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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审美风格的形成与发展，是思想观念、艺术追求的必然反映，会受到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直接影响。宋代是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艺术格调高深的历史时期。书法艺术注重文人的自我表达的时代，在中国书法审美风格史上谓之“尚意”时代。 宋代人生活美学：格调。宋徽宗《文会图》（局部） 历史更迭，由唐至宋，书法传承会受前朝的影响。宋之初，书法还是主张向唐人学习，同时上追晋人。但有人发现，唐人过于重法，不但没有达晋人之韵核心，还违背了“达其情性，形其哀乐”的书法精神。在宋代文人思想的影响下，以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的为代表的文人，以追“意”思想为指导，提出了系列的改革，“书为心画”（汉杨雄），宋代书家诗书一体，文墨兼通，是宋代文人的一大特征。宋人把追求自我，写心、写意文人化思想发挥到极致。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欧阳修“有以寓其意，有以乐其心”； 苏轼 “吾书意造本无法”： 黄庭坚 “老夫之书，本无法也”；米芾以书为“戏墨”游戏，反唐法之风。 正是这些书法思想，形成了“尚意”的时代风格。
苏轼《归安丘园帖》 宋四家苏、黄、米、蔡，无不诗、文、书、画皆能。尤其是苏轼，作为多才多艺的一代文坛领袖，左右着宋代诗、文、书、画的审美取向和发展方向，“尚意”之风也因他而勃兴，对宋代艺术产生了广大深远的影响。诗歌尚意、书法尚意、绘画写意，“意”在文人笔下，跨门逾类，互为渗透，互为生发。 在苏轼之前，欧阳修就强调过绘画之“意”，如《盘车图》诗说：
又《赠无为军李道土》也说：
苏轼《洞庭春色赋》局部 苏轼于后推波助澜，大倡尚意之风。见于文章、题跋中的“意”论有：
等等，无非以意遣笔，笔到意周，意到笔尽，不拘泥于笔墨形迹之苏轼的诗论尤其重意，如云： “诗者，不可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善画者画意不画形，善诗者道意不道名”(惠洪《天厨禁脔》引)；“言有尽而意无穷，天下之至言也”(方东树《昭昧詹言行》) 以上文献记载，集中体现了苏轼“尚意”的美学思想。 黄山谷草书《李白忆旧游诗》局部 苏轼还认为最佳的创作状态应该是“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书蒲永昇画后》)，“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王维吴道子画》)。“气”者，“意”之使也。 在书法领域里，苏轼的尚意倾向表现更为突出。如一《书唐氏六家书后》： “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字百金，非虚语也。赞张旭：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次韵子由论书》：
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心无非一个“意”字。 在尚意的基本风格之下，宋四家苏、黄、米、蔡又各不相同。
蔡襄，传统功力深厚，守古人之法，得晋唐之意，人称“宋之鲁公”；米芾以集古为新，略有变法；苏、黄以变法为新，多出新意。刘有定《<衍极>注》说：“自此体渐变，至宋时苏黄、米诸人皆然。楷法之妙，独存蔡君谟一人而已。”
除蔡襄既擅楷书又擅行草外，苏、黄、米以及其他书家大都以行草为要。楷书以法见长，行草则适于达意，意之不同作书有别。米芾的行草，笔锋多外拓，四面取势，所谓“八面出锋”。如其名帖《蜀素帖》，风樯阵马，沉酣痛快，跌宕多致，跳跃飞舞，“意足我自足”。苏轼的书法沉酣天真，欹侧豪健，最富“士气”，《艺概·书概》评曰：“东坡诗如华严法界，文如万斛泉源，惟书亦颇得此意，即《行书醉翁亭记》便可见之。”黄庭坚的书法别开生面，风流倜傥，流溢多姿，其意尽显。行书如《松风阁帖》，磊落洒脱，奔逸骏捷，超迈荡跌。草书《诸上座帖》，其伸缩、驰截、呼应、挺侧，纷乱生动，杂陈有节。 米芾 《论草书帖》 宋书解散唐法,并非无法。书法是书写汉字的艺术，自小习字，法从古人来，宋四家中也无不追慕“二王”，只是从形式上力主尚意之变罢了。宋四家之书，虽不主擅楷书，仍然集中于书体点画的变易上： 1、作为行草，其点画自然没有唐书的单一纯净、谨严规整，仿佛是得晋韵变化之妙，但又未得晋书的细腻含蓄，而是仅得其变化之意，点画线条的变化比晋书幅度小，也更加显露(非“曲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之“意”是对晋之“韵”的一种“反复”。 2、点画线条伸展开张(拉长线条增加变易)，似有北碑之神放，宋四家皆然，尽管他们未师法北碑，然神意大有相通之处，实则放纵个性相同使然，尤以黄山谷为甚。山谷草书，有“长枪大戟”之谓，点画豪放纵逸，墨舞神飞，是他扛起了宋代草书的大旗。 3、点画的相互作用关系不再局限于结体布白之内，而是开张跃迁，左顾右盼，上下绵延，奔腾舒展，但又不是草书的连贯缠绵，而是如草书那样缩敛收覆，其势又不失豪放飞逸，跌宕奇险。《周星莲临池管见》总结道晋书如仙，唐书如圣，宋书如豪杰……。” 蔡襄尺牍《暑热帖》 气沛势足，锋芒显露，情意奔放，纵横超迈，夸张放逸，意气风发，酣畅淋漓，宋书之“意”让中国书法个性得以极度张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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