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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武侯祠，人们会马上想到成都武侯祠，认为真正的武侯祠就是成都武侯祠。但是，你是否知道，成都武侯祠比勉县的武侯祠在修建历史上整整晚了四十二年，在全国位列第二。 据南宋祝穆（?～1255年)所著《方舆胜览》记载：当时的成都武侯祠在“成都西南二里，今为乘烟观，李雄称王，始为庙”。又据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说：“永兴元年（304）冬十月，杨褒、杨珪共劝李雄称王，雄遂称成都王。”由此而知，成都武侯祠是西晋惠帝司马衷永兴元年（304年），今四川渠县人李雄割据四川在成都称王建立“成国”后（在位31年），于公元305年首创修建武侯祠于少城（今杜甫草堂）的。代远年湮，沧桑多变，到了明朝初年，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在重建武侯祠时，将武侯祠并入了“汉昭烈庙”， 笔者曾经先后实地考察了现存在全国各地的武侯祠、庙古迹，根据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图文并茂地编著了《诸葛亮与中国武侯祠》专著，九十年代初期就由陕西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发行，后来被国家评选为“优秀图书”，已经多次再版，流传甚广。该书一一详细介绍了现存全国十个省市十一处武侯祠、庙的始建历史、沿革和现存状况、遗存文物与价值。就全国武侯祠的修建历史而言，勉县的第一，称为“天下第一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第二，其他都在它们之后。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勉县的武侯祠在全国是唯一由皇帝下诏修建的，其他武侯祠，则是地方官员或者民间给修建的，性质是有区别的，意义是不同的。 勉县的武侯祠，位于勉县城西四公里武侯镇继光村的108国道旁，这里是纪念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的祭祀祠庙。祠庙坐南朝北，背濒汉水(古称沔水)，面对古金牛道(今108国道)，取意于不忘其生前“北定中原，收复汉室”的意愿。因此，明代诗人牛霆在《过沔谒诸葛武侯祠》的诗中说：“千载祠林具北向，分明遗恨荡中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自234年年底葬在定军山下后，当时只是简单的安葬，并未建庙立祠进行祭祀。这样一来，蜀汉百姓因追思孔明之恩泽纷纷于道陌市井“野祭、巷祀”，故而乱了当时的国家“礼秩”，也无人过问。 二十九年后的景耀六年（263年），蜀汉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宠（向朗的弟弟)等文臣武将，联名向蜀后主刘禅上书，引经据典，陈说利害，强烈要求朝廷为诸葛亮修庙，“以表武侯功德而千秋祭祀”，上慰英灵，下安百姓，以此维护社会礼秩，巩固国家政权。后主刘禅迫于无奈，加之当时的蜀汉政权摇摇欲坠，后主刘禅也想再搬出诸葛亮这尊神来维护蜀汉政权，于是下诏,“因近其墓”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修建了天下第一座武侯祠。当时的武侯祠，就在今天的勉县武侯墓。 诸葛亮安葬二十九年中，朝廷为什么没有人倡导给他修祠立庙,而仅仅只有一座及其简单的孤坟呢？如果不是步兵校尉习隆等文臣武将联名上书，恐怕就没有武侯祠之说了，这就给后世人留下了不可思议的疑虑。笔者认为，后主刘禅当时没有及时给诸葛亮修祠立庙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当时时间仓促，没有想到或者根本没有顾上，后来就淡忘而忽视了。 二是刘禅自从十七岁继位蜀汉后主以后，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根据白帝城先主刘备的托孤安排，一切国家大事都由丞相诸葛亮做主，他这个皇帝只是个摆设、傀儡、传声筒，做不了主。除此之外，他还处处需要把诸葛亮以“相父”对待尊敬，事事仰人鼻息，发号施令也是鹦鹉学舌，根本体会不到当皇帝的乐趣和权威的至高无上，久而久之，他也就习惯了，无所谓了。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他只好成天在宫中斗鸡耍狗，和宦官、宫女戏戏调情，落了个“扶不起的阿斗”雅号，臭名昭著。诸葛亮死后，当时可能再也没有人及时建议修建祠庙，刘禅也习以为常的淡忘了，根本没有考虑到此事，因此也就仓促安葬后了事。 三是刘禅自己执政当皇帝以后，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在无人左右他的情况下，国家大事他一人毫无顾忌地说了算，这时候他才体会到，原来当皇帝是如此的威风有趣，他的心态也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相父”诸葛亮不但淡忘了当初“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丰功伟绩，而且对诸葛亮产生了“功高震主”和“权重欺主”的想法，因此就莫名其妙的怨恨，认为诸葛亮如果早死他会早当皇帝早享乐，这种不可以言表的怨恨导致他不愿意再想到诸葛亮，也不愿意有人提起诸葛亮的事情。因此，也就更不愿意为诸葛亮主动提出修祠立庙的事情，以至于后来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宠等文臣武将联名向他递交报告，引经据典，陈说利害，强烈要求朝廷为诸葛亮修庙，迫使后主刘禅不得不下诏，为诸葛亮“因近其墓”，在武侯墓修了武侯祠，总算是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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