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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年，初始元年十二月，西汉正室最后一位皇室子嗣孺子婴在他还未成年之时，就把皇位“禅让”给了当时如日中天的王莽。54岁的王莽终于得偿所愿，当上了汉代皇帝，坐上了权力宝座。外链代发
有人说，王莽是一个权谋之士，对于王位觊觎已久，这次能够当上皇帝，全凭他的蛊惑和表演。 也有人说，王莽是集权制度下的一个“民选皇帝”，他展现了集权制度下民选皇帝一次失败的尝试。 但是，无论如何，王莽当上皇帝，和当时一众人等是脱不了干系的，这帮人就是儒生。可笑的是，后来骂王莽最厉害的也是这帮儒生，真是“成也儒生，败也儒生”。
王莽在即位之前，就已经有很多“戏精”儒生开始了他们的表演。元始四年，当时有九百位儒生上书朝廷，要求加赏王莽。后来，中央王朝看王莽如此深得儒生喜爱，就封赏王莽九锡。 九锡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封赏的，这是中国古代皇室对于臣下最高的礼遇了。 九锡在中国儒生经典书目《礼记》中被记载为九种礼物：车马、衣服、乐县、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秬鬯。 这九种礼物的接受者从王莽以后，就没有断绝过，后来杨坚和李渊都接受过当时王朝给他们的封赏，可见九锡礼遇之高。
除了九锡之外，儒生还有更绝的招数，那就是“装神弄鬼”。 虽说儒生共同的老师孔子从一开始就教导他的弟子，“敬鬼神而远之”，但是在汉代儒生的话语体系中，鬼神、上天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密切而不可分割的。为什么这些儒生会舍弃孔夫子教导而去言“鬼神”之事呢？ 实际上，这要从中国权力的制衡说起。汉代初期，吸取了秦朝教训，实行黄老之术，黄老之术虽然对百姓和统治者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儒生来说，他们赖以建立的儒家君臣系统就全然没有了作用，因此他们的地位也不可能高。 再加上黄老之术的推行者多是汉代开国的老一辈，所以黄老之学逐渐成为他们巩固权力的工具。如窦太后。
但是王朝新生一代力量与老一辈的矛盾就逐渐突出了，例如汉武帝，他在还没当上皇帝之前，其实是很被动的，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老一辈手中，自己则势单力薄，难以和强大的旧贵族斗争。 所以，汉武帝选来选去，就挑中了这帮儒生，他们和汉武帝一样，在当时王朝话语体系中处于弱势，而且不受当时统治者待见，他们也急于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所在、话语权所在。所以，汉武帝时期，汉代接受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生对于皇帝自然感激涕零，因此当时很多儒生写的文章，都是拍汉武帝的马屁，吹嘘汉武帝的功绩，后来，这些“马屁文章”因为有较高的文学成就，所以被后人称之为“赋”，当然赋成为一种文体之后，就不单单是对于当权者的夸赞这么简单了。
但是，这帮儒生却没有完全臣服于皇权脚下，他们在为汉武帝争夺权势的时候，还在他们的话语体系下留下了一个制衡皇权的利器，这个利器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就把自己的《举贤良对策》献给了汉武帝，得到了他的赏识。 汉武帝所看重的，就是董仲舒在书中提倡的大一统思想，这迎合了汉武帝统一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但是这套思想背后，所存在的最大隐患就是“天人感应”说。
大一统思想不用多解释，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提倡的是中央集权的大政府，霸天下权力收归中央。 而“天然感应”说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一套思想对于中国历代王朝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即便是他不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主流而存在，但是在中国历代君臣心中，他是作为潜意识的概念存续者。汉代人更是把这一原则视为最高信条。 所谓天人感应，其实就是你做了啥事，上天就会给你一个反应，而这个人就能根据这个反应来判断自己行为的得失。
我们今天看来这套思想实在是荒唐的、是唯心的。但是对于汉朝人而言，它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董仲舒在的到汉武帝赏识之前，他还干过另外一个工作，那就是讲授《公羊春秋》。《春秋》我们都知道，是孔子编撰的史书，据说孔子在里面寄寓了他的人生政治理想。 所以后世对于《春秋》格外重视，甚至比《论语》还要重视，历代对于《春秋》的解读有很多，以至于留下了《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在这三传之中，《春秋公羊传》是董仲舒着力宣扬的一个。《公羊传》中对于历史的解读是从建立一个大一统王朝为基本出发点的，然后对于各个国家诸侯的兴衰变迁的解释、阐述，除了具有道德化的因素之外，它还有神秘化的因素，而这一点，正是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的以据。 既然一个人的行为和上天的反应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皇帝，它的行为得失则更和上天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位皇帝治理之下国家太平、长治久安，那么他就是一位好皇帝，相反，如果他治理之下天灾人祸频频发生，那么就说明这位皇帝治理有疏漏，而且上天是皇帝权力的来源，皇帝自称“天子”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是上天选中的子民，也就是说，如果皇帝不好，他们是有权利换皇帝的。
这样一套逻辑系统推演开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而后代的儒生，他们未必真的相信这一套说法，但是这套说法的魅力在于，他全凭儒生一人之口、一支笔就可以完成对于皇帝的约束了。这是他们用来制约皇帝最有力的武器。如果皇帝的政令、行为让他们感到不合适，那么他们随时随地就可以拿起笔来，用这套说法来规劝皇帝。 再加上汉朝疆域这么广阔，想要各地不发生灾祸简直是痴人说梦。从概率上来说，即便是明君在位，也不一定完全避免他在位期间一点灾异都没有。
东汉末年的皇帝汉桓帝就曾经受到臣下刘陶的劝谏。虽然汉桓帝确实做法不周，但是刘陶上书的理由不是据实论事，而是先说天下灾祸不断，警告汉桓帝失德，上天已经以灾害警示人但汉桓帝却不听劝阻，控诉汉桓帝只知道享乐毫不关心民间疾苦。 对于王莽来说，只要抓住了这一点吗，赢得了儒生的信任，想不当皇帝都难。 长期以来儒生依靠这套“天人感应”说，在中国古代集权制度下找到了和皇帝权力制衡的筹码，所以他们本身就有了隐性的“废皇帝”的权利。而汉代的霍光，更是直接将皇帝废掉了，虽然留下了一代权臣的骂名，但是霍光废昌邑王的细节却很有趣。
东汉班固所写的《汉书 霍光传》中说： 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当废。……皇太后诏曰：“可。”……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 所谓“王行自绝于天”，其实就是说昌邑王的行为上天不允许他这样。但是当时上天是怎么不允许的呢？霍光和其他大臣没有说，只是一再强调，如果让昌邑王当皇帝，那就有愧对大汉社稷的危险。
而考察他们废皇帝前后的举动，也并没有什么上天授意，全都是他们自己在谈论： 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这段正是记载霍光废皇帝前后过程的文字，可以见到，霍光没有受到所谓“天” 的授意，全凭他们几个人在讨论罢了。或许昌邑王确实该废，但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当时的文官大臣来说，如果君上不符合他们的预期，那么他们是可以以“天”的理由、国家社稷的理由废立皇帝的。
初始元年，公元八年，王莽改国号为“新”，坐上权力宝座的他开始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但是他的即位，并没有给当时的汉朝带来些许的改变，也没有出现儒生期望的安定局面。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全国发生蝗灾、旱灾，饥荒时，各地农民纷起，其中形成了赤眉军和绿林军两大军事势力。对于王莽恨之入骨。
公元23年，王莽更是在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所谓哭天大典，其实就是对上天哭诉了。当时在他的统治下，民众苦不堪言，国家进一步混乱。对于当时的儒生来说，他们似乎早在15年前就选好了他们认为上天眷顾的有德之人——王莽，但是王莽的执政却没有带来预期变化。 大典结束后不久，王莽就被推翻，这一位在汉代诸位儒生帮助、推举下产生的“神授”皇帝，终于结束了他的一生。王莽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汉代畸形的制度体系产生的一次意外。但是，从历史发展趋势而言，儒生在这场荒唐的表演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王莽上位仅靠他一人之力，恐怕还没有可能发生，本应该觉察到这样危险政变的儒生，却在“天人感应”的思想下被麻痹了神经。这是一场儒生和权力的合谋，而国家和民众，无形之中吃下了最为痛苦的恶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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