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裁缝铺

现在已经不大看得到存在于街区里的裁缝铺了。老早，上海遍布石库门弄堂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找到这些被称作“老裁缝”的人。他们的铺面又小又狭窄，但却承担了上海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人要好看，就要打扮，要穿得精神、漂亮，这全靠裁缝的一双手。活计好的师傅，经客人口口相传，名声传到老远的地方去，人家就会愿意“不远千里”跑过来请师傅做一身衣服。

裁缝铺不止能做新衣裳，还是大家庭省钱的帮手：旧衣裳改个样式、添点花样；孩子穿的衣裳小了，想办法添点布料改大一点，或者前一个孩子穿的衣裳略经改动再给后面的小孩穿，等等。这时候就觉得裁缝师傅一双巧手，不仅“雪中送炭”解决实际的问题，还常常“锦上添花”达到令人惊喜的效果。

早期上海滩上的裁缝

宁波、扬州、苏州一带来的裁缝师傅，特别受到上海人的欢迎，老上海的裁缝铺子，几乎都是这三地裁缝开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裁缝铺子的数量越来越多，服装行业很是兴旺。

早期上海滩上的裁缝，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一类制作洋服，一类制作传统中式服装。前一类裁缝，也被叫作“红帮裁缝”。这是因为早期的荷兰殖民者，顶着一头红发，中国人就以“红毛”来代指洋人，帮洋人做衣服的裁缝，或者做西式服装的裁缝，就被叫做“红帮裁缝”了。

红帮裁缝以宁波人为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来岁就离开家乡到上海投奔亲友，跟着老师傅当学徒，直到自己成长为成熟的裁缝。

宁波红帮裁缝的故乡

事实上，红帮裁缝真正为洋人做衣服的并不多，因为当时上海有身份的洋人，大多从国外带来自己的裁缝。不过，洋裁缝一般会雇用助手，慢慢地，西式裁剪得以流传。而红帮裁缝主要的顾客，是那些需要与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比如外国公司的中国职员、生意人等等。

穿西服的，还有抱着革命情怀的中国年轻人。19世纪末，维新派代表康有为就曾上书请求“断发易服”，出国留学的中国年轻人，到了国外就赶快穿上西服，以表明自己热心变革的决心。

到了20世纪初，正在为革命筹措的孙中山，也想用服装来伸张自己的革命思想，他的中山装，上海裁缝也参与了其中的设计和制作。

“轩辕殿”裁缝行会

在一份解放前的上海地图中可以看到，硝皮弄89号是一叫“轩辕殿”的建筑。轩辕氏即黄帝，不少人误以为这里是“黄帝庙”，其实不然，它的全称是“上邑洋广衣业公所轩辕殿”，是一个同业公所的大殿，建造这处建筑的是宁波人。

1875年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局部），在红线内区域，西北部公输子殿（鲁班殿）和轩辕殿已经建成，梧桐街、大陆家宅、硝皮弄等已经筑成。

所谓“洋广”，旧时多指从广州进口的舶来品，或广州生产的颇带洋气的商品。广州是最早和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的地方，自然也是最早和长期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城市。而宁波人至迟已在乾隆时已通广州的“十三行”与外国人做生意。早期进入上海的宁波裁缝大多居住在上海县城里，并建立了比较松散的同业公所，这个公所在1853年毁于小刀会战火。1856年，他们与上海的苏州府下属各县在上海的裁缝在原址兴建“上邑洋广衣业公所轩辕殿”。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颁布《公会组织法》，规定城市中的各行各业以同业组成“同业公会”，实际上取代了“同业公所”，轩辕殿和鲁班殿的同业组织作用逐渐消失，后来被改作民房。20世纪60年代，二殿被拆后建为多层工房。

裁缝师傅的行业规矩

与其他行业的手工劳动者一样，裁缝师傅也有他们的“行业规矩”，例如，他们尊敬地奉轩辕氏为行业的祖师，所用量布的尺也名为“轩辕尺”。学做裁缝要先当三年学徒，俗称“吃三年萝卜干饭”。当学徒的每天除了生炉子、烫熨斗外，有的还要为师傅、师娘“倒夜壶”、做杂活，小心服侍老板夫妇和各位师傅，并且要学做“滚边”和各种花色的钮扣，三年满师才能上案板。

用尺量身、剪刀裁布、针线缝纫，都得用心用功。公馆里的老爷、少爷、太太、小姐，定做长袍马褂、旗袍短袄，多一寸嫌太宽太长，少一分怪太紧太短。要刚巧合身才可得赏金，稍不满意，当场退货，还要赔料。许多后来成为时装店老板的创始人，多数是经历过裁缝学徒生涯磨炼的。

街市上的裁缝店，大小依规模不一，但大抵都有一个悬挂“苏广成衣铺”市招的牌子，并不是老板姓名叫“苏广”，而是一些裁缝手艺人的小型作坊，由富有经验的裁缝为主，雇佣二三名裁缝工，加上家属和学徒，专门代客加工各种来料，缝制苏式、广式等中式男女服装，也代客配办衣料。所以，称为“苏广成衣铺”。

在这种行业市招前，稍有声誉的加上某某记的店号，以便顾客识别。他们的设备简单：租间店堂，设置工作台板，全凭手工操作。稍后也备置了缝纫机。因他们做工精巧细致、式样新颖应时，又是量体裁衣，舒服适身，所以很受各阶层人们欢迎，成为一个普及社会的行业。

在老上海裁缝行业中，浙江奉化裁缝最为有名。浙江奉化的人们为了谋生，离乡背井，到外地去求活路，有的流落海外。就象扬州人外出凭自己手中的三把刀一样，奉化人两手空空，告贷无门，也是凭得三把刀——莱刀、剃头刀和剪刀，去烧菜、剃头和当裁缝。他们不少人走南闯北，有的甚至飘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学得了一手做西装的技艺，回国后来到上海开西服号。

晚清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老式缝纫机

上海刚开埠时，来淘金的洋人都自带西服，中国人也不习惯穿外国衣裳。第一家“王兴昌西服店”开办后无人问津。老板王浚才在焦急中终于等到第一位顾客，这位顾客是当时有名的革命党人徐锡麟。徐锡麟要求在三天之内为他完成一套西装。老板如期赶出，徐锡麟十分满意。“王兴昌”也因此而名声大振。

烫衣板、缝纫机就是一爿店

直到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弄堂裁缝还是极为普遍的。那裁缝店，说是店，其实也不过是一块烫熨衣服的横板，一架老式的缝纫机，店里地方很小，师傅肩上通常挂着一根皮尺，腕上带着两个褪了色的袖套。鼻梁上耷着一副大方眼睛。一把竹尺，一包弹粉（划粉），一把烙铁，当然裁缝店里自然少不了一个煤球炉。

小时候做一件新衣服是过年才有的事情，家里如果有诸如婚庆这样的大事，还会把裁缝请到家里来，老老少少大大小小一大家子每人都可以做上最少一件新衣服。这个时候，就是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其实男孩子并不关心什么新衣服，最重要的是家里请裁缝就一定有好吃的了。

老裁缝做衣服有几个优点：一是做功的精细，那个时候的手艺人，全凭自己的真本事吃饭，千针万线，靠的是自己的艰辛劳作；二是收费的低廉，大部分普通人家要做衣服，还能承受得起；最主要的是，偶尔工钱可以赊帐，衣服做成了，你拿回去穿就成，至于工钱等有了再给。

一位老上海说，他小时候居住在徐家汇老街。母亲是一个极能持家的善良妇女，养育六个小孩，她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把孩子们打扮得干干净净的。虽然比不得大户人家，但穿着的衣服还是体面的，家里所有的衣服都仰仗弄堂口的裁缝店。

记得那个老裁缝姓杨，他的裁缝店就在弄堂口的一开间，杨师傅中等个子，话不多，人挺和气，由于常年的飞针走线，使他的眼睛一直眯缝着，从我记事开始，就不知道杨师傅跟谁红过脸。所以，在我们弄堂里，他是人缘极好的一个人，大人小孩都喜欢这个人。

在徐家汇老街，这个老裁缝杨师傅，几乎受到整个里弄居民的欢迎。1959年自然灾害，交通大学扩建校区，我们家搬到虹桥路靠近番禺路的塘子泾，1964年再搬回虹桥路的后胡家宅，老邻居分离，自此我就再也未见到过这个弄堂口的老裁缝。杨师傅的身世，我知之甚少，但类似“杨师傅”裁缝店，在旧上海的大街小巷中，可谓星罗棋布，分布很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