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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教科书历史教育的影响，大部分中国人对于历史问题的思考，是由概念到概念的，比如说起西周，就是分封制，说起秦朝，就是郡县制，分裂自然不好，大一统自然是好的，好的就得夸，不好的，就要批评。 问题是，你连当时情况都不了解，批评的就不是真正的“西周”，而是混同了“分封制”概念的想象的周制。  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一个王朝而言，分封贵族和郡县流官，本质上都是“手段”，统治的维持才是目的，而上述批判，实际上是以今天的价值判断为核心，评价“手段”的好与不好，完全是本末倒置。 如果我们回到周朝建立，其制度逐步完成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分封”只是它当时一系列统治手段中的一环罢了。 相对“分封”，这个很明显在文献记载中并非周朝首创，而只不过是继承和发扬者的制度，周朝奠基时所采取的“国野制度”，才是真正特殊，甚至可以说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制度变革。 周自建立之初，即采取了划分国人和野人的国策，以“周人”群体为核心，容纳一部分外族同盟者，构成了一个跨越部族和文化系统的新的政治、军事、社会集团，并居住于王畿和分封的“国”中，也就是军事化城邦的居民。 国人与野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需要承担军役，而后者则只需要承担贡赋，而有权力从军者才有权利参与政治。  这一套制度，在表面上颇为类似于古罗马早期公民权，但由于周王室对于“国人”拥有的“家天下”支配权，比如分封后的“诸侯”拥有“国人”民户，一同迁徙立国，又将二者严格区分开。 而“国人”个体本身并没有权力，对“野人”施加所谓的统治者特权，而是作为“集体”的国家对于“野人”这个被征服者群体的社会阶层，行使统治，在其社区内部，则仍是“村社自治”或者“部落自治”。 如果非要与同时代相比较的话，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在东方建立的一系列希腊移民国家，采取的统治思路，与此制度更为相似，即存在希腊人的社区，而其君主则是希腊人社区和本土被征服社区的共主。 如果这个比较太过陌生，那么，中国历史上最有助于理解的，就是清代的八旗治天下，即以“小族临大邦”，以文明边缘的野蛮政治、军事联合体征服先进的文明后，通过社区分治的方式，来完成自身政权的建构。 当然，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的八旗更雷同于草原上的分封，甚至不吝于将统治区内的“辽人”，也就是之前的明朝汉人，乃至于汉军打为“包衣”，让它们与“旗丁”本人或者“牛录”组织形成人身依附关系。 而这些“旗丁”和“牛录”又被分赐给诸子、侄子，形成层级人身依附的分封体制。 真正的变化是在清太宗皇太极到清世祖福临执政的时代，大汗、皇帝不断侵夺分封领主的封建权力，而建构出一套以“国族”为单位的镇压体制。  在此条件下，所谓的“分封制”实际上只是整个制度体系的一个侧面，即对于东方新征服地区要点的军事殖民，进行分封，这种分封，某种意义上讲，类似于八旗的驻防。 只不过相对于已经具备完善的财政制度的明朝而言，西周所征服的商地和东夷地，仍是部落酋邦组织，并不具备整体性地供养“国族”人口的财政能力，所以，这些分封诸侯，就成为了王朝统治的“据点”和“力量前哨”。 所以，其中既有齐、鲁这样扩张成功的诸侯，也有汉水诸姬这种扩张失败，最终消亡的诸侯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国族”本身就是“镇压型政权”的工具，而不是“利益分配的特权阶层”，你还得干事儿，还得打仗，承担血税，扛不住，就只有死。 同样，如果诸侯们不能发挥能力，将这些文化、经济落后的“国族”人口凝聚在一起，被周边更先进的文明吸引过去，你的失败，也没有办法收到同姓们的同情。 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实是，代表着周王朝对东方统治的两大诸侯国，齐和鲁，自建立之后就走了两条不同的统治路线，前者的太公望家族，采取了接受夷礼，也就是与本地被征服者和解的合作姿态，走向了强大。 而周公的长子伯禽，却坚守周礼，也就是自己的文化自信，保持着国、野之间的界限，甚至一直到春秋晚期的鲁国都城墓葬，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亚型，也就是说，作为两个文化实体，共生了至少60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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