，此是豪放。若作怪支离，夹杂不伦，此是放肆，非豪放也。杜陵《渼陂》、《丽人》诸篇，是好样。 所谓疏野，天然真率，才用意便是假。如山间林下人，自与朝市衣冠别。此随人地步看，不必摹仿。 飘逸者，如鹤之飞，如云之行，如蓬叶之随风，皆有大力斡转于中。若徒于字句摹拟，其似是而非处，多生弊病。 所谓冲淡，此性情心术上事，不洗自净，不学而能。若勉强作冲淡语，似亦是伪，何况不似? 古人胸中道理雪亮，更无障蔽滞碍处，不沾俗情，所谓旷达。若一味颓堕，便是没打煞人，岂得谓之旷达?” 此处论高古之“韵趣天然”，豪放之“不拘常格”，疏野之“天然真率”，飘逸之“鹤飞云行”，冲淡之“不洗自净”，旷达之“不沾俗情”，皆有一种天趣之美。 第四，“天趣”是赖艺术家的至深涵养而来的一种境界。 张谦宜持论多本其师杨师亮，主清虚平和，沉厚飞动，故欲学者涵养性情，令其深厚，平和中节，不乖正道。他说：“诗要老成，却须以年纪涵养为洊次，必不得做作装点，似小儿之学老人。且如小儿入学，只教他拱手徐行，不得跳跃叫喊，其天真烂漫之趣，自不可掩。甫弱冠，则聪明英发之气，溢于眉睫。壮而授室，则学问沉静之容，见于四体。艾髦已后，则清瘦萧散，无所不可。然皆有全副精神，自少而老，不离躯干。不然，则似臃肿老树，垒砢顽石耳。”此段可谓妙论，少儿天真烂漫之趣，青年雄姿英发之气，壮年从容沉静之容，老年清瘦萧散之态，各得其趣方各有其美。天趣须养得，非强矫而来。 中国艺术从来不是游离于心灵之外的技巧功夫，人格之建立与艺术之创造本就融合为一。“古井无渊源，千秋自涵养。日暮汲人来，洞然发清响。”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获得，更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中国艺术具有鲜明的以技证道，以艺见道，以道统艺，即艺即道的特征。这种即艺即道的特殊追求，使艺术家在如影随形的日常事务与人群中，在天地自然造化之气的氤氲聚散中进行真切的当下体验，在对万物真正本性的完美理解中上升到天地宇宙之境，所谓“下贯人道，上达天道”，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都是中国艺术的不二法则。《林泉高致》曰“庄子说画史解衣盘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如所谓易直子谅，油然之心生，则人之笑啼情状，物之尖斜偃侧，自然布列于心中，不觉见之于笔下。”陆时雍《诗镜总论》亦曰：“诗有灵襟，斯无俗趣矣；有慧口，斯无俗韵矣。”诗要脱俗，还需诗人有灵襟慧口，养得大胸襟，方有大境界。
一月村中住，心清学息机。 竹香人独坐，花落燕双飞。 客莫来投谒，书常引下帷。 今朝晴更好，自晒旧蓑衣。 又如《万里桥上望浣花溪》： 逢人先问浣花溪，万里桥头路向西。锦水细浮红叶下，雪山高压白云低。 炊烟绕屋斜分竹，落雁将雏晚傍堤。景物曾经离乱后，悬知当日是幽栖。 张谦宜诗歌的“天趣”之论，深得中国古典美学之精髓，传中国艺术精神之神韵，不遮蔽真性，不露刻意雕琢痕迹，求天然趣味之彰显，为中国诗歌美学书写了珍贵的一笔。柳清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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