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杨四平） 俳句这种文学体式主要源于日本，放置于中国，大约就是小诗一类的文体。娄德平先生的俳句自然不能归类于日本俳句，但相较于中国传统的小诗而言，似乎更多了些日本俳句的谐趣，又饱含着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是小诗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次美好展现。 一 小诗，这一诗歌文体古来有之。但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提出，还是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大部分人认为，小诗因受到日本俳句和印度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而风靡一时，甚至泰戈尔的影响似乎更大些。从表象上来看，小诗的域外主体确为俳句和《飞鸟集》两翼。特别当时作为小诗代表作家的冰心也曾一度表明，自己写作小诗集《繁星》、《春水》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事实上，仔细推敲下就可以发现：《飞鸟集》也是日本俳句影响下的产物。泰戈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于1916年出访日本，在那里大量阅读了松尾芭蕉、小林一茶等人的俳句，他尤其对日本“徘圣”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称赞不已，“这些罕见的短诗可能在他身上产生了影响。他应（日本）男女青年的要求，在他们的扇子或签名簿上写上一些东西，……这些零星的词句和短文，后来收集成册，以题为《迷途之鸟》（现译成《飞鸟集》）和《习作》出版”。因此，确切说来，日本俳句乃是小诗域外传统的主体，因周作人的倾心译介得以在中国传播，并受到众多文学家与文学青年的青睐，从而效仿者无数。 俳句源于日本传统的三十一音节的短歌（也称和歌）的前三行，始于15世纪，乃日本韵文学的一种传统形式，也被称为世界上最短的律诗。俳句的形式与写作题材的要求均十分严格，其创作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俳句由五、七、五三行十七个字母组成（以日文为标准）；二、俳句中必需要有一个表示季节的季语。因此，严格说来，俳句是格律的诗，而非自由体诗。加之日文音节与中文音节的不同，这就造成了俳句翻译的不易。周作人“铤而走险”，没有严格遵守俳句十七个音数和五七五分行的规定，做了“舍形似求神似”的处理。这一大胆的革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俳句原有的形式美，但保留了俳句短小精悍的形体与神韵，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汉语的特点，令俳句呈现出自由灵巧的特点。公元后的一千五百年间，日本国内一片太平，加上俳句短小的诗行所限，多数俳人不约而同的用它描写一地的景色，抒发一时的情绪，从日常生活的零碎片段中提取诗意，如：“无人探春来，瓶中梅自开”（松尾芭蕉）；“不要打哪，苍蝇搓它的手，搓它的脚哪（小林一茶）”等。小诗也正是如此，淡化了社会政治色彩和实用主义功能，更多聚焦于作者的内心世界，是一种形式短小、灵活多变，用简单凝练的语言将刹那间的感觉自然的写出，充满了作者的睿智与顿悟的自由体新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小诗正相当于中国的“俳句”，它可以看作是日本俳句在中国的衍生形态。 以上观之，娄德平先生的俳句以三行为限，保持了俳句形态的整齐，且没有格律的束缚，小巧灵活，初读之时便有一种赏心悦目之感。 二 在小诗与俳句各自所处的文化语境和文化传统熏陶下，二者自然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相较于饱含理性因子、说理意味浓厚的小诗而言，俳句则显现出“谐趣”的特征。俳句最初是从和歌中一点点分化出来的，它的发展过程是：和歌-短连歌-长连歌-俳谐连歌-俳句。室町时代（1336-1573），二条良基第一次使用了“俳谐”的称呼，并在连个集中设立了“俳谐”部类，标志着“俳谐”独立发展的开始。事实上，“俳谐”一词源于中国，出自于《史记·滑稽列传》中“滑稽如俳谐”一语。《说文解字》中也指出：“俳，戏也”。“俳”字本身就含有戏谑、滑稽的意义。但当时的“俳谐连歌”多工于技巧，逐渐趋于陈词滥调。直到江户时代的松尾芭蕉“才以如椽巨笔开拓前人未臻的天籁自鸣之化境，把俳谐提高到具有高度文学艺术型的世界”，至此俳句的正统诗歌地位才得以确立。可见，“俳谐”二字本身就概括了俳句的特点。这引起了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浓厚的兴趣，“他的兴趣首先是在其语言特色上，然后通过语言进入其内蕴，即周作人所说的‘徘境’。周作人将其归结为高原清雅的徘境，谐谑讽刺，以及介于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 谐趣诗的风格多半亦庄亦谐，往往用戏谑的语言写作严肃的主题，其本质在于内部针砭时弊的讽刺意味。这种讽刺，不是犀利入骨，相反倒比较幽默，甚至有些还比较含蓄。娄德平先生正是用戏谑的语气将世间百态融入一个个生动的“片段”里，初读起来生动愉悦，但仔细咂摸便会发现作者暗藏其中的良苦用心。这些俳句有的借古讽今，如：“项羽想称霸，心眼小杀了自己，刘邦得天下。”、“何坤咋死的？贪官啊，你不知道，钱迷了心窍。”、“吕布不知愁，人间是非看不透，天收白门楼。”；有的借动物的行为传达寓言式的意味，如：“蚂蚁问骏马，赛场能装下我吗？听了你别笑”、“犬不吃犬肉，世上竟然人吃人，可怜宇宙村。”、“瞧那只毒鸟，不懂孝道不知恩，专门登高枝。”；还有的是作者自身的人生经验之谈，如：“人生很玄秘，成败由天也由己，取舍莫迟疑。”、“黑白心里分，初入不奔一条道，哪是同路人。”、“向天开大门，广交朋友上千万，知己即恩人。”等等。这些俳句的妙处正在于作者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述了发人深思的主题，既惹人发笑又耐人寻味，庄谐杂陈，活泼中透着严肃，令人印象深刻。 三 各个国家的文学特色来源于各个国家自身的文化积淀，就好比中国的《红楼梦》与日本的《源氏物语》，二者体现出的文化差异十分巨大。中国的典故就是如此，它使用有其深刻的民族心理文化根源，在汉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下萌发并流传。刘邦项羽、杨贵妃唐明皇、女娲、悟空唐僧等等这些存活在中国历史神话中的人物都在娄德平先生的俳句中一一亮相。虽然每篇俳句只有短短三行，寥寥数语，娄德平先生却依然凭借扎实的文学功底和博学多识的学识才干，在俳句中引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典故。如：“咱们关老爷，他过五关斩六将，也曾过麦城。”中使用了《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典故；“女皇武则天，历史舞台上的大导演，风云由她玩。”则提及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女娲想补天，望眼天下已无山，踹地问因原。”中说到了古典神话中“女娲补天”一事；“庄周的蝴蝶，飞到乔老爷的窗里，你真能调侃。”中提及到的“庄周梦蝶”等等此类典故的运用不胜枚举。这些典故咏含了大量丰富而具有代表性、针对性的古代人物和事件，典故作为囊括这种人物、事件的语言体，精简、凝练、且富有极大的思想内容张力。作者通过对典故中的关键人物或关键词语的巧妙把握，令读者能够准确的认定典故，并且在浸透了当下思想与情感的、对过去的叙述与表达之中，将历史叙事与当下叙事相结合。这种对典故知识的恰当运用，不但避免了单调、粗糙的叙述，而且作家在创作中一旦用到某个典故，某个人名或事物名称必然就会将典故所包含的事件及其情感整体引入到当下语境之中，从而加深了俳句的历史纵深感和时间厚度，在有限的字数内展现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审美韵味。 中国俳句作为自由的小诗，既要有简洁灵活的形式，也要充分注重诗歌本身所固有的审美韵味，避免落于说教的窠臼。注意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才能走得更远。 以上提到的这些，娄德平先生的俳句都满足了，实在令人欣喜。 [杨四平,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西方艺术家协会副主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