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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谈谈青铜器的那些事儿(典故篇)

 RK588 2019-04-06



据考证,“蚩尤作兵”和“黄帝铸鼎”的故事,应该发生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然而,这毕竟是传说。

考古发现的实物,确确实实证明中国青铜冶炼和青铜器铸造的发明就是在黄帝时期。


1977年,考古学家们在甘肃东乡县林家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房屋遗址中清理出土一柄青铜小刀。这柄青铜刀属锡青铜,采用双面范浇铸而成,弧背,短柄,前端和下端开刃。由于曾经实际使用,刀刃还有所崩缺。就是这柄颇爲古拙的小刀,昭示出中国青铜器的最初历史。较之时代稍晚的4000多年前的青铜器,目前已在西起黄河上游的甘肃永登、东至渤海之中的山东长岛这一广大地区发现不少。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更早的青铜器实物迟早有一天会面世。


今天,小编就在再来给大家讲讲青铜器的那些事儿【典故篇,其实,在这之前,关于青铜器的话题:酒器篇】食器篇】已经先后发表,相信大家也都已经看过了,所以,【典故篇当然也不能错过,最重要的是,后续还有兵器篇】的解读,也是一样精彩,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文博河南!

爵与爵位

爵,是饮酒用的酒杯,商代和的西周青铜礼器的考古发现中是非常常见的,只是形状在今天看来有些怪怪的。

爵下面有三条扁扁的长长的尖足。中间是圆筒形的杯身,杯身的一侧安装一个把手,可以很方便地把握和举持。口部最特殊,圆形的器口被向两侧拉长,前端开出一个长长的凹槽,将爵侧倾,酒便可顺着这个凹槽流出来;后端则上翘,形成一个尖尖的尾巴,主要起保持器体平衡的作用。最怪的是,爵口上还站立着两个像蘑菇或是伞形状的小柱。据考证,这两个小柱可能是用于拴挂香料包的,就像我们今天喝袋装茶一样,香料包泡在酒里,但喝酒时香料包因拴在小柱上而不致于被一起倒出来。也有人说,古人不剔胡须,成年人胡子都很长,这两个小柱可以分开胡须,使饮酒时胡须不会醮上酒。

这种怪怪的酒杯并不实用,故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基本上消失了。但是,青铜爵是商和西周时期高级贵族使用的酒杯,中国的表示贵族等级的爵位就是由青铜爵而来。


(上海博物馆-青铜爵-商晚期)

商周时期的贵族饮酒有着十分严格的制度规定。《礼记·礼器》记载:“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贵族们使用酒杯,依身份高低贵贱而有严格的区别,只有身份最高贵的贵族才能使用铜爵。在当时,用铜爵饮酒,并非专爲饮食,更是着重于“礼”。正因爲贵族们使用不同等级的酒杯,后来出现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也因为爵是最高等的酒杯,王能够赏赐一件青铜爵,对于贵族来说是莫大的恩宠。历史上就曾出现过因为赏赐青铜爵而致使君臣交恶的重大事件。

那是在2700多年前,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招来杀身之祸,郑国国君会同其他各路诸侯勤王救驾,保护周平王迁都洛阳,立下了汗马功劳。100年之后,周惠王在位。郑国国君厉公设宴招待周惠王,惠王将王后使用的鞶鉴(一种有带子的铜镜)赏赐给郑厉公。不久,另一个诸侯国虢国的国君向惠王要赏赐时,惠王竟然赏给虢公一件青铜爵。虢公得到赏赐的爵,自然显得高贵;郑厉公没有得到爵,自然显得身份远远低于虢公。故此,郑厉公闻听此讯勃然大怒,对惠王十分怨恨。后来,郑国干脆不听从周王的命令,还把周王派来的使者给扣压了。


(保利艺术博物馆兽面纹平底爵)

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兽面纹平底爵,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爵之一,它的时代最迟为商代早期,甚至可能会早至夏代末年,距今已有约3600年的历史了。由于时代早,它的装饰显得较爲简单,形制也颇为原始:口上的两上蘑菇形小柱既矮还远离杯口,底是平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商代晚期的豰(音博)爵,共两件,是豰族的贵族制作的青铜酒器。它们形制和装饰完全相同,采用商代晚期流行的造型,铸工精湛,轮廓线条如刀削斧凿一般,刚劲有力;表面装饰兽面纹、云雷纹、蕉叶纹等多种花纹,上下达三层之多,但层次分明,清晰规整。这对爵堪称已知商代晚期铜爵中最为精彩者之一。与早期的爵相比,它的两个伞状短柱位置已在器口之上,底部也变平底为圆底。

尊与尊重

“尊”字,在中国古代意思颇为单纯,或是辈分高,或是敬重之意。“尊贵”、“尊敬”、“尊重”、“尊严”等与“尊”相关的词语,几乎全部都是褒义词。那么,尊又是什么呢?为什么能够与这些美好的词相联系呢?


保利艺术博物馆三牛首兽面纹铜尊

尊是一种盛酒的容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渐渐消失了。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商代早期的三牛首兽面纹铜尊,让我们看到了早期青铜尊的模样。这件尊有近3600年的历史,大口外侈,中部圆鼓鼓的,下接喇叭形圈足。肩部和腹部装饰有兽面纹等花纹,肩部还装饰三个等距离排列的浮雕牛首。后来又出现了一种大敞口、直筒形腹的尊,以及作鸟、象、牛、猪等动物形状的尊。


商代 ”妇好“鸮尊    现藏于河南博物院)


(鼎鼎大名的四羊方尊)


青铜尊-上海博物馆-商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1世纪)

按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尊是祭祀时接待宾客所用的,有牺尊、象尊、着尊、壶尊、太尊、山尊六种不同的尊,分别接待身份不同的宾客以表达主人的敬意。所以“尊”又有敬重、高贵的意思。“尊重”、“尊敬”等也就变成了对人的一种敬重之词。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则被称爲“九五之尊”!

鼎与禹铸九鼎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重要的器类莫过于鼎,它甚至被视作国家、政权的象征。那么何为鼎呢?鼎实际上就是今天煮饭煮肉用的锅,只不过多了三条足,足中间可以架火来炊煮罢了。它是从远古时期的陶三足锅、三足釜演变而来的,最初只用于烹煮食物,后来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成为重要的礼器,被认为是可沟通人神具有某种神性的铜器,成为各级贵族的专用品。一件青铜器何以能担此“重担”?这还得从禹铸九鼎的传说谈起。

杜岭方鼎(现藏河南博物院)


王子午鼎(春秋)

传说大禹治水后,划神州大地为九州,他要在每个州都立一个扶正祛邪的纪念物,于是搜集天下青铜铸成九鼎,每一鼎代表一个州。他在每件鼎上都刻着助人行善的神、害世伤民的鬼蜮等各种各样的形象,让每个人都牢记这些形象,从而可以辩识世间的一切好与坏,善与恶,让每人以此为德行标志,照此作人行事。从此,九鼎就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据说,夏桀无道,商汤灭夏后,九鼎便飞向商都。后来,商纣王荒淫无道,周武王伐纣灭商,九鼎归周所有。传说九万人方能拉动一鼎,周武王发兵八十一万才将九鼎运到都城镐京。

到了春秋周定王时,楚庄王称霸天下,当他兴兵攻打洛水流域的陆浑时,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别有用心地问王孙满九鼎轻重,王孙满则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还用“在德不在鼎”教训了楚庄王,使他收回了野心。后来,人们用“问鼎”一词来比喻某人图谋王位。这就是“问鼎”典故的由来。

到了战国中期的周显王时,秦惠文王又率兵试图抢夺九鼎,由于齐国的反对而未能如愿。不久,野心膨胀的齐王又武力夺鼎,德政化身的九鼎自已飞入泗水之中。

到了公元前219年,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派人到泗水打捞九鼎。当鼎出水之时,缆绳被海龙王咬断,鼎重又沦入水中。此后虽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再也没有找寻到九鼎的踪影。

九鼎虽然不复存在,但“九鼎”一词却长久保存下来,人们用九鼎比喻分量很重,明代张煌言诗中道:“人定能胜天,一言重九鼎。”青铜鼎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自古以来,青铜大鼎的出土被认为是一种“祥瑞”,西汉武帝时,山西汾阳一带曾出土一件大鼎,武帝认为这是天降祥瑞的征兆,特地改年号为“元鼎”。

列鼎制度与周王鼎

夏商周时期,鼎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但更多被用作礼器,用来“别上下,等贵贱”。各级贵族因其等级不同,使用鼎的数量也不同,规定很严格,并以此来作爲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重要标志。

据文献记载,当时周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大夫用五鼎,元士用三鼎,士用一鼎;至于一般的平民百姓,是绝对不可以使用鼎的,甚至是会招至杀身之祸。“九,数之极也。”由于九是最高的数,故而周王使用九件鼎。这些鼎往往形制、花纹相似而大小不同,它们的尺寸依次递减,排列起来,就是古代所谓“列鼎”。这套制度被称作“列鼎制度”,在西周时期成熟并得到严格的执行。目前在河南、山西等地西周诸侯及贵族墓中发现的青铜列鼎的数目,就十分符合这套制度。春秋以后,随着周王室走向衰落,各地诸侯势力大增,“礼崩乐坏”,列鼎的使用制度逐渐被破坏,一些地位较低的贵族也开始享用起与自己身份不符的数量的鼎来。1978年,人们在发掘著名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时发现:战国早期作为楚国附庸的曾国的国君,曾侯乙竟然也用了周王才可享用的9件列鼎!这是典型的“僭越”。


(九鼎八簋) 


(周代列鼎列制度) 

簋(音轨),就是饭碗,相当于今天盛饭的大碗。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商代晚期的云雷垂叶纹簋,与今天的碗就几乎没有什麽分别,只是个体大了不少。

商代饮酒之风盛行,簋这种盛饭的器具并未受到太大的重视。但进入西周时期,簋的地位迅速提升,变得和鼎几乎一样重要——鼎与簋相配,成为周人青铜礼器组合的基本模式。依贵族身份地位高低的不同,鼎与簋的配合有九鼎八簋、七鼎六簋、五鼎四簋、三鼎二簋、一鼎一簋等几种,其中周王所享用的自然是数目最多的九鼎八簋。这些簋被称作“列簋”。不过,列簋与列鼎不同,列鼎往往形制、花纹相似而大小不同,尺寸依次递减;列簋则形制和花纹基本一致,几件簋没有什麽差别。而且,西周时的簋已很少再是今天碗的模样,大都腹部有了两个兽形耳。

盘、盉与沃盥之礼

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盘子,它种类繁多,用途广泛,但最终还是归结到“吃”上。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盘子还有一个很特殊也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盛接洗手水,是贵族们行“沃盥之礼”的重要器皿。

商周贵族们还是很讲究卫生的,他们宴前饭后要行“沃盥之礼”,也就是洗手。

《礼记》中说:“进盥,少者奉槃,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当时的盘,使用方式与今天的洗脸盆不同,人们并非在盘中直接洗手,而是用“活水”洗手。古代并没有自来水,人们便用盉(音和)一类的器皿从上向下浇水,洗后的水便落在盘子内。


(保利艺术博物馆西周应侯盘) 

西周中期以前,流行盘与盉相配行沃盥之礼。保利艺术博物馆的西周应侯盘,就是2800多年前分封在今天河南平顶山一带的应国国君洗手用的铜盘,盘腹部装饰一周夔龙纹,简洁而美观。最重要的是,盘的内底铸有二行六字铭文:“应侯乍(作)寳般(盘)盉。”其中“盘盉”连称,标示出当时盘与盉爲配套的盥洗用具。

铙与击铙退兵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音乐的民族,七八千年前中华祖先就已经制作出水平很高的骨笛。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目前发现的商王朝的青铜乐器仅有一种,那就是铙(音挠)。


(铙)   

铙的个体不大,形状与后世的青铜钟相近,有类似两片瓦粘合在一起的腔体,其上大下小,敲击后可以发音。腔体下连接有一个圆管形柄。在当时,人们一手持柄,一手敲击腔体,便可得到清脆的乐声。钟上面设钮供悬挂起来敲击,与铙的使用方式正好相反。钟的出现时间要较铙晚了二三百年,因此许多人怀疑,是人们将铙倒挂起来才发明了钟。


(保利艺术博物馆兽面纹铙) 

目前发现的商王朝的青铜铙,共有10套左右,大都3件成组,仅有一套有5件;每组铙从大到小依次排列,就像后来的编钟一样。据现有测音结果可知,这些铙虽然已经能构成相对合理的音阶序列,但还不能演奏出完整的乐曲,必须与其他乐器结合使用,估计是一种节奏性的打击乐器。保利艺术博物馆的兽面纹铙,三件一套,大小相次,铸工精湛,保存完好,腔体两面皆装饰带角的兽面纹,颇爲精美,是已知商王朝铜铙中的精品佳作。

据文献记载,铙的最主要的功能其实不是宫廷宴乐,而是用于战争——指挥军队退却。《说文解字·金部》称:“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周礼·地官·鼓人》载:“以金铙止鼓”。东汉郑玄注:“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击止鼓。”商代军队作战时,通过击鼓来指示士兵冲锋;需退兵时,则通过敲击铙来指示停止击鼓,从而达到大军撤退的目的。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喧嚣的战场上,这么小的铜铙所发出的声响,要不仔细听还不一定能听得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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