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对苏东坡书法创作的影响

道家思想对苏东坡书法创作的影响

苏东坡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位天才，其文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开宋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书法上，他高举“尚意”旗帜，倡导“尚意”书风，号为“宋四家”之首。苏东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最为典型的人物，所受道家的影响尤其深刻。

道家思想对苏东坡书法创作心态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对书法艺术性质的认识上。苏东坡认为，书法不是一种能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或手段，它只能是主体自身在其中寻找快乐、得以“自娱”的一种“游”、一种“戏”。只有这样，书法才还原为作为艺术的真正本质和作用。在《六观堂老人草书》中他说道“草书非学以自娱”，认为主体不能对书法有着刻意的学习之心，草书的目的只能是自娱自乐。

他在《石苍舒醉墨堂》有着一致的认识“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怳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这也充分说明苏轼是以一种“自娱”的心态来对待书法，并为之“逍遥游”甚至达到“至乐”境界。这种“游”的心态，完全彰显出道家思想对苏东坡的深刻影响。

《庄子》一书的开篇就名为《逍遥游》，庄子正是以这种“游”的思想来建构道家理想人格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其中“至人”“神人”“圣人”就是庄子所认为的道家理想人格，这种“至人”“神人”“圣人”就是以“游”的心态来对待世间万物的。庄子认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因此只能“游”于天地万物之间而达于“至人”“神人”“圣人”。苏东坡在其诗文词中也多次表明了同庄子一样的思想。他在《洞庭春色赋》中云：“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余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其间？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于一斑”又在《西江月·中秋》中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苏东坡《洞庭春色赋》局部

既然书法是一种“游”、“戏”，苏东坡便以“无意”于工的心态对待之。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记载了苏轼“乞书不与”和他“极不惜书”的事：“东坡居士极不惜书，然不可乞，有乞书者正色诘责之，或终不与一字。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此岂与今世翰墨之士争衡哉！”乞书而“终不与一字”与“极不惜书”是何其不相称，但在苏轼身上却能得到完整的统一。因为一般书家对书写工具是十分看重的，但苏轼则不择纸之精粗，可见书之“无意”。他在《评草书》中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

《洞庭春色赋》全篇

”书法创作之初的心态要“无意”于书之工拙，才能尽情挥洒，充分发挥书者的才情和潜能，才能使创作达到最佳的境界。在《题鲁公书草》中“昨日长安师文出所藏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苏轼认为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法帖之所以比其它鲁公书为好，就是因为颜真卿在书写此帖时的心态是“信手自然”。其中的“瓦注贤于黄金”的典故就是出于《庄子·达生》，庄子的意思是说赌徒在下注时若以瓦来代替真实的钱，“无意”于赌之结果，而在于赌之游戏本身，则赌之结果会比以钱为赌注要好得多。在苏轼看来，书法也是一样，只有无心求好而随意为之，才能创作出一流水平的作品。

苏轼《跋吏部陈公诗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道家思想对苏东坡书法创作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然也会对苏轼书法创作中的技巧产生影响，这主要表现在苏轼的执笔方式和“无法”的创作方法两方面。

苏东坡的执笔方式与一般书家的执笔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书家是“双钩”执笔，而苏轼则是“单钩”执笔。《朱子语录》里记载有苏轼为“单钩”把笔。一般读书人都习惯悬手作字，而苏轼则是习惯枕腕，正如黄庭坚在《跋东坡水陆赞》里所分析的:“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说明苏东坡作书时常枕腕而不是悬手，再加上“单钩”执笔之法，这样自然会造成“笔卧”。李之仪也在《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中说东坡“握笔近下而行之迟”。苏轼握笔靠下当然是因为“单钩”执笔加上枕腕而造成的。既然是枕腕，手离纸面的距离当然会较小，这样只可能执笔之下端。从这些我们可窥测到苏东坡这种奇特的执笔方式与同时代之人、甚至与古来之读书人都有着很大的区别。

《黄州寒食帖》局部

这种奇特的执笔方式，主要来源于道家思想对苏轼的影响。苏东坡在《记欧公论把笔》中表明了自己对执笔的看法“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苏苏轼认为最好的标准就是一种心的感觉——“虚而宽”。即使是一般人都认同的“双钩回腕悬手”的执笔之法也应当舍弃。这种“无定法”且“虚而宽”的执笔观念显然与道家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庄子·骈拇》中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自然之理，亭毒众形，虽复修短不同，而形体各足称事，咸得逍遥。”即鸭子的脚短，给它加长就会有祸殃；鹤的脚长，给它剪短也会生出灾难。脚的短或长，没有确定和固定的标准，只要是能“称事”就是最合适的，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执笔，苏轼就选择了对自己来说能“称事”的“单钩”枕腕之执笔方法，这对苏轼之书法创作及其书风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正是“单钩”执笔配合浓墨缓慢行笔，才能最好地书写出苏轼丰腴而刚健、左秀而右枯的独特字体。

苏轼《东武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道家思想对苏东坡书法创作最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其“无法”的创作方法上。基于对唐书森严之“法”的反叛与突破，宋书标举“尚意”。这“尚意”书风与其代表人物苏轼的高标力举是分不开的。苏轼在《跋王荆公书》中称赞王安石云“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苏轼认为王安石之书法之所以达到上乘，就是因为他不以前人之法为法，而是以“无法之法”为法。并且这种“无法之法”是不可学的，即使想要去学也会得不到要领。因为这个“法”很独特，每一个体都互不相同。苏轼又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析“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黔安居士草书之一轴，问此书如何？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这是苏轼借南朝草书大家张融的一句话对黄庭坚一草书所作的评论。他借此说明自己“无法”的真正含义在于突破一切现成之法，形成自己的独特之“法”。苏轼于书法，是把“无法”看作其最高的创作准则之一。在《评草书》中苏东坡指出“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苏轼《归安丘园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东坡这种“无法”与老庄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老子的学说就是希望人们能够摒弃凡尘俗世（法），观照和达到最高的“道”的自由(无法) 。“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说，一说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了，因为“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固定不变的“道”。“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的意思是圣人自然“无为”而万物生气蓬勃，所以说“无为”而无不为“无法”而无不法。庄子更是以生动例子来反对常法，他的“鼓盆而歌”与众多奇形怪状的人才得到真正的“道”的寓言表明了对常法、成法的反对和摒弃。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苏东坡书法创作之“无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

苏轼《获见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综上，道家思想对苏轼的书法创作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其一是影响苏轼的创作心态，即以“游”来看待书法的性质并以“无意”的心态来进行书法创作，其二是影响苏轼具体的书法创作，主要表现在苏轼独特的执笔方式和“无法”的创作方法。道家思想普遍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人的思想和艺术观念。苏轼正是汲取道家思想用之于书法创作，对有宋一代甚至于后世书法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徐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