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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良 《宇宙风》27期，1935年10月16日
“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句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十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已。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已，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真光荣。”—这是周作人先生，民国九年，在北京晨报发表的一篇题名《亲日派》的文字里所说的。直到如今，已经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里，日本的“恶友”，南北东西，随便都可以找得到，最近几年更是济济跄跄，无需多说，但是日本的“知已”，恐怕仍然是寥寥吧。虽然，留学日本的，一大批又是一大批，观光日本的，一船又是一船，学习日本语文的，一群又是一群，最近什么“速成学校”啦，“补习学校”啦，“短期学校”啦，“函授学校”啦，更是热闹的听听也要五花六花的。寥寥之中，我极愿意特别提出两位先生—周作人和钱稻孙。他们也许自谦着说：“咱俩又何尝夠格儿做人家的‘知已’呢？”避免客气起见，我不称他们为“知已”，为“真的知已”，而说：两个认识日本的人。 通常，我们对于日本，阿猫阿狗，多多少少，是知道的，可是大家都是知之不详不细，总而言之，这个那个，这不是雾里看花？所谓“认识”，便不同了，不能这样含含混混，马马虎虎，糊糊涂涂，要知道的清楚，深入，澈底，要知道古的和今的，要知道表面和实际，要知道专门的，也得知道一般的。周作人和钱稻孙两位先生，他们知道日本，真的可以说是“认识”。 他们的认识，都是从文化方面下手，他们抓住了文化的根本要道：历史，文艺，思想：然后前进，二三十年来继续不断努力着，奋发着，扩展着。所以如此，因为“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周作人《谈日本文化书》），因为“了解文化是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澈底的，最直接的，而且最有趣味的途径”（钱稻孙一九三四年春谈话）。 两年前的春天，领导着国立清华大学日本旅行团的时候，钱稻孙先生随时警戒团员：“不要以为日本什么东西都模仿别人，所以就看不起日本。要知道日本人的往往是一种创造：什么东西，一经日本，后来成功日本自己的东西了。”而周作人先生也说：“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诚然是取材于中国与西洋，却经过一番调剂，成为他自己的东西。”他们同样看重日本精神。钱稻孙先生又曾对我说过：“日本文化，暨不是西洋文化，又不是东洋文化，乃是东西文化以外的一种文化。”周作人先生继续在《日本与中国》这篇文字里说：“正如罗马文化之出于希腊而自成一家，所以我们尽可以说日本自有他的文化。”他们对于日本文化给予同样的地位。 两位先生，对于日本的历史都很熟悉。钱稻孙近年专门研究“日本通史”，非常努力，去年在国立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日本通史”，今年又去“三岛”，更行深造。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者可以见到国内第一部日本通史。（黄遵宪（公度）日本国志，虽然确是眼光遥远，不可多得的著作，是我们第一部有系统的关于日本的书，可是并非严格的历史；陈功禄日本全史，因为文字工具的限制，所取多是间接材料，去理想的著作很远；王芸生六十年来之中国与日本，蒐集许多珍贵的史料，自然更不是可以使人完全满意的—虽然三部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著作。）周作人近年开始翻译“古事记”（参见日本《改造》杂志，一九三四年四月号《周作人先生旅舍之一夕谈》—后来梁綖武君节译，题名《闲话日本文学》，《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三十八期），那是日本的史记，如我们的史记一样，不但是珍贵的历史，也是优美的文学。 谁都知道，周作人先生先后介绍给我们许多日本文学的作品：小说如《现代日本小说集》（鲁迅合译），戏剧如《狂言十番》，诗歌如短歌和俳句。中国“白话文学”，差不多可以说，从头到底跟日本文学密切发生关系；从梁启超，苏曼殊开始，中间经过“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直到现在；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日本文学史》（谢六逸氏先后写了两部日本文学，一是单册，“万有文库”本，一是两册，开明出版。一部日本文学史，北新出版。当然，谢氏已经是非常努力介绍日本文学的人），周作人先生是《欧洲文学史》作者，对于日本文学的修养如此深厚，我想，是目前最适合写作日本文学史的人！至于钱稻孙先生，以前虽然没有做过多少的工作，却因为深通意大利文的缘故，发表但丁《神曲》的翻译（参见《小说月报》和《学衡》，或《神曲一臠》，商务出版。）《神曲》现在还继续翻译着；在《神曲》以外，“孤寂”地努力着《源氏物语》和翻译。源氏物语“是确立日本散韵文法的大作；是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实在是世界的文学杰构，而同时为日本文学的白眉。”（节录钱稻孙书简）。源氏物语作者乃是日本最伟大的女小说家紫式部，全书五十二卷，真是洋洋大观，完成于第十世纪，宋太宗的时候。周作人先生最近说道：“去长篇小说的发达还要差五年年，而此大作已经出世，不可不说是一奇迹。”（《谈日本文化书》）。翻译的开始是在一九三三年，因为郑重谨慎的缘故，进行非常缓慢（翻译这样伟大的作品，多么困难！），现在至多完成五分之一；全书译完，尚待时日；如果不能阅读日文原文的话，请先读Arthur Waley六卷优秀富丽的英译，全部一九三二年刊出，去年又刊两卷缩本（并非节本），售价比原来便宜多了。此外，去年春天，钱稻孙先生颇有翻译夏目漱石《道草》的意思，不知道后来有没有进行，如果已经从事翻译的话，恐怕《道草》的问世要比《源氏物语》早得多多。 这些年来，两位先生始终在清华和北京两个国立大学里面教授日文。对于日本语言文字，无疑的，他们的程度是高深的—这便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更能认识日本的主要原因之一。可是他们至今没有发表什么“日本文法”，“日本语文读本”，“汉译日语字典”一类的书，他们非常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努力，不过宁缺毋滥；钱稻孙先生，好些年前，曾经为北京司法部服务人员养成所编过一本日语文法讲义，但是始终没有正式发表，也永远没有发表的可能，因为他希望写出一本像像样样的“好书”来。然而，“写一部书不是容易的事。容易写出书来，是没有价值的。”—他这样感叹着。 对于日本文化固然了解的他们，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也是相当了解的；其实惟有这样才配算是了解文化—四百万里的“神州大陆”里面，多少人畅谈“文化”？多少人但知外国文化而胡乱批语中国文化？多少人不知外国文化而口口声声保守中国文化？“中国本位文化”论争究竟收获多少？贡献多少？我很怀疑。两位先生同样明白：创造中国文化，必需吸收中国以外的世界文化的精华，消化以后，自然结果，会结光华灿烂的果；所以了解西洋文化，了解日本文化，都是重要的。“但是，要了解一国文化，这件事固然很艰难，而且，实在又是很寂寞的。”（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三》）。第一个难关，第一层寂寞，便是语言；语言的学习，多么艰难，多么寂寞，谁都相当的体味到吧。两位先生都有这样的主张：建设一个完备的“语言文字专门学校”—我们至今还没有这样重要的，根本的，急需的学校！这个理想的学校必需具备应有尽有的语言文字课程；在研究方面有语音学，语史学，文字学，比较语言学，字典索引学，语言文字教堂法等等；在学习方面要有（一）本国语文字（注重边疆语言文字，如满洲，蒙古，回回，西藏等等），（二）欧洲语言文字（包括梵文），（三）亚洲语言文字（日本，安南，缅甸，印度，南洋等等）。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一）负责介绍世界文化，(二)造就语言文字专门人才，（三）领导铲除文盲运动，（四）训练翻译人才，文学人才，科学人才，外交人才。 “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这周作人先生自己的介绍，我想，也是适用于钱稻孙先生的。原意说的是写关于日本的文字，其实也可以说是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态度和见解。如果我们仔细推讨这两句话的意思，一定可以深深体味到真正的大大光明的所谓“共存共荣”的意义吧！？ 知堂老人（其实并不太老，不过五十三四）的文字大家常见，无需多说。钱稻孙先生决不轻易为文，最近发表《日本双陆谈》（《清华学报》第十卷第二号一九三五年四月）。这是一篇颇有丰采而卖相当力气的介绍日本社会风物的文字，而且决不是徒然的介绍，其间创见逼露，希望于日本和日本人发生兴趣的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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