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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 只取其意,不拘其言:不可不知的古书引文规则

 信步于有涯之生 2019-04-08

  2017年第7期《语文学习》“镜头”栏目刊载了关于《师说》的几则教学片段,其中一则名为“韩愈错了吗”,叙述的是课堂上关于“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这处引文的对话,师生围绕它和原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细微差异进行深入探讨,谈了韩愈在这里去“焉”取“则”的匠心。但笔者认为整个讨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以至于最后在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有意无意地将对话重心从“焉”“则”滑向“必”字上,让人摸不着头脑。近几年类似观点的研究文章屡见于刊物,多围绕引文与原文个别不同的虚词做文章,无限夸大其功能,牵强附会,实不可取。

  韩愈的引文与《论语》原文为何会有这种细微的差别,其实并没有高深莫测的遣词造句方面的考虑。现代人引用别人的语言,连标点符号都要跟出处保持高度一致,古人对引文的要求则没有这般严格,只要大意到了即可,并不在乎细节上的出入。个中原因也好理解:古人读背的书多,很多文句已烂熟于心,再加上检索文献也不方便,写作时偶然想到某句话,拿过来就用,哪会管一两个字的差异;今人则不然,读书多少暂且不管,检索工具可是发达、方便了很多,以前是剪刀加浆糊,现在是先CTR+C后CTR+V,找也方便,抄也方便,誊写的工夫都省了,怎么会有出入呢?

  这样说很多人或许会觉得太武断,下面再看一些例子——

  前不久笔者读徐震堮校笺的《世说新语》(中华书局 1984)发现为该书作注的刘孝标在引用古代典籍时,往往是只取其大意,而不重视与原文的吻合,且看

 1、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言语篇》

 刘注:濠、濮,二水名也。《庄子》曰:“庄子与惠子游濠梁水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邪?’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鱼之乐也?’”“庄周钓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愿以境内累庄子。’ 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者,死已三千年矣,巾笥而藏于庙。此宁曳尾于涂中,宁留骨而贵乎?’ 二大夫曰:‘宁曳尾于涂中。’庄子曰:‘往矣!吾亦宁曳尾于涂中。’”

  考诸《庄子·秋水篇》,第一段引文有一处不合,“庄子与惠子游濠梁水上”之原文为“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第二段引文的不合之处更多,“庄周钓在濮水”之原文为“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之原文为“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愿以境内累庄子”之原文为“愿以境内累矣”,“此宁曳尾于涂中,宁留骨而贵乎”之原文为“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宁曳尾于涂中”之原文为“宁生而曳尾涂中”,“吾亦宁曳尾于涂中”之原文为“吾将曳尾于涂中”。这么多的文字出入或顺序颠倒,想来绝非是不同版本所致。

 2、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

——《品藻篇》

 刘注:《吴书》曰:“瑾字子瑜,其先葛氏,琅邪诸县人。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诸葛’,因为氏。瑾少以至孝称。累迁豫州牧,六十八卒。”《魏志》曰:“诞字公休,为吏部郎,人有所属讬,辄显其言而亟用之。后有当不,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累迁杨州刺史、镇东将军、司空。谋逆,伏诛。”

  取《三国志》的《吴书》和《魏书》来与之对校一番,便会发现其不同之处殊多,刘注简直就是二人原传的改写、缩写,其不重视引文与原文的一致竟至于此。

  无独有偶,笔者在读傅斯年《几个教育的理想》一文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其文开头云:“老子说:‘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这话的道理,随着经验而更加了解,办学也是一样……”老子说过这样的话吗?印象中《道德经》八十一章中没有此句,找来原书核对,果然一无所获。不仅如此,在《庄子》《韩非子》《孔子家语》《史记》等记述有老子言行的秦汉作品中也未见著录。

  与傅斯年在《几个教育的理想》中引文相关的,苏洵的《辨奸论》说:“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战功。’”这样一来,又出现了老子与孙武的“版权”之争,然而查考《孙子兵法》原文,也并不见其中记载这样的话,只是曹操《孙子略解》对《形篇》“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一句的注释中说“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可见苏洵《辨奸论》中“引用”的孙子名言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个人发挥成分。

  笔者认为,傅斯年的“老子说:‘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与上面提到的的情形本质上是一样的,它并不是老子原语,只是作者在深刻理解老子思想基础上自己总结出的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德经》中的很多地方得到印证,如“太上,下知有之”(第十七章)“道常无名”(第三十二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第三十八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第五十八章)等等。

  傅先生是通今博古的大学者,文必有法但是话说回来,这种引文“只取其意、不拘其言”的传统做法是不足为训的,因为现在的一些读者未必有足够的古典文学的知识储备,如果不能辨明真伪,又出于对作者的迷信,进行二次三次引用,便很可能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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