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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草书学习观与他的“尚意”思想密切相关，且论断较为丰富，主要体现在他的论书诗之中。 苏轼文艺观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从早年“重意轻形”到中年“形意并重”的过程。在北宋熙宁四年（1071），他在《净因院画记》中强调学画的关键在于“常理”，不能为“常形”所拘。元丰五年（1082），他在《自跋所画竹赠方竹逸》中强调“形理并重”，与之前的观点有所不同，这一转变经历了十二年之久。从苏轼的论书诗来看，嘉祐八年（1063），他在《次韵子由论书》写道：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暾，壁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灼娜。好之每自讥，不独子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襄。体势本阔落，结束入细······ 诗中明显表达了“重意轻形”的倾向，可视为其书法“尚意”思想的萌芽。深入解读该诗，可结合苏辙的诗文《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 堂上《域阳碑》，吾兄所与我。吾兄自善书，所取无不可。欧阳弱而立，商隐瘦且椭。小篆妙诘曲，波字美婀娜。谭藩居颜前，何类学颜颇。魏华自磨淬，峻秀不包裹。《九成》刻贤俊，磊落杂幺磨······ 这两首诗均未涉猎草书，主要讨论的是楷、篆类正体。从诗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轼对正体的态度和要求，由此可推断他对草书的要求自然更加“重意”。虽然这两首诗仅是“二苏”两兄弟的日常交流，有戏谑之意，但对探究苏轼“尚意”思想的源流，尤其是通过对“通其意”的理解，能够更好地领会“尚意”的内涵和精髓。  宋 苏轼 《李白仙诗卷》 34.9cm×106cm 1093年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在苏轼看来，学书要像学画一样，要通“常理”“通其意”，这是打通诸体的关键，草书自然也包含其中。他在《跋君谟飞白》中写道： 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诫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 “通其意”中的“意”即意理，指书法艺术本体的内在规律与书家的主体精神；“不可学”指的是“重意轻形”。苏轼认为书法除了一些共同的法则外，还应有“自娱”的逸致，这种思想在《题笔阵图王晋卿所藏》中亦有所体现： 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弈也。 在这里，苏轼主张书法的自娱功能，“寓其心”而“忘忧”的方式是假借“无法”与“意造”，反对张旭、怀素的造作与浮华，追求“天真烂漫”的真切自然与质朴淡然。  宋 苏轼 《东武帖》 1089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在《临右军帖并跋》中写道：“此右军书，东坡临之，点画未必皆似，然颇有逸少风气。”他在其中表明了自己取法王羲之书法的基本态度是“点画未必皆似”，正是这种“重意轻形”的态度，在他眼里“颇有逸少风气”。可以说，苏轼“尚意”思想在书法中具体表现是强调“自娱”。他在元祐六年（1091）《六观堂老人草书》自注中说：“僧了性，精于医而善草书，下笔有远韵，而人莫知贵，故作此诗。”他认为释了性的草书与其医术一样，忘其形躯，达到了“自娱”的境界，与沉迷于苦练的俗士不同，并远远超过了名重一时的周越。在这段文字中，他借赞许六观堂老人草书的同时，强调了自己“自娱”的书法观。在《六观堂老人草书》中，他继续说： 物生有象象乃溢，梦幻无根成斯须······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苍鼠奋髯饮松腴。刘藤玉版开雪肤，游龙天飞万人呼，莫作羞涩羊氏株。 他在对待草书上，这种态度更为突出。其中，“草书非学聊自娱”的草书观在《评草书》更是展露无遗：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宋 苏轼 《获见帖》 1082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他认为，像周越、仲翼之辈刻意苦学草书而至俗态，显然是不可取的，“无意于佳”的学书态度反而能“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并得到“自适”的快意。类似的观点在他作于熙宁二年（1069）的《石苍舒醉墨堂》诗中就已有论述，诗中“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消百忧”“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褐”等论述都与“草书非学聊自娱”观点是一致的。 苏轼对苦学草书的反对也体现在他对晚辈的劝勉中。《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其一》诗云：“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苏轼认为智永刻苦学书的方法并不可取，应该重视读书，并劝柳闳、柳辟要多向柳宗元学习。这样的观点与赵壹《非草书》中反对苦学和痴迷草书的态度颇为一致，认为应“博学余暇，游手于斯”。 苏轼对草书的书写速度也有相关论述，他认可赵壹“草本易而速”的观点，主张草书书写要快，“出于欲速”，如熙宁十年（1077）题索靖《七月二十日帖》中记：“江左僧宝索靖七月二十日帖。仆亦以是日醉书五纸。细观笔迹，与二妙为三，每纸皆记年月。”此外，他对“落笔如风”“运笔如电闪”等一类快写草书的肯定，亦可佐证苏轼早年对于草书的喜爱与用功。 关于学习草书的门径，苏轼在《跋君谟书赋》中称：“书法当自小楷出，岂有正未能而以行、草称也?君谟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他以蔡君谟为例，认为行草当出自小楷。结合他早年在王羲之小楷及《兰亭序》上花费较大的精力来看，这里说的小楷很有可能指向的是魏晋小楷。苏轼对有逸韵的魏晋书法一直怀着崇敬之情。元符三年（1100），他在《跋陈隐居书》中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这里他再一次表达了“先真后草”的观点，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宋 苏轼 《黄州寒食帖》 34cm×119.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代书论中关于草法之所得与妙悟自然的论述比比皆是，如黄庭坚的“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雷简夫的“闻江声而笔法进”、文同的“见道上斗蛇而草书长”。苏东坡也重视妙悟，但不苟同雷简夫、文同的观点，他说：“古人得笔法有所自，张以剑器，容有是理。雷太简乃云闻江声而笔法进，文与可亦言见蛇斗而草书长，此殆谬矣。”萧元认为，“苏轼不理解'闻江声而笔法进’，是由于对艺术中的'通感’缺乏理性认识而造成的” 。 总体而言，苏轼并不反对在草书学习中下功夫，他反对的是苦学与偏执，认为从魏晋小楷而入是习草之正途，强调草法之妙悟、用笔迅疾书写的正确方法等内容。苏轼早年临习草书之勤，可以看出他对基本功的重视，只是他始终都不舍对“适意”的追求。 选自《书法教育》（研究版）2020年第肆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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