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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上，理论家们经常使用单人心理学( one-person psychology) 与双人心理学(two-person psychology) 概念来表明各种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不同。尽管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概念早已为许多理论家约定俗成地广泛使用，但对其具体含义和运用其对各种理论的划分方法却未有定论。关系精神分析(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 是 20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种整合性精神分析取向，是当今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影响力量。关系精神分析认为，精神分析运动在理论上出现了“范式转 变”，即 从 驱 力 模 型 (drive model) 向 关 系 模 型(relational model) 的转向。作为一种以整合性为目标的关系精神分析，比以往其他任何流派都更加重视对于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概念的解释，并对运用这对概念划分各种理论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概念的提出 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并未出现过单人心理学、双人心理学的提法，这个提法最早出现于巴林特(Michael Balint)引用里克曼(John Ｒickman)的说法，“也许可以根据所涉及到的人数，将心理学的全部领域划分为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单方心理学(one-body psychology)、双方心理学、三方心理学、四方心理学以及多方心理学。”(Balint，1950)在巴林特看来，虽然弗洛伊德强调其理论“生物化的倾向”，但并没有必要将其理论局限于个体心理，并以此来建构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与目标。巴林特本人主张，在分析情境中个体与客体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因此，他提出要用客体关系理论来修正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他借用里克曼的说法，指出临床分析情境是一种双方(two-body)的经验，而古典精神分析理论是无法涵盖这种经验的全部，因为古典精神理论从根本上没有超出单方心理学的范围，因而需要用一种双方心理学理论或客体关系理论来解释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事情。 我们仔细考察里克曼的说法，他所谓的单方心理学、双方心理学，实际上与后来的单人心理学、双人心理学的提法基本相同，因为他所说的几方(body)就是指实际涉及到的人(person)数，只是在用词上稍有不同。因此，最早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上提出的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概念就是根据所涉及到的人数来划分的，单人心理学是指只涉及被分析者的心理学，双人心理学是指涉及被分析者与任一重要客体的心理学。 然而，如果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概念只是局限在涉及到的具体人数这层意义上，则不会被众多理论家所广泛使用。实际上，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概念内涵后来不断扩大，并由“实指”引申为“虚指”。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概念内涵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与立足点是个体的还是人际的。单人心理学从个体出发解释个体心理现象与人际心理现象，而双人心理学则从人际出发解释个体心理现象与人际心理现象。 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这两个概念和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这两个理论模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这因为它们都是从理论特征层面对各种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归类，只是二者的着眼点有所不同。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是从心理本质层面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划分，而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则是从理论建构方面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划分，所以二者之间又不能完全划等号。 ( 二) 概念的运用 那么，究竟如何运用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来对各家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划分和归类呢?以阿隆(Lewis Aron)为首的关系精神分析学家，通过讨论迄今为止的各种主要精神分析理论学派，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古典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开创了古典精神分析，其元心理学是建立在本能驱力理论基础上的，其所有的基本概念都是以本能驱力为根本假设来建构的。本能驱力理论是将人类看作一个封闭的生物系统，为了保持机体内部的平衡而不断地寻求释放能量。在古典精神分析看来，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个体，因此，所有的人际之间的事情都必须追溯到本能驱力及其防御的变化，追溯到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追溯到单人心理学的领域。所以，阿隆认为，古典精神分析是典型的单人心理学。不过也有人如莫德尔(Arnold Modell)提出，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是建立在单人心理学的基础上，而其临床理论则又是双人心理学的。例如移情与反移情现象就是在双人情境中发生的(Modell，1984)。然而，在阿隆看来，这种将元心理学理论与临床理论进行人为的划分是不利的。这一划分不利于我们看到，古典精神分析的基本临床方法与步骤都是以单人现象来进行建构与解释的。移情不是被概念化为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人际事件，而是被理解为在被分析者内心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过程。而且，在古典精神分析看来，移情并不被视为两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被视为患者对分析师的曲解(distortion)。移情被认为是由患者的生活史所决定的，被看作由过去对现在的移置(displacement)。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分析师能够正确地进行分析，在技术上做到中立与匿名，那么移情就会自发地显露，不会为分析师所影响。这很显然是一种对移情本质的“单人”概念化(Aron，2001)。由此可以看出，古典精神分析的所有基本临床观点都以个体的内心事件来加以概念化，都根据单人的心理来加以解释。因此，不论是弗洛伊德的元心理学理论还是临床理论，都是一种单人心理学。 此外，卡普兰(Donald Kaplan)也反对阿隆将古典精神分析归为一种单人心理学，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种三变量的心理学，临床情境是一种俄狄浦斯三角——患者本人、分析师本人、分析师的职业，这一俄狄浦斯三角为患者创造出原始场景(primal scene)。”(Aron，2001)在卡普兰看来，由于临床情境总是被理解为重新创造一种俄狄浦斯三角(患者扮演男孩，分析师扮演母亲，分析师的职业扮演父亲)，所以，将古典精神分析称为一种单人心理学是没有道理的。但阿隆认为，这种推理的谬误与对移情推理的谬误是相同的。很显然，虽然移情总是涉及到分析情境中的患者与分析师，但是古典精神分析却将这一过程追溯到患者的个人心理。同样地，卡普兰提出由分析情境所创造的俄狄浦斯原始场景的看法，也要追溯回患者的俄狄浦斯动力。因此，三变量心理学的提法并未掩盖古典精神分析的单人心理学的本质。 我们再从古典精神分析的最重要方法——自由联想法来看，古典精神分析将自由联想视为由潜意识动力冲突所决定的，只要不受分析师的干扰，不受患者内部世界的阻抗，自由联想就会自发地显露出来。阿隆以古典精神分析师奥洛(Jacob Arlow)为例，后者认为“患者的自由联想是对被分析者内心冲突变化的记录。”即:自由联想反映了患者源自过去的内心体验以及这种内部体验是如何闯入当下的(Arlow，1987)。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将外部刺激加以最小化，以便能够让本能驱力及其防御的衍生物从内部自发地显露出来。患者在本能驱力与防御之间冲突的发展历史好像是自发浮现的，分析师能够通过自由联想的涌现来加以研究。自由联想法的要点在于将分析师的影响加以最小化，同时还要让患者尽快进入自发吐露的状态，以便分析师进行分析性解释。因此，自由联想法的成功在于一种隔绝与独立，显而易见，非常符合单人心理学的设定。 可见，古典精神分析理论无论在元心理学理论还是临床理论和方法上，都算是彻底的单人心理学。 (二)自体心理学 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作为关系精神分析的理论来源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单人心理学的，但又带有双人心理学的色彩。 从理论观点上看，首先，自体心理学在临床上强调分析师需要表现出足够的应答性(responsiveness)和共情(empathy)。科胡特指出，患者的移情是由“分析之前在被分析者的人格结构中的既定的内部因素”所决定的(Kohut，1977)。在他看来，分析师对分析过程的贡献只是限于根据与患者的共情作出“正确的”解释。其次，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所强调的自体客体(self-object)概念似乎遮蔽了真实他人的重要性，而且分析师只限于成为一个自体客体，只关注患者(主体)对分析师(客体)的需要。再次，自体心理学所说的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与自恋移情(narcissistic transference)，几乎可视为古典精神分析的延续或翻版，自恋力比多这一个体的心理能量，其发展路线与目标只以自体为主，他者只是作为实现目标过程中所用到的工具。最后，用米切尔的归类方法，自体心理学属于一种“发展—抑制模型”(developmental-arrest model)，所持的是一种心理的一元论假设(Greenberg＆Mitchell，1983)。在以上这几个方面，自体心理学与古典精神分析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要求分析情境不受分析师主体性的“污染”，以便患者的移情能够从内部以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患者的主体性、移情、心灵实体需要加以检验，而分析师的主体性则不在关注之列，以便铺设一个客观的分析情境。这是单人心理学的假定，在分析情境中唯一有用的“心理”是患者的心理。 从自体心理学的后继发展上看，受科胡特影响很大的自体心理学家施瓦贝(Evelyne Schwaber)支持一种倾听的观点，共情地关注患者的心灵实体。她主张采纳患者而非分析师的观点作为分析的材料基础，将真理视为是发现的而非在精神分析情境中创造的。而且，她还承认，分析师的主体性与理论偏见必定会对所观察到的事物产生影响，因此，必须采用分析师的主体性来对照另一个人的主体性。尽管施瓦贝重视相互作用，但却又认为唯有患者所体验到的相互作用才是精神分析的关注点。她写道:“维持对患者内心世界的关注，虽然其中有共同参与因素看起来是个悖论，但精神分析依然是一种单人心理学”(Schwaber，1995)。她还认为，反移情这一术语表明的是“从患者的观点上的撤退”(Schwaber，1981)。阿隆同意施瓦贝强调要把患者的观点放在优先地位，但同时又对她过分谨慎地使用分析师的主体性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所以，阿隆认为，施瓦贝的精神分析理论是一种单人心理学(Aron，2001)。受科胡特影响很大的精神分析主体间性理论强调主体性、主体间场域与相互作用，并认为要在环境中观察内心世界，内心世界依存于环境。该理论所提出的“主体间系统”概念，既关注单个个体的内部经验世界，又关注不同个体的内部经验世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蔡飞，2008)。精神分析主体间性理论相当明显地表现为双人心理学。 尽管科胡特的自体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单人心理学，但它并非像古典精神分析理论那样几乎全是单人心理学的色彩。而且其后继发展的理论越来越多地重视自体与他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向着双人心理学的方向演变，这就表明自体心理学处于单人心理学向双人心理学的过渡状态。 (三)客体关系理论 英国客体关系学派强调对分析师的隐喻，如温尼科特的“够好的母亲”(good enough mother)和“抱持者”(holder);又如拜昂的作为患者的病理内容的“容器”(container)和“助新陈代谢者”(metabolizer)，这些隐喻都将关注点放在非言语的交流与微小的交流上，放在分析师对这类“原始交流”给予回应的必要性上。然而，正如关系精神分析的开创者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指出，这种“发展—抑制”模型隐喻的危险在于，不仅患者可能会被幼稚化，其复杂的成人亲密关系被忽视，还会导致将分析师作相应的工具化，进而否定了分析师作为主体的存在(Mitchell，1988)。母亲和分析师不被看作主体，而被看作是存在于在婴儿、患者的“思想装置”(thinking apparatus)中的内部客体(Bion，1970)。“白屏”(blankscreen)隐喻被“空容器”(empty container)隐喻所替代，这一容器中并不含有分析师的个人心理。与此类似，另一关系精神分析学家乔多罗(Nancy Chodorow)也指出，大多数客体关系理论家依然从儿童的观点出发，将母亲视为客体而并未认真地考虑到母亲的主体性问题(Chodorow，1989)。客体关系理论认识到了重要客体的必要性，并在其理论中强调重要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但这种重要客体的作用是被动、附属的。因此，虽然可将客体关系理论看作是双人心理学，但却是一种不完善、不平衡的双人心理学。 当代英国精神分析独立学派的代表人物博拉斯(Christopher Bollas，1987)最著名的观点是，强调分析师的主体性，以及有限制、有条理、有选择地与患者共享反移情体验。博拉斯一方面支持将分析师的主体性看作是用于理解患者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分析师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自身权力与影响力。他提出，分析师应该向内看，看到自己的主体性，从看他自身中发现他的患者。在博拉斯的理论中，分析师的独特个人心理被贬低。他认为，患者使用投射性认同或潜意识交流具有压倒分析师的主体性的力量，或其力量能够强加影响分析师的主体性，而不认为患者心理与分析师心理之间会相互影响。也就是说，影响是单向的，患者影响分析师，反之则不然。若是在一种更完善的双人心理学中，不论是分析师还是患者，他们审查各自的内心，都会发现对方的心理已经在自身的心理中留下了印记。 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理论，不论是初期的多数代表理论，还是当代的重要代表理论，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双人心理学，但并未完全排除单人心理学的色彩。 (四)人际关系精神分析 人际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在最初时也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的双人心理学。虽然当代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家如利文森(Edgar Levenson)、伍斯腾(Benjamin Wolstein)都强调，分析师会影响患者移情的产生，但这并不是人际关系学派创始者沙利文的临床观点(Aron，2001)。沙利文将分析师视为一个人际关系的“专家”，在进行分析时作为一个“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observer)存在，而且他还认为，身为专家的分析师应该避免被卷入患者的人际纠葛之中。尽管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在对患者的生活进行检验方面是人际性的，但是在忽略分析师的主体性这一方面，又是非社会性的。不过，沙利文的参与观察原则很快促使理论家们把注意焦点放到分析师的主体体验以及患者对分析师体验的感受上。尽管他对移情与反移情的关注有限，但是沙利文的精神病学人际关系理论及其后继的理论发展，成为建构双人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场域理论的最初尝试。 虽然利文森很清楚地强调了人际关系理论的场域理论和双人维度(Levenson，1972)，但伍斯腾提出的一种当代人际关系理论，不仅强调实验性与实证性，还强调人际关系中自体的内心经验(Wolstein，1990)。与利文森相比，伍斯腾提倡一种较为平衡化的单人与双人的心理学。因为利文森的理论重点在于治疗关系的相互作用维度。但在阿隆(Aron，2001)看来，伍斯腾的理论是利文森理论的一个有力补充，因为伍斯腾强调既需要单人心理学又需要双人心理学。由此可见，人际关系精神分析还不算是一种完全的双人心理学，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单人心理学的色彩。 ( 三) 概念的重新定位 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究竟是互补的还是对立的呢?按照阿隆对于人际关系精神分析的评判，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有了答案。若用传统的归类方法，它们是对立的，但在推崇连续性与整合性的关系精神分析学家看来，这对概念可以是并行不悖的。这对概念是在同一范畴上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划分和归属，二者并非完全排斥、不相兼容，即使是古典精神分析理论也没完全堵死通向双人维度的大门。关系精神分析主张关系性，但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家也并不认为双人心理学一定完全优于单人心理学，即使在关系精神分析学家对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学派的评判中，流露出对其理论留有单人心理学的负面评价，但其批评是针对其理论内部所隐含的矛盾之处，以及归属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理论内容的不平衡性。 那么，在是否既需要单人心理学又需要双人心理学，或者是否用双人心理学代替单人心理学的问题上，我们最好首先考虑一下弗洛伊德的一段话，“个体心理与社会或群体心理之间的对比，乍一看来似乎意义重大，但如果仔细加以检验就没那么大的意义了。个体心理考虑的是个体的人，并且探索个体寻求让自身的本能冲动得到满足的途径，这点没错;但是只在极少数情况与特定的例外条件下，个体心理才能够不顾个体与他人的关系。在个体的精神生活中总是会涉及到其他人，这些其他人或是榜样，或是客体，或是帮手，或是对手;因此从一开始，从这一有所扩展但完全合理的意义上来说，个体心理同时也是社会心理。”(Freud，1921)这段话表明了他认为精神分析是一个“大型的双结构”(mass structure of two)。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可能被轻易地援引以支持几乎任何立场的理论观点，但他的这段话仍然具有启发性，似乎“解构”了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两分法，并强调了个体性与社会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格林伯格和米切尔区分了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认为驱力模型“将寻求个体快乐与驱力释放当作人类存在的基础”，关系模型则将关系结构当作人类存在的基础(Greenberg＆Mitchell，1983)。米切尔还进一步区分了心理的一元理论(单人心理学)与心理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理论(双人心理学)(Mitchell，1988)。根据格林伯格与米切尔的看法，两个模型都是总括性的理论结构，都可以独立解释由精神分析方法所产生的材料，每个模型都是对人类体验的完整而全面的解释。两种理论模型都依赖于在本质上不同与不协调的理论假设，它们互相都无法还原为彼此(Greenberg＆Mitchell，1983)。最后，格林伯格与米切尔认为，决定何种模型更具吸引力以及何种人类本质的观点更有道理，这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例如，米切尔并未忽视古典精神分析的双重驱力———性与攻击，尽管对其处理的方式已大为改变。而他的关系性立场需要根据其尝试平衡弗洛伊德传统与人际关系传统的方式加以理解。米切尔提出，性不应仅被放入关系环境中加以考虑，更应考虑到生理躯体性的性欲在特定的关系环境中对个体所具有的意义(Mitchell，1988)。同样，米切尔在理解人类攻击性时也提到了生理性或生物性的重要性(Mitchell，1993)。依阿隆之见，米切尔将自体放在人际关系环境中来看待，并认为生物因素只有间接地通过社会因素的调节才能进入人类的体验。他的关系性、双人心理学把通常所称的单人心理学的方面也包括在内(Aron，2001)。米切尔试图通过这种方法使他的理论集两者之所长，以双人心理学为主体兼并单人心理学。 根特(Emmanuel Ghent，1989)曾将精神分析的历史描述为由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之间的辩证变化所构成的，并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扩展式的理论，以包含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整合。布拉特(Sidney Blatt)和布拉斯(Rachel Blass)提出，自我界定与关系性都是人格发展的主要维度(Blatt＆Blass，1992)。同样，斯莱文(Malcolm Slavin)和克雷格曼(Daniel Kriegman)运用进化生物学的框架支持保留古典观点与关系观点之间的辩证张力(Slavin＆Kriegman，1992)。 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矛盾与互补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些术语的指称对象还不甚明了。有时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问题等同于经验性与先天性的问题，但是正如人们通常使用这些术语以区别内心性与人际性一样，对这些术语的界定是模糊的。在其他时候，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术语会被用以指代自我调节与相互调节，如婴儿研究者毕比(Beatrice Beebe)、贾斐(Joseph Jaffe)和拉赫曼(Frank Lachmann)认为，最好是将二元系统看作是由稳定的个体特质与自然发生的二元性质的整合(Beebe，Jaffe ＆ Lachmann，1992)。阿隆赞同拉赫曼和毕比提出的自我调节与相互调节之间的区别是一个更好更有效的区分，可以跳出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划分的束缚，而且自我调节与相互调节并不意味着某种非此即彼的含义。 还有更加复杂的问题，如奥特曼(Neil Altman，1995)提出，我们不是在说单人心理学或双人心理学，而是在说三人心理学(three-person psychology)。他认为，一个更加宽泛的社会系统的观点能够充实我们对个体与二元的理解。家庭治疗师与系统理论家也提出，双人心理学是有局限性的，因其忽略了更宽泛的社会系统的作用因素。三人心理学认为，应该考虑到在特定的诊所中进行的治疗关系。 阿隆总结了对单人心理学、双人心理学、三人心理学以及关系理论的讨论，并提出，我们显然需要根据两者兼有的思想，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思想，我们要辩证地思考个体性与社会性、先天性与习得性、躯体(驱力)与人际关系、自我性与相互性、主体内在性与主体间性、能动性(agency)与交融性(communion)。在他看来，将关系理论视为仅代表一个极性(polarity)，是误解了关系理论家的意图，而且误解了关系性术语所要达成的最主要目的(Aron，2001)。格林伯格与米切尔(Greenberg ＆ Mitchell，1983)所提出的“关系性”是比“人际关系”更宽泛的术语，以包含其中的多极张力。他们的本意是搭建一座跨越英国客体关系理论与美国人际关系理论之间鸿沟的桥梁。从一开始，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就以一种辩证性理论为目标进行构建，包括了对这些多种极性的解构。可见，关系性术语的最重要方面恰恰在于，它包含了个体性与社会性、内部客体与外部人际关系、自我调节与相互调节之间的所有关系。如果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倾向于强调它是一种双人心理学，这不是因为它回避了单人心理学的所有因素，而是因为，在精神分析的历史与西方文化中，通常倾向采用个体的观点，西方人的价值观是高度个人主义的，这一点需要加以纠正。现在理论家们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了一个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相互作用的模型，理论家们需要同时考虑个体如何决定关系，以及关系如何决定个体。 （四）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并不是一对十分严谨的概念，其含义和驱力模型与关系模型的术语有所重叠，但运用它们对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本质归属依然得到了广泛而有效的应用。古典精神分析是典型的单人心理学，关系精神分析倾向于被视为完善的双人心理学，作为关系精神分析的理论来源的其他学派，如自体心理学、客体关系心理学、人际关系精神分析，则在不同程度上既有单人心理学色彩，又有双人心理学特征，算是不完全的双人心理学。虽然古典精神分析提出的驱力模型与关系精神分析所支持的关系模型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水火不容，实际上，关系精神分析理论家支持共同包含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的要素，个体因素与关系因素都占据理论的一席之地。不过，为了扭转精神分析理论长期以来流行的个人主义，关系精神分析有意识地侧重双人维度、关系维度，因此关系精神分析归根结底是一种双人心理学，一种不排斥其他方面的双人心理学。关系精神分析提倡辩证地吸收单人心理学与双人心理学以及其他描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对立要素，强调两者的平衡与协调，重视分析过程的共同性与参与性。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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