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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宝玉是《红楼梦》中放诞于大观园中的闲逛者。 晚清革命者刘建封则是流连于长白山中的闲逛者，他在《长白山江冈志略》中构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桃花源”世界。 闲逛者概念是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对法国抒情诗人波德莱尔作品研究过程中提炼的理论。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在乱世中渴望寻找避世家园的情结，这种经文人理想化后的“在”不是“实在”是一种“非在”，“精神之在”，而“非在”构筑出的图像不仅是对原始生态风景的诗化与回归，更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祈望。 晚清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因此发出“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当时大部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人还不可能清晰认识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内涵与实现路径，更是对科学理性逻辑的现代性叙述语境颇感陌生，他们思想深处仍停留在与圆满自足的上古社会相契合，即儒家共和国的理想。 相较于陶洲明笔下的桃花源，《江冈志略》中的桃花源是与森林山居文化比如具有地域特征的人参文化相组合的产物，集中见于三篇文章即：“土人云”的天池下“参洞”传说，一佟姓与老者结交于柜石哈达城的佚闻和考察途中亲历“漫江营”后诉诸于笔端并带有些须期许的记述，这几篇短文写法上甚至某些句词运用上都直接套用了《桃花源记》一文，它们互相之间在细节上也有反复重叠之处。 再有一东野生遇涂山狐、一白叟遇一少年的对话、东古城内樵夫听宣讲等采用了对话文体形式，可视为是对桃花源世界的深入探寻与补充，是在借他人之口浇作者本人心中之块垒，如把它们连缀起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刘建封笔下的桃花源已不再限于古儒传统社会的梦想，而是印上了鲜明的时代痕迹，有他对中西文化相碰改变世道人心的深深担忧和对引西救儒的构想。 少年评科举的一句话还透露出刘建封本人的一个真实信息，少年曰：“明时亦重科举，但取制艺耳，国朝因之……予应试，因驳朱注被黜，至今恨恨……”据史料披露，刘建封参加科考没有考中，是靠捐钱才取得功名的，少年说的话可能就是刘建封本人的亲身遭遇。 另外开篇山东一五莲僧人所见“山市”，文中一樵者所遇之“仙市”等都为桃花源笼上一层朦胧神秘的面纱。以上故事穿插在书中不同地方，层层递进，且僧人也好，樵者也好，挖参人也好，过客也好，亲历者都是“游荡者”，刘建封本人也是一位“游宦者”。 书中多处提到的“古”字已成为描述“桃花源”的一个重要意象，如“衣冠皆古，不类近世”、“土人云……均系太古衣冠，瞬息不见”、“古洞”、“古镜”、“古城”、“古墓”、“古亭”、“古碑”等，古味的润泽也为桃花源增添丝丝缕缕的灵韵之光。 桃花源总是在迷路时发现的，出入口一定是人迹罕至的，一定伴随落英缤纷、潺潺流水之类的景观，也一定有“神人”、“至人”的超然遗世。 桃花源内是与物质生活的极为丰富、自然环境的优美、社会秩序的井然有序等联在一起的，桃花源的岁月是有温度的。 有两处标志性地点“孝子山”、“义士阜”特别彰显了具有民间儒家墨家人文精神内涵，这是支撑起桃花源的内在性精神基础。 刘建封并没有沉醉于桃花源的虚构美好，他也注意到了人有时在狭小、独处空间中暴露出的人性贪婪与自私，如“参洞”故事，放山人周正故事等，他也对真实的江湖纷争作了客观冷静记录，如汤河会房等。 还有就是大自然野外生存的残酷性，如杀机四伏的“桃花水”、各类毒虫怪兽等。 亦真亦幻、虚实相生，成为这本地理文化志的一个重要特点。 今天的人们早已脱离田野生活，走得远了，更需要回眸一瞥，随时校准历史的地平线，静思一下他的来处，否则他将失去故乡，他内心灵魂也无法得到安顿。 罕为人知的是，武昌起义不久，刘建封就在东北的安图县举义呼应，建立“大同共和国”。他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桃花源情结”，终于火山一样的爆发。共和国夭折后，刘建封四处流浪，再也没回过长白山，创作这本书时，他是从容的，而他以后的人生却总是在不停地逃逸。不过又算得了什么呢，因为一本书，他的名字将和一座名山永远连在一起，他因此而不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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