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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出版社工作的一名小编，我常常会听到类似下面这样的疑问： “噢，你们编辑是写书的吗？” “那就是搞文字工作的吧？” “你们平时写东西应该很费脑吧？” 在很多人看来，整天与文字打交道的“编辑”，文字功底总该不差。况且，在大量的阅读和稿件的编辑过程中、在与作家的沟通交流中，对于好的作品的辨别能力和鉴赏能力应该也会有所提高。 ——所以，编辑们写东西一定都很厉害吧？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逻辑，能编稿未必就一定能自己搞创作啊，能当作家我为啥还要做编辑…… ——是的，不但很厉害，而且，有不少作家，其本职工作就是一名编辑。 《我与岩波书店》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编辑”和“作家”之间有着很微妙的关联。日本出版人岩波茂雄曾在《我与岩波书店》写到，一位新入职的同事曾信誓旦旦地跟他说道：“所谓的编辑，反正都是失败者吧。因为，那是无法成为作家的人无可奈何地从事的工作。” 这番话乍一听刺耳，岩波说他信口开河，自己“从没有像他说的那样想过”，仔细琢磨也站得住脚：“编辑和作家的工作完全是两回事，它们有各自难以取代的价值，但编辑往往听命作家，只能在作家的表达语汇里找自己的声音。” 是啊，“编辑”和“作家”看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但恰恰有很多作家，在写作的同时，其本职工作就是一名出版社的编辑，甚至还有不少作家，在成为成名之前，就是从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做起的。 为此，我们特意盘点了一番有着出版社编辑身份的作家们。也借此想要告诉大家，在今天的出版社里，可能也隐藏了很多未来的作家噢。 盘点 那些有着编辑身份的作家们 01 民国的教科书出版一向不乏大家和名人身影，连胡适、蔡元培、陈独秀这样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人物，也曾参与过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 其中，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叶圣陶更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直至新中国成立，一直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启智开蒙的事业。同时，他也是民国最重要的新文学代表作家之一，还曾做过大中小学教师、出版社编辑。 几种不同身份的相互借力，使他成为民国教科书出版领域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1930年底，在叶圣陶跳槽到开明书店之前，已是多年的职场老编。此前的他，有近八年时间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任职，其主要工作是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1927年4月至1928年12月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还派他临时主编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月报》。 叶圣陶一生做编辑的时间超过60年，对于编辑这样一份“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他感到由衷的自豪。 尽管世人知晓他多因他的作家名声，但他却多次说：“作家不是我的职业。”“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第一是编辑，第二是教员。”只有对编辑工作十分热爱，对出版价值有深刻体认的人，才能发出这样的肺腑之言。 《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 作者：钟桂松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进入出版社后，茅盾先是从一名小小的阅卷员开始做起。后来，他给孙毓修先生当助手，编童话，协助其编纂“四部丛刊”，然后逐渐在新文学领域崭露头角，在1920年下半年，被张元济、高梦旦选为革新《小说月报》的人选，从此擎起中国新文学的大旗，利用《小说月报》这一阵地，宣传新文学，抨击旧文学，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名健将。 当时，茅盾与另外一位后来的大作家巴金的来往，主要也是与出版事务有关。 巴金曾经在文章中回忆说，“1935年，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 文化生活出版社创办人吴朗西是茅盾非常熟悉的朋友，茅盾流亡日本时就认识，其夫人柳静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革命同事柳普青的妹妹。另一个创办人伍禪，是茅盾的亲戚。所以，文化出版社创办初期，茅盾就将光华书局三年前出版过的中篇小说《路》移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文学丛刊”之一出版，表示支持。第二年，茅盾又将《印象·感想·回忆》继续作为“文学丛刊”之一，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02 今天，依然有不少国内优秀的出版人，也有着作家的身份。 比如朱岳老师，后浪华语文学编辑，1977年生，毕业后先做律师，后转行做编辑，还曾入围单向街年度文学奖之“年度编辑”的提名。与此同时，他还是一名作家，曾出版短篇小说集《蒙着眼睛的旅行者》、《睡觉大师》、《说部之乱》等，甚至有人称朱岳为“中国的博尔赫斯”，认为他的小说中总是闪烁着神秘的智慧，又如梦呓般创造出无数个诗意的新世界。 曾经有人问朱岳，如果可以随便选工作，最想做什么？朱岳的回答是：做编辑吧……如果还能有比做编辑更不负责任的工作。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事实上，在编辑这个领域，朱岳是被许多人所认可的。 朱岳是这样诠释作为一名编辑的责任的：作为编辑，不是把众人皆知的大作家（比如马尔克斯），再一次推荐给大家；而是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被低估、埋没和忽视的作者（比如袁哲生），被更多人知道。 为此，他一直致力于把纯文学（严肃文学）从垄断下解放，为中文写作打开更大的空间，释放出更多元的可能性，他不仅仅致力于发现独立的优秀纯文学作者，更要努力去为他们争取支撑他们的写作存续下去的读者（市场）。朱岳试图找到新的声音，重新定义华语文学，让读者看到崭新的中文，而不让所谓的“主流文学”变成一种正统和道德。 在接受《人物周刊》的采访时，他曾经说过，我做出实实在在的一本书来，而且认可它的价值，我就不需要空洞、虚妄的东西了，写作也是，通过写作我可以获得一种充实。但作为写作者的他，会把自己的写作“看作是一项试图表现挫败感的体育运动”，身为编辑，他几乎不得不拿出那股颠覆性的勇气和决心。 去年，在我们举办的“加油！书店”第三季闭幕嘉年华系列活动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作家黄昱宁和默音参加，而在这次活动中，有不少读者才知晓了他们的编辑身份。 说起默音，或许不少读者会有些陌生。《甲马》书上对她的介绍是这样写的：作家、翻译家。1980年代生于云南，后迁居上海。写科幻小说出道，近年来创作多混合了现实与奇幻。 《甲马》 默音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作家，默音偏爱奇幻、科幻类书写。这一点，从她对《甲马》中云南谢家人的特殊能力设定，从她在短篇集《犹在梦中》里对“谜”、对另一个世界存在的喜好，从中篇小说集《姨婆的春夏秋冬》里的有着女巫气息的神秘“姨婆”这一角色都可以窥见。 而作为译者，她为中国的读者译介当代日本作家作品，比如《真幌站前多田便利屋》，比如《家守绮谭》。但在聊到接下来的写作计划时，她也透露：“目前有两个小说是我很想写的，并且都在进程中。虽然以往写科幻和奇幻比较多，但目前看来这次的写作会是百分之百现实主义的。” 但默音其实还是一名图书编辑。她说，我每年会做六到七个品种的图书，我在做一本书的时候，首先我会把自己作为一个读者，如果是我来选，我会喜欢怎样的书，而且是我觉得可以被中国的读者所喜欢的书。在默音看来，做一本书是有前期成本的，版税预付金、译者稿费、印刷费用，所以即便是好书，如果卖得很惨淡，作为编辑也会很失落的。另外，出版社毕竟也是有绩效考核的。不过，我作为编辑的小小私心，就是即便某个作者不能大卖，但书本身确实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也该小小地做一下吧，只要有一部分读者读到并喜爱他的作品，也足以欣慰。 著有散文集《一个人的城堡》《阴性阅读，阳性写作》《变形记》《假作真时》等和小说集《八部半》的黄昱宁，也是一位横跨翻译、出版、创作三界的全能型作家，她甚至还翻译过F.S.菲茨杰拉德、亨利·詹姆斯、阿加莎·克里斯蒂、伊恩·麦克尤恩等多位外国作家的作品。 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在为《八部半》撰写的序言中，曾将黄昱宁比作“年轻的阿特伍德”和“女麦克尤恩”，并进一步阐释道：“她崇拜并期待奇迹，她是无可救药的戏剧瘾患者；她的所有小说，每一篇，都起于一个诡诈的、疯狂的念头，一个奇迹般的偶然。”然而，翻开她的新作《八部半》，我们又会发现黄昱宁笔下的世界其实近得触手可及：在大城市干代驾的小镇青年、被电信诈骗坑害的孤独老人、在博客上一呼百应却和丈夫越走越远的情感博主、在旅行中偶然擦出感情火花却最终成为陌路的都市男女……他们好像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就是我们自己。 《八部半》 黄昱宁 著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谈及为何会从事出版行业，她说：我选择出版行业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觉得适合自己，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是传播学，广义上图书出版也属于传播方式，因此从事出版业也算顺理成章，不过我想更大的驱动力还是我自己从小对于读书的热情。今天，已经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她，谈及自己的写作与编辑工作的关系时，她说，未来我会继续留在出版业内，但我还有很多爱好，我不会放弃我在写作和翻译上的探索，不过这些身份与我的主业密切相关、不可分割，出版业始终是我的根基，是我倾注最大心血的领域。 03 杨葵，著有文集《过得去》《东榔头》《西棒槌》《在黑夜抽筋成长》《百家姓》等，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却鲜有人知道他的编辑身份。他曾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王安忆、安妮宝贝、米兰·昆德拉等都经杨葵之手推向市场，他还组织出版了不少作家的第一本书，如石康的《晃晃悠悠》、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 杨葵与冰心的合影 杨葵曾经写过一篇题为《我和我的作者们》的长文，细数了自己在担任编辑期间所交往过的作者，他还写过一篇名为《我给冰心当责编》的文章，文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代不过去。
《过得去》 杨葵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如果把范围从“出版社”延伸扩大到“杂志社”，这样一份作家的名单恐怕还能罗列很长：比如《繁花》《回望》的作者金宇澄老师。
80年代中期，金宇澄得了“上海青年小说奖”，之后参加上海青创班，短篇《风中鸟》和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同期发在《上海文学》，得了《上海文学》奖，再以后就调《上海文学》当编辑。金宇澄说，在1990年前后发的小说，包括《收获》发的那些个中短篇、散文之后，就感觉不能再写了。 “当编辑容易挑剔别人的文字，写作则是要全力来鼓励自己，那时我经常晚上写一节，早上起来就觉很差，挑剔别人，也挑剔了自己，很分裂，感到很难继续真正的写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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