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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于网络） 强制劳动的种类有很多，从早期的奴隶制到近代强制劳工，再到现在雇主没收移民的护照等等，不一而足。强迫劳动力进行作业，对于雇主（或者奴隶主）有相当明显的好处。那么，这种行为又是否会为雇主带来负面影响？惩罚和压榨劳工的恶名是否会损害雇主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吸引力？在最近研究中，经济学家Gupta和Swamy借助印度阿萨姆邦的茶叶种植园的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相关证据。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对茶叶需求旺盛，资本涌入适宜种茶的阿萨姆邦。当地茶叶种植园应时兴起。从1880年到1900年，来自印度的茶叶占英国市场的比重从27%升到54%。茶树在种植的过程中需要进行移植、栽培、修剪、摘取，引起茶农劳动力需求的上升。阿萨姆邦地广人稀，因此需要从外地吸收劳动力，而外地贫民一般难以支付前往该地的路费（相当于茶农一年工资），所以雇主必须提前替茶农预付。当茶叶市场景气之时，劳动力越发紧缺，种植园主之间互相抢夺工人很普遍。 为了解决劳动力任意流动的问题，19世纪中期当地引入了“工人违反契约法”（The Workmen’s Breach of Contract Act，简称WBOC），规定该法令下的工人必须给种植园工作三年，违反者将受到逮捕和起诉。即使如此，种植园主仍然觉得处理方式费时绕远。因此，他们又通过游说，在1882年引入“特别法案”。该法令下的工人必须工作五年，庄园主可以派人到火车站或者码头逮捕任何有逃脱嫌疑的人，可以不经过警察私自逮捕工人。 “特别法案”推出不久就受到记者、教会、英国官员的严厉指责，因此名声很差。了解内情的劳工也不愿意签署“特别法案”之下的契约。190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31名劳工中有28名因为“特别法案”而不愿意去阿萨姆邦工作。 两位研究者从“特别法案”的恶名中找到了突破口。他们认为，茶叶市场的需求提供了移民迁徙的“拉力”，而“特别法案”造成了拉力的障碍，在该法案下的农民对于茶叶需求所产生的拉动作用反应更不敏感。 为了印证假说，研究者从阿萨姆当局得到1883-1900年7个区的移民数据。其中，五个区属于Brahmaputra村，两个属于Surma村。移民按照契约的不同分为“特别法案”下的契约劳工和非“特别法案”下的契约劳工。“特别法案”下的劳工还被根据招募中介的不同分为被社区邻居介绍的和通过市场签约的。在19世纪末最多的时候，两村每年可以各招募到移民3-5万人。 然后，研究者根据三种重要茶叶构建了茶叶价格指数。通过数据分析，并且排除了城市工资、降水、消费者价格指数、铁路等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发现茶叶价格的上涨将带来移民的增加。而且这种增加在非“特别法案”人群中大于“特别法案”影响下的人群：当茶业价格指数上涨1%，前者上涨2.67%，后者上涨1.36%。 为什么“特别法案”名声十分糟糕，还会有人愿意接受？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特别法案”下劳工的中介。结果发现，当中介是劳工熟人（Sadar）之时，劳工只会受到物价指数的影响，并不会受到茶叶价格的影响。只有当劳工由非熟人（比如中介市场）介绍之时，才会受到茶叶价格的影响（图1提供了一个包含三种不同类型劳工的例子）。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熟人有动机提供关于“特别法案”的真实信息，而了解真相的劳工也只有当面临物价上涨的生存困境之时，才会接受“特别法案”。  图1 这是一个阿萨姆村庄的移民示意图。横轴表示年份，纵轴表示移民数量。蓝实线表示“特别法案下”由非熟人做中介的劳工，红虚线表示“特别法案下”由熟人做中介的劳工，绿虚线表示非“特别法案”下的劳工 研究者还区分了男女劳工工资对于茶叶价格的反应，结果发现，女性受到茶叶价格的影响更大，这可能由于女性采摘茶叶更有优势的缘故。 最后研究者讨论了为什么“特别法案”如此不招人待见。一般认为，强制劳动的坏处包括丧失自由和低物质报酬。研究者认为，后者的证据还不充分，“特别法案”遭到抨击主要是因为它侵害了人们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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