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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 在这个记载里面，黄帝和炎帝“阪泉之战”的宏观背景是： “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 直接因素是： “炎帝欲侵凌诸侯，诸侯咸归轩辕”。 这就导致：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其最终的结果就是： 黄帝对炎帝“三战，然后得其志”。 那么，为什么“神农氏世衰”、“神农氏弗能征”，而炎帝则“欲侵凌诸侯”呢？ 这里的神农氏与炎帝，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古人称头戴金冠的至上王者，为“皇”；称开创缔枝为巢的首领，为“帝” 。 这就是说，具有造福天下的理念，赢得百姓敬仰的一个世代性部族，即为皇。 从一个世代性部族里结蒂发枝，拥有当世掌控与治理天下之权力的部落，则为帝。 历史上，伏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先后为皇，并称三皇。 伏羲氏之所以为皇，是因为这个世代性部族，有统一天下的理念，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了技术交流、文化融合的福祉。 女娲氏之所以为皇，是因为这个世代性部族，有包容平等的理念，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了“四岳并举、八方共和”的福祉。 神农氏之所以为皇，是因为这个世代性部族，有发展生产的理念，给天下的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创新发展的福祉。 而神农氏时代的“魁生帝承，承生帝明，明生帝直，直生帝氂,氂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他们都是一个部族之内，帝位在部落之间的前后传让与禅让。 黄帝时代的五帝，也是一个部族之内，帝位在部落之间的前后传让与禅让。 正因为如此，神农氏时代的各帝，就又统称为炎帝。 炎帝之所以为炎帝，是因为他们这个部族，得到的是伏羲氏部族的“天下”，伏羲氏部族的德运为“木运”，伏羲氏部族就为“木德王”，而根据《五行》之生克关系，“木生火”，所以，神农氏部族的德运，就是“火运”，他们世代的各个帝王，就都为“火德王”，也就是“炎帝”。 轩辕氏黄帝部族，因为是得到神农氏部族的天下，神农氏部族为“火德”，而在《五行》之生克关系中，“火生土”，所以，轩辕氏黄帝部族，就为“土德”。 土为黄色，于是，轩辕氏黄帝部族的各个帝王，除了各自的帝号外，也统称为黄帝。这个时代，就为黄帝时代。 因为他们一共有五代帝王，所以，又被称为“五帝时代”。 这里，我们再回到前面所提的问题：为什么“神农氏世衰”、“神农氏弗能征”，而炎帝则“欲侵陵诸侯”呢？ 这就是因为，神农氏时代的农业生产，发展得太好了，导致了财富的大量积累，从而使得人心不古，私有制泛滥。 私有制泛滥的结果，就是“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 人们把心思集中于打仗，就再也没有心思，关心农业生产了。 这和神农氏炎帝发展农业生产，让大家安居乐业的宗旨不符啊。 于是，神农氏炎帝就“欲侵凌诸侯”，而诸侯则“咸归轩辕”。 从表象上来看，轩辕与神农氏炎帝之间的战争，是一场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争，是伏羲氏部族的后裔轩辕氏，要借“神农氏世衰”之机，从女娲氏部族的后裔神农氏炎帝手中，夺回被女娲氏部族抢去的“天下”。 但是，为什么神农氏会“世衰”呢？为什么神农氏炎帝，会控制不了自己的“天下”呢？为什么伏羲氏部族的后裔轩辕氏，是一会儿“诸侯咸来宾从”，一会儿“诸侯咸归轩辕”，而神农氏炎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秩序，去弹压破坏其统治秩序的诸侯，就被指责为“欲侵凌诸侯”呢？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真不能怪神农氏炎帝，甚至于不能怪当下的神农氏部族，其根源，还是在神农氏部族的先祖，女娲氏部族的圣贤与领导者们身上。 是女娲氏部族“包容平等”的理念，是女娲氏部族拟定的“四岳并举、八方共和”的政治架构，没能全面地把握住人性，没有预测到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与人性的相互作用，就必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变化，从而冲击他们的“包容平等”之理念，冲击他们的“四岳并举、八方共和”之政治架构。 这就决定了，神农氏末代炎帝，要必然地面对自己之最后的四面楚歌、孤家寡人的结果。 我们就从神农氏时代，各个帝王的帝号，来看一看，神农氏时代的历史发展之演变吧—— 《三皇本纪》记载：“帝魁生帝承，帝承生帝明，帝明生帝直，帝直生帝髦，帝髦生帝哀，帝哀生帝克，帝克生帝榆罔”。 第一代炎帝：魁。魁是高大、第一的意思，是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 第二代炎帝：承。承是敬奉礼物授予，也表示恭敬地领受的意思。 第三代炎帝：明。明是日月照耀、日光或月光将空间照亮的意思。 第四代炎帝：直。直是正视、面对而不回避的意思。 第五代炎帝：髦。髦，是表示特别长的须发、长长飘逸的须发。 第六代炎帝：哀。哀是披麻戴孝哭丧的意思。 第七代炎帝：克。克是杀人剔肉以祭天，以消除巨大天灾的意思。 第八代炎帝：榆罔。榆，是落叶乔木，木材坚固，俗称“榆木疙瘩”。罔，是蒙骗、被蒙蔽、迷惑无知的意思。 从这个历代帝号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之发展变化呢？ 从第一代的魁，到第二代的承，再到第三代的明，社会的发展，还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帝王对于其天下的掌控，还是有力的。 到第四代的直，问题就来了。但是，问题还不是很大。帝王，还可以直接面对问题，平息矛盾。 到第五代的髦，问题就不易解决了。帝王日愁夜思，都须发飘飘了。 到第六代的哀，帝王就受制于人，呜呼哀哉了。 到第七代的克，帝王就不得不使用霹雳手段，杀人以祭天了。 到第八代的末代炎帝，就变成人们眼中的“榆罔”了。 然而，真的是末代炎帝——“榆罔”了吗？ 真实的情况，恐怕不是炎帝“榆罔”，而是时不我予，英雄，也只能是仰天长啸、无可奈何啊。 考古发现，仰韶文化，原本是从甘肃成纪发源，然后，由西向东，一直发展到八百里秦川之东、潼关下面的庙底沟文化遗址。 庙底沟文化遗址的起源，就在距今6000年左右。 那个时候，就应该是“女娲氏末年”，她们“断鳌足以立四极”，促进“天下结盟”，从而诞生出“天下盟主”“神农氏”的时候。 那也就是仰韶文化发展到最辉煌的时候。 然而，辉煌之后，就必然有没落。 所以，接下来，仰韶文化，就在以庙底沟遗址为中心，不断向外扩展的过程中，渐渐地走向没落。 马家窑文化，其实就是仰韶文化在没落过程中的回光返照，是女娲氏部族的后裔们，在他们部族文化之衰落的过程中，对他们部族文化的再一次复兴。 她也就成为了仰韶文化的最后之绝唱。 马家窑文化中的蛙纹和舞蹈纹、漩涡纹，是仰韶文化之末期的一体两面。 马家窑文化中的蛙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为大肚皮、弱四肢。 这是马家窑文化自信的表现；也反映了仰韶文化一贯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就是与环境和谐相处，奉行无为而无不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 马家窑文化之蛙纹，在后面彻底转向，变为细肚子，强四肢。 这是“蛙神”变成了“蛙龙”，是仰韶文化向红山文化屈服，也开始崇尚武力，开始信奉“人定胜天”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了。 仰韶文化中的舞蹈纹和漩涡纹，是对女娲氏时代的“太极”“五行”“河图”“洛书”文化的回顾与再理解，是马家窑人对自己部族之传统文化的坚持与再造。 为什么仰韶文化的后期，会发生马家窑文化呢？ 为什么马家窑文化，是发生在甘肃、青海地区呢？ 仰韶文化的后期，生产力越来越发达，财富积累越来越多，私有制越来越受到社会财富之积累的支持，从而也就导致私有制的思想意识，越来越有市场。 但是，部落内部的团结，仍然至关重要。 这就导致矛盾外引，成为私有制合法化的唯一途径。 于是，部落与部族之间的战争，就变成了必然。 但是，在“四岳并举、八方共和”的政治模式之下，部落的自主权，被有意放大；部族对于部落的号召力，被有意消解。 这就导致，部族战争不易发动；而部族内部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倒是变得更加容易进行。 而在这样的大势之下，一些人发现，其他三大部族内部的战争，此伏彼起；但是，伏羲氏部族，由于有着强大的宗教形式的凝聚，他们的部族内部，反倒是变得更为团结。 于是，伏羲氏部族，将再次赢得天下的预期，就是不言而喻的。 这应该就是马家窑文化，发生在甘肃、青海地区的原因。 是女娲氏部族的后裔中，一些聪明人，已经早早地看到了不可挽回的天下大势，他们为了自己的子孙在不远的将来，免遭这种可以预见的厄运，所以，就提前布局，以给自己的子孙们避祸求福。 同时，由于对这种天下纷争的不以为然，由于对于自己部族之传统文化的认同，所以，在这个现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马家窑人，也就只好通过重新温习自己部族的传统文化，通过对自己部族传统文化的怀念，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排解自己的忧郁。 当然，女娲氏部族的情怀是好。 但是，相对于现实中的私有制发展的洪流，相对于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他们的情怀，能够变成美好的社会治理模式吗？ 神农时代的政治架构，是“四岳并举、八方共和”。 在这个模式之下，神农氏炎帝，是不会干预各个部族内部的政治事务的，也不会就各部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强行表态，甚至于做出某种决断。 各部族之间的关系，是由四岳岳主、或四岳岳主派出的代表，共同协商。 神农氏炎帝，只是从中召集开会，进行穿针引线。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垂拱而治”，“有刑而不用”。 其实，所谓的“垂拱而治”，是真的。 而“有刑而不用”，是真的吗？ 她恐怕就是后世的人们，结合自己当世的现实，而进行的合理想象。 由于“四岳并举、八方共和”，天下的实权，都掌握在“四岳协商”这个议事机构的手中。作为盟主的炎帝，只是一个“太上皇”一样的荣誉职务，他哪来的“刑”可用？ 当然，并不是神农氏炎帝不管政治上的事情，他就无事可做。他其实也很忙。 他忙什么呢？ 他忙着巡视各地的生产情况，忙着将各地新发展出来的生产技术，学习、并且介绍到其它的地方去。 但是，神农氏的“垂拱而治”，“有刑而不用”，“只是在各个部族之层面上的。而到各个部族的内部，又是个什么情况呢？ 轩辕氏所在的伏羲氏部族之情况，我们就先不说。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三个部族。 首先是神农氏部族内部。 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这时候，还处在母系社会，是一个氏族公有制的社会。 氏族公有制社会，就像仰韶文化中的漩涡纹一样，是一个圆圈形的社会。 这个圆圈的中央，只有一个酋长或者祭司，上通神灵、下达各个部落成员。 部落成员之间，是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差别的。 这样有利于集体行动，做到令行禁止，从而保障部落整体的安全，保证每一个部落成员，都有平等的生存权，不至于饿死或冻死。 但是，这样的社会结构，也有一个弊端。 这个弊端就是，不能够激发人们的个性；对部落成员个体的活力与创造力，缺乏鼓励措施。 到了社会生产水平相对提高，部落里的财富积累相对丰富之后，为了激发部落成员的活力与创造力，鼓励部落成员为部落多作贡献，部落，就会对一些有特殊贡献的部落成员，进行奖励，将一些不易平均分配的消费品或者生产工具，奖励给那些对部落有特殊贡献的成员。 同时，由于大家都已经相对地丰衣足食，便对一些不甚显眼的劳动成果，不会太过在意。 这就给一些道德观念较差的人，以可乘之机。 他们会把自己单独所得，而别人没有察觉的劳动成果，比如说，个人意外猎获的野兽，据为己有。 这样的事情慢慢增多，就导致私有财产的积累。 私有财产的积累，一方面造成事实上的社会差别，形成贫富不均，另一方面，是激发了人们个性观念的增长，从而给旧的道德观念，带来严重的冲击。 一些头脑灵活的部族成员，在相对富足起来的同时，甚至于不满足于个人物质财富的增长，他们更是觊觎部落酋长或祭司的权威。 他们也想从部落酋长或祭司的权威之中，分得一杯羹，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于是，他们频频地充当部落里的意见领袖，挑战部落酋长或祭司的权威。 在整个社会思想混乱，人人情绪躁动的情况下，部落酋长成了孤家寡人，失去话语权；意见领袖们则相互吹捧，形成了合力。 这就导致部落酋长制的瓦解、长老制的形成。 部落长老制，是一种“民主共和制”。 她的外表很鲜丽，里面，却很龌龊。 对外，她是宣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对内，她却是勾心斗角，贵族专制，使穷人们失去话语权。 并且，在穷人们遭遇富人欺凌的时候，没有人替他们伸冤。 另一方面，社会地位差别的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的滑坡，不仅导致思想的混乱，更是激起了贫富矛盾，引发部落内斗的频发。 而为了抑制部落内部的矛盾，巩固部落内部的团结，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一些人就想到，可以将矛盾外引，通过制造部落之间的纠纷，甚至战争，来转移、或者淡化部落内部的矛盾。 那么，在部落之外，在整个神农氏部族之内，各个部落之间的既有的政治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由于女娲氏部落对外提倡“四岳并举、八方共和”，所以，他们的内部，也就是一样的。 他们部族内部的部落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共和制政治关系。 这就导致当一个部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处心积虑地要对另一个部落大打出手的时候，神农氏部族的内部，从整体上，并没有一个能够制止这种罪恶发生的权威机构、或者权威人物。 共和制政治关系的弊端，就是相互掣肘，议而不决；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养虎为患、恶霸横行。 这就是神农氏炎帝由“直”而“髦”，由“髦”而“哀”，由“哀”而“克”，由“克”而“榆罔”的原因。 神农氏部族的文化和政治思维能力，相对共工氏和东夷氏部族，还要先进得多。 可想而知，在神农氏部族都遇到了大麻烦的情况下，共工氏部族和东夷氏部族，就更加会好不到哪里去。 然而，在其他三大部族都焦头烂额、无计可施的时候，伏羲氏部族，相对却是“风景这边独好”。 为什么呢？ 因为，伏羲氏部族的历史，和其他三大部族不一样。 他们有过几千年的草原游牧生活。 草原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不同的部族之间，经常碰面，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因为争夺条件优越的草原，而经常性地大打出手。 这种经常性的突如其来地遭遇战争的状态，塑造了他们部族以及部落内部的政治关系，就是一种纯粹的军事体制关系。 军事体制，既是一种等级体制，又是一种威权体制。 而且，由于这种体制是先天性的，这就导致了她相对财富增长与分配不均所造成的部落内部之思想混乱，具有先天性的免疫能力。 因为，在先天性的等级体制之下，伏羲氏部族的人们，早已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再加上一点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也就导致伏羲氏部族，不仅是最早地进入到私有制社会，而且，是顺利地进入到私有制社会。 相反，其它三大部族，由于思维的惯性，造成道德观念的制约，不仅社会转型来得慢，而且，也充满着思想矛盾。 更要命的是，其它三大部族在这种矛盾之中，走向的是一种等级制度下的共和制，也就是贵族专制。而伏羲氏部族，却是一种等级制度下的威权制，也就是帝王专制。 当然，帝王专制不是重点。 重点是，伏羲氏部族，有这种自觉地服从于帝王专制的思想。 这种广泛的思想基础，导致他们能够在老的帝王不能胜任的情况下，迅速地拥戴出一个能够胜任的新帝王出来。 有了时刻不断的统一领导，伏羲氏部族，对付其他三大部族那些自私自利、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不就是犹如秋风扫落叶吗？ 更何况，以上种种，都还是客观性的。 主观性的，伏羲氏部族也不含糊啊。 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作为一个宗教圣地，就是伏羲氏部族的历代领袖们，主观努力的结果。 这样的宗教培养，对于维护伏羲氏部族的团结，形成伏羲氏部族从南、北、西三方包围天下的战略态势，就取到了政治领导的作用。 还有，中原的轩辕氏部落，以共工氏一些部落的天鼋（龟龙）图腾为本部落的图腾，借以招降纳叛，团结、争取共工氏部族中的一些不同派别，归入到自己的麾下；安徽巢湖边的应龙氏部落集团，以当地土著的凤凰图腾为自己部落集团的图腾，借以团结当地土著。这都是他们主观努力的结果。 相反地，在伏羲氏部族积极地招降纳叛，壮大自己实力的同时，神农氏部族和共工氏部族，却是在一步步地土崩瓦解。 在神农氏部族与共工氏部族的领袖们，主观上努力地将他们两个部族的图腾，统一为蛇图腾的情况下，他们的不少部落，却纷纷地以蛙龙、龟龙为自己部族的图腾，在意识形态上，公然地与部族领袖们唱反调。 甚至于有些部落，就直接从中原、从关中，出逃、迁移到宁夏、甘肃去了。 只要我小部落自己活得下去，管你那些大部落的天下，恶浪滔天。 但是，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末代炎帝榆罔，并不是弱不禁风，他还是奋斗到了最后一刻，致使兵多将广的轩辕氏部族，“三战，然后得其志”。 末代炎帝榆罔，也是个英雄啊。 只是，时不我予，英雄，也只有是流血、又流泪的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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