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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有话说 1948年，美国哈佛大学撤销了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很多大学的地理系也曾改名，有的改为资源环境科学系，有的改为城市与资源学系等等。而现在，一提到区域规划、全球变化、国家战略、资源管理、卫星导航等，地理人马上就会觉得跟地理学有密切关系，在这些方面可以大显身手。那么地理学是一门脆弱的学科吗？请看华东师范大学叶超教授的分析(文章发表于《地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3期)。  1948年，哈佛大学撤销了地质和地理部的地理系(主要是人文地理)，解雇了几位教师，自然地理并入地质系，这被称为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后文简称“哈佛事件”)。该事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也相继撤销地理系。其后，美国、英国、加拿大、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甚至中国的地理学都受到冲击，地理系或被直接取消，或改换门庭。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地理学？ 01 1947年5月，哈佛大学人文地理学者阿克曼晋升为副教授。然而，地质科学学部主任马兰德·比林斯认为阿克曼抢走了地质学的资源。比林斯在一些地质学教授的支持下，向教务长保罗·巴克建议“地理学与地质学差异很大，两者应该分开”(图 1)。 02 1947年6月，人文地理学家惠特尔西不但自己写信给巴克捍卫阿克曼的晋升，而且还邀请一些杰出学者写信给巴克，这些学者包括约翰·赖特、理查德·哈特向、胡伯特·申克。 03 1947年，巴克召开了一个地理特设委员会讨论阿克曼的晋升问题，委员会成员包括赖特、鲍曼，以及哈佛大学的校长詹姆斯·科南特和巴克本人等。 04 1948年，巴克在科南特的支持下代表校方宣布撤销地理系，并解聘了负责基础课程教学的理查德·洛根、爱德华·乌尔曼和阿克曼(图 1)。阿克曼曾试图上诉，但没有成功。 图1 哈佛大学撤销地理系事件简图 哈佛事件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原因： 01 科学主义与大学管理者的傲慢：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是一名化学家，在他看来，人文地理学不像化学那样具有科学性，这种偏见导致他在地理学和地质学产生分歧时支持地质学一方。 02 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内斗：鲍曼对身为同性恋的惠特尔西一直心存厌恶。惠特尔西曾将表现平庸的哈罗德·肯普引进地理系，使得同行对其怀疑加剧。鲍曼早期曾试图让惠特尔西将自己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改编成高中教材，但惠特尔西没有执行。在惠特尔西担任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主编时，鲍曼对他的办刊政策也进行批评。两个重要人物所代表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不合，使得哈佛地理系雪上加霜。 03 政治和社会因素：1947年，恰是杜鲁门主义出台之时，标志着冷战开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人进行清洗。当时很多保守派认为社会科学是左派激进的一个领域，是政治宣传的堡垒。在右翼思想主导的阶段，同性恋者与共产主义者一样不被视为美国公民，而杜鲁门政府则是以安全隐患为由，禁止或解雇已知或疑似的同性恋者。 04 大学的财政约束：在大萧条时期科南特和巴克撤销地理系的决定部分出自财务的考量。作为私立学校，哈佛大学发展的大部分经费来源于私人捐款。埃尔金斯以哈佛大学要授予她的丈夫赖斯教授职位为条件资助了哈佛地理研究所。因此，鲍曼等人认为赖斯用金钱换取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职位，并试图让管理层与研究所分离。捐赠人与地理系的矛盾对地理系撤销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05 学科发展的时代背景：二战以后，许多国家需要重建，以往区域描述的方法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的需求，致使区域学派发展进入瓶颈期。1953年，舍费尔发表了《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一文，掀开了与区域派斗争的序幕。其后，一些年轻的学者开始提倡数量化、交叉化、理论化为主导的地理研究，掀起了“计量革命”。 01 地理学相关的景观设计学以及霍华德·费舍尔为代表的计算机图形学与空间分析实验室仍然存在。 02 1965年，费舍尔获得福特基金赞助，与麻省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计算机图形与空间分析实验室。 03 1968—1969 年，杰克·道格蒙德在该实验室学习经典空间分析方法和GIS 软件开发技术，并于1969年在其家乡建立咨询公司ESRI (Environmental System Research Institute)。 04 2003 年，由哈佛大学教务长史蒂文·埃曼组建的空间分析委员会发布了“哈佛大学空间分析报告”，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将空间数据和空间分析纳入社会文化与物质生命科学研究的时代……哈佛大学对空间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兴趣已经开始快速增长”。 05 哈佛大学建立了一个“21世纪地理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Geographic Analysis, CGA)。道格拉斯·理查森认为，CGA 有助于纠正过去的不足之处，满足新的需求，且具有扩大和发展的巨大潜力。  结  论 来 了  从哈佛事件来看，地理学的脆弱性主要是因为地理学是一门科学性、社会性和政治性兼具的学科。 科学性既体现在学科内部(人文和自然)的关系，也体现在学科外部(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地理学需要对其他学科说明自己的科学性或学术性。 社会性体现在地理学是否能获得社会的认同，而社会认同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地理学能不能反映和跟进重大社会现实问题，能不能把地理学知识或科学道理普及到公众当中。 政治性主要体现在包括地理学在内的诸多科学领域之间存在竞争，包括职位、权力、基金会的支持等。学科发展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学科都受到政治化的影响。学科一词的英文discipline，其含义是纪律或规训，强调遵守行业的教条和“规矩”，这种组织化、体制化、权力化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化的过程。地理学是 “优势”还是被边缘化的学科，实际上正反映了此问题。 虽然学科发展中权力的博弈无处不在，但还是存在科学性(学术性)、社会性对权力的抵制与消解，这提示我们只有保持批判的意识和精神，才能正确地协调和平衡这3个方面之间的关系。 哈佛事件及其影响也提醒我们，尽管地理学有自身的学科特性，但其他学科和社会对地理学的认同也很重要。 地理学不能原地踏步，必须变化。这是历史，也是事实，更是未来的要求。 变化基于传统，打破传统，回到传统，革新传统，最后成为新的传统。
给我们什么启示？ 1 历史很重要。 我们在说“新”时应非常谨慎，保持一种严谨，这是第一重作用。 2 理论很重要。 大胆构想和勇于超越，冲破前人或历史的枷锁，尽力地发明和构建理论，以实现我们自身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二重作用。 3 我们很重要。 从历史中总结智慧，它使我们最终破除历史的 “神秘主义”而创造新的历史，这既需要个体的警醒和自觉，也需要集体的努力，这是学科历史研究的第三重意义。 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我们的任务不仅在于理解我们的地理学及其如何形成，我们也同样需要研究和设计一门作为学科和立地之现实的地理学未来……联合起来我们能够造就一个更好的世界”。 作 者 简 介  叶超，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文化地理、乡村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城镇化与城乡关系、可持续科学和地理思想相关的教学研究工作。近年来在《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Habitat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Rural Studies》《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等国际与国内核心刊物发表80多篇论著，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出版专著一部（获得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作为第二作者合作出版两部著作（其中一部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三个一百”原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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