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与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化不开的密切关系。 《世界文学》（双月刊），是中国文艺界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刊物。《世界文学》内容丰富、文图并茂，长期以来深受国内广大读者喜爱，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世界文学》 《翻译、文学与政治：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一书以《世界文学》（《译文》）为研究对象，在细致钩沉整理杂志史料的基础上，从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世界文学》（《译文》）杂志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并以翻译文学为切入口，以点带面地观照历史，反思现在。 通过对时代特点与文学特征的深入考察与准确把握，全书将《世界文学》（《译文》）从1953年创刊到1966年停刊的近十五年时间，细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介绍各个阶段的译介情况、特点及问题，并提炼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议题，进行纵深考察，有效地接合了文学、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多重维度。 翻译的使命 ——《翻译、文学与政治：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书评 张静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 副教授） 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让“权力机构和权力关系”进入了译学研究的视野。翻译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是社会文化语境有着化不开的密切关系。翻译活动被“或大或小的权力操纵”，同时“又建构着特定文化的权力结构”。 正是在这个研究理念之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崔峰博士的《翻译、文学与政治：以<世界文学>为例(1953-1966)》（以下简称《翻译、文学与政治》）对1949年以来一份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文学期刊《世界文学》的外国文学译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翻译文学史的个案研究。 作为1950-1960年代中国大陆唯一公开发行、专门刊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刊物，《世界文学》（1959年以前刊名为《译文》）可谓极具“时代气息”，为读者“进入、触摸那个时代翻译文学所生长的生态环境”出处打开了一扇窗户。 这样一份有特殊地位的期刊，它选择译介哪些国家、哪些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在译出语文化语境中的身份、地位是怎样的？哪些作品在当时的译入语文化语境受到重视、哪些作品又被刻意“忽略”或“遗忘”？作品由谁来翻译？在翻译后是否有被扭曲、增缺等问题？对当时中国的文化语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译作阅读和评论的对象是哪些群体？他们对译作的接受和反应如何？对《世界文学》的办刊进程有何影响？此外，译入语文化系统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如何影响了期刊的翻译活动？译入语文学系统内的批评家、评论家、教师、译者等专业人士与主流观念、译入语文化系统外文学翻译的赞助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这一连串问题让《世界文学》择取的国家、作者、作品、翻译规范和策略、译作的接受和反应，以及翻译与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诸要素浮出水面，也让翻译与文学和政治之间的角力和博弈登上了《世界文学》这一舞台。毫无疑问，是翻译赋予了这份期刊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崔峰 著 定价：142元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等多种因素以各种方式参与新文学体制的建构，全新的文学格局开始形成，直接影响新翻译政策的制定、翻译活动以及译介择取标准。《世界文学》成为“新的文学体制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这样一份有特殊政治地位的期刊，在具体的编译实践中以译作择取标准的调整为主要手段，直接参与但又同时抵抗着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话语的建构。可以说，无论是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追求诗学和审美价值，翻译都是作品译介的“利器”。 意识形态对这份“体制内”期刊外国文学译介的操控贯穿了整个“十七年”。表现之一，茅盾所作“发刊词”开篇追溯30年代与鲁迅一起创办《译文》的时代背景和办刊目的，显然是希望另这本杂志贴近鲁迅当年办《译文》的“精神”，从而为“一边倒”翻译苏联文学这一文艺政策树立权威性、赢得话语权。 其二，在“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文艺方针下，《世界文学》在中苏“蜜月期”的首要任务是对苏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大力译介，而对于欧美等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学作品，则刻意择取暴露资本主制度的丑恶与腐朽、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步性”的作品。 然而，《世界文学》并未放弃诗学、审美上的追求。在翻译文学话语始终受制于国家政治话语的语境下，它以独特而隐秘的方式来抵抗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构建，这从对苏联“解冻文学”以及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译介可见一斑。对于这些与当时主流并不契合的翻译作品，期刊谨慎地采取“选择性介绍”和“目的性择取”的择译标准，同时巧妙地借助序言、后记、评论和“稿约”等副文本信息让作品的译介得以合法化。 有别于以事件、作家、作品为主题的翻译文学史，《翻译、文学与政治》选择以期刊的外国文学译介为研究对象，这必然要对译者和原作者、译作、读者和译入语文化多元系统内外错综复杂的网络关系进行清晰梳理。 令人欣喜的是，崔峰博士不仅娴熟运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传播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还使出“撒手锏”——1953-1966年14年间134期刊物的第一手资料、杂志社内部的相关原始资料和数据，以及丰富的西方学术资源，包括近年来解密的英美档案和西方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从观念、结论、研究方面对传统文学翻译的研究进行了突破。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世界文学》杂志在这段翻译史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得以清晰呈现，与《世界文学》相关的“翻译现象”也得到中肯的解释。 《翻译、文学与政治》填补了中国大陆1950-1960年代文学多系统中翻译文学研究的缺失。它透过《世界文学》特殊的创刊背景、办刊方针、价值取向、对译作的择取和评论、译介特点等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思想潮流和，不仅呈现了“一部中国对外国文学的接受史”，也折射出“一部中国社会的变迁史”。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翻译系主任、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在本书序中，称崔峰博士在这项“有很大的难度”的课题上“尽了很大努力”，“解答了不少关键性的问题”。 编辑：戚宛珺 金少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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