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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二十四年(1287),尚书右丞相桑歌专断权利之后，凡是调派朝廷内外的官员，都由他独自决定，而任命官员的文书仍由中书省发布，桑哥为此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言，世祖于是下令，从今后，任命文书都由桑哥主管的尚书省发布。此后，他便把刑罚和爵位作为货物贩卖，求取官位的人都奔走于他的门下，以昂贵的价格来实现他们的欲望。价格高，则应受刑罚的人可以免罪，求取爵位的人便可得到，从而使政纲法纪极端腐败，人们惊骇愕然。“桑哥既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其宣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元史》卷二○五桑哥传)
中书平章麦术丁和弘州人右丞崔彧奏劾桑哥“近者桑哥当国四年，中外诸官，鲜有不以贿而得者。其昆弟故旧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为事。宜令两省严加考核，凡入其党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赇者，论如律，仍追宣敕，除名为民。”（《元史·崔彧传》）。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年间，卖官鬻爵之风盛行.江西分宜人内阁首辅严嵩父子(兵部侍郎严世蕃)倚仗权势，卖官鬻爵，已形成“制度”。“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贿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任私人万寀为考功郎。凡外官迁擢，不察其行能，不计其资历，唯贿是问。致端方之士不得为国家用。”（《明史》列传
卷九十八）
朝中官员之升迁贬谪，悉凭对严嵩父子贿赂之多寡以定。
刑部主事嘉兴人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升员外郎，改主客御史。
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
甘肃总兵陕西镇原（今属甘肃）人仇鸾，以阻挠军务为总督曾铣所劾，革职逮问。后又诬陷曾铣而出狱坐废家居，后贿赂严世蕃，得重用为太子太保，任宣府大同总兵要职.
明末崇祯皇帝元年，吏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奏，揭露吏部官员的贪赃和腐败，他写道：“臣所闻见，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举监及吏承之优选，俱以贿成，而吏部之始进可知也。至科道亦专以此得之，馆选亦然。”[谈迁.国榷：卷八十九]
南明福王即位南京，马士英辅政，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凡投降过李自成而后逃到南京的官员，只要行贿，都可官复原职。许多文盲、役吏因以重金行贿，也做了军队将帅。当时南京流传这两句话：“职方(官名)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清初摄政王多尔衮对明王朝的灭亡作了这样的评论：“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员贿赂公行，功过不分，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才亦不得用……乱政乱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
清朝初年屡用捐纳筹措饷银。从咸丰帝爱新觉罗·奕詝开始，广开捐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台以下，均可捐纳.史料记载，最多的时候，清朝接近60%的官员都出自捐纳。
譬如上海南翔人姚文栋，1868
年15岁中秀才，但应乡试考举人就是考不上，无奈之下，就纳资捐官。通过这一途径，他迅速得到了官职，两次以参赞身份出使日、英等国，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品衔直隶候补道
捐纳制度对买官者虽无明文限制，但是说清代什么人都可以买官做，也有些失之偏颇。《点石斋画报》曾报道：
“兹闻道士某乙已经还俗，并纳粟入官，终日晶顶袍褂酬应士大夫之间，而董子祠香火遂致缺如。事为地方绅士所闻，禀请运宪办理。兹闻江蓉舫都转已札，委毛盐尹传验该道是何装束，如果属实，即令逐出，另行招选。”
扬州城北柳巷董子祠原看守香火的道士，因为眼热官场，捐了个官大摇大摆地当了起来。群众的意见很大，媒体也炒得沸沸扬扬，这是官府也不允许的，所以派人查实处理。
捐纳制度之下，众相纷呈，不仅有道士买官，还有和尚买官的。《清史稿》载，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丁亥，刑部疏，审明知府王树勋即僧明心，蒙混捐保职官。得旨：枷号两个月，遣戍黑龙江”。
这是正史记载朝廷制裁和尚买官案例。和尚花钱买官成了一个市长，这让嘉庆很恼火，遂将和尚发配到边疆。但这也滑稽啊，朝廷既然明码标价卖官，和尚道士的钱就不是真银子？
朝廷以卖官换取民间财富，当然也希望捐纳者能够胜任的。曾爆料清末朝廷诸多内幕的《崇陵传信录》载，北京城一个木材商人玉昆，“以入资助园工，得道员，忽授四川盐茶道”。
四川盐茶道可是个重要的位置，更是肥缺，上任前光绪皇帝例行要召见。玉昆的言行举止十分粗鄙，光绪问他读过什么书，他说读过《三字经》与《百家姓》，光绪看着起疑，叫他写几个字瞧瞧。
磨叽了好长时间，玉昆只写出了两个字“玉昆”，其它什么字都不会写了。光绪一气，“怒斥出，即日罢之”，把一个行将上任的副省长级别的文盲捐纳道员给撤了。
清代卖官的规模惊人心目，捐纳名目繁多：赈捐、军火捐、海防捐、工捐、米捐、茶捐等。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仅山西一省，捐县丞的有1万2千人。乾隆时，还出现过白米20石可捐一个县丞的记载，可想而知，卖官达到了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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