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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后代 （三） 狱中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首先从生活斗争入手，大量、经常的斗争也围绕着生存环境进行。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监牢里，生存下去本身便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为生存而斗争！” 35年盛夏酷暑的折磨，加上监狱当局那些吸人血的贪官污吏们克扣伙食费、医疗费，造成了难友们病号剧增，一度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死人，对于监狱当局来说正是吃空名的大好时机，死亡一名犯人，要吃半年至一年的空名以后才上报；每吃一个空名，每月可净得20元以上。据看守兵透露：监狱长、看守长经常吃着一百来名死亡者的空名。 党组织发动各大监分别向狱方提出改善生活条件的要求，一些军事犯也参加进来。监狱当局也怕病势迅速蔓延，不好收拾。便作了一些让步，例如延长了放风时间，打牙祭时，猪肉多了一点，减少了霉米，增加了一些药品等。 另一次较大的斗争发生在1936年夏秋之间，南京方面派员来南昌军人监狱视察之时。由于事先得到了这个情报，乔信明与我们研究，决定抓住这一时机，揭露狱方摧残难友又欲盖弥彰的虚伪嘴脸。为此党组织做了周密的布置。视察大员一到，各监难友争相“报告”，控诉狱方对犯人的虐待，难友们纷纷把平时从饭中拣出的砂粒、稗子、稻壳等杂物展示出来。我当时因病关在病号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也动员病号手捧霉变药品向视察大员控告伤病犯人得不到妥善治疗，死亡率高等。这场斗争搞得狱方十分尴尬。事后，虽然赖荣光、单子辉、李庆云等出头告状的难友受到严刑拷打，我也被吊起双手大拇指，用皮鞭抽打，双手拇指被打致残，但无一人供认这次斗争的组织者。斗争后，犯人的生活确实有了一定改善，难友们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更足了。 对于政治犯的思想状态和动向，狱中党组织始终十分注意，乔信明经常找我与何秉才交换意见、分析情况，布置我们分头在难友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通过个别交谈、主动关心，掌握每个政治犯的情绪和思想动态，尤其对新来的难友，更注意及时做好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克服悲观情绪，鼓起斗争的勇气。 为了从精神上麻痹犯人，监狱当局定期在狱中进行传教活动，请来神甫宣传天主教，拉拢犯人皈依上帝，忏悔“罪过”。乔信明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要求我们乘机多与各监的难友联络、交流情况。经常是片言只语、小声嘀咕、几句暗语、几个手势，甚至特定的表情眼神都可以用来相互沟通。这是敌人始料未及的，也始终没有发现。每次传教之后，党组织都立即在难友中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消除敌人的“精神毒剂”。 对于政治犯中的叛徒、变节分子，狱中党组织采取了坚决斗争的方针。首先斗争了谢炳煌、王少钦两个叛徒。我记得谢炳煌是个县委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候补委员，是下山投降的；王少钦是鄂豫皖苏区某地区的游击司令。这两个叛徒都出卖过同志。斗争方式是痛斥、挖苦、冷淡、孤立他们。通过反叛徒的斗争，达到教育广大难友，保持革命气节的目的。后来陆续查出一些程度不同的叛变分子，查出一个斗一个，毫不留情。一些同情我们的军事犯劝我们“不要在虎口中捉狼，捉不好，反被狼咬了。”乔信明同志则态度十分鲜明，他曾对我说：“对这些个革命阵营中的败类，决没有调和的余地！只有坚决揭露、打击，使他们不能立足，没有市场，无法继续干坏事，才能教育大家，保护大家。” 在敌人的魔爪中，在白色恐怖最厉害的监牢里，开展对敌斗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又要有巧妙的斗争艺术，还要善于选择适当的斗争形式。在这方面乔信明同志表现出无畏的勇气、惊人的智慧和卓越的组织才能，因而深受全体难友的敬重与爱戴。我在狱中向他学、跟他干，从绝望中燃起希望，将监房变成战场，打击了敌人，磨炼了自己。如果说，两年半的铁窗生涯是一个特殊课堂的话，乔信明就是我最可尊敬的师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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