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2世纪到1世纪，罗马帝国在统治地中海后又发动了三次布匿战争，将迦太基收为行省之一，随后又通过马其顿战争征服了西班牙和马其顿并控制整个希腊。紧接着，叙利亚等也成为罗马的土地。 古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资料图）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西汉迫于匈奴的压力，派出了特使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大宛、大夏等国，希望联手对抗匈奴。尽管最终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汉朝却和西域各国开始了紧密联系，为民族融合创造了基础。 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示意图（资料图） 一个帝国往东扩张、一个帝国往西延伸。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巧合，因为东西方人在追求财富、土地和权利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战争、外交行为已在不知不觉中打通了彼此之前的阻隔。 但这也是一种必然，因为人类对欲望的追求，一直推动着历史的前行。比如东方的特产——丝绸，它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此后更成为罗马贵族争相用黄金购买的奢侈品之一。 据史料记载，到公元7世纪，丝绸已经成为唐朝最为重要的出口货物。以唐代人口高峰对天宝年间为例，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有近900万户，5000多万人，当时的产丝量约为9000吨，人均耗丝量为0.18公斤，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人均耗丝量为0.036公斤，仅为唐代的20%。 在并没有机械化大生产的唐代，要实现如此大量的生产必定是个大工程，那唐朝人是怎么做到的？ 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专职副主任，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副主任周旸介绍说：在唐朝，浙江承担起了丝绸生产任务的主要角色，浙江产的丝绸，已经成为丝绸之路的常客了。 但真要细究浙江和丝绸之路的缘分，还有没有更为直接的证据，能够道清两者间的联系呢？ “只有湖州的钱山漾能说清楚这件事。”周旸翻开了自己的工作笔记，娓娓道来。 1906年夏天，一个10岁的孩子在浙江省湖州市的钱山漾附近玩耍时，无意间拾得一个石箭头，就像每个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伟人一样，他没有因为这个石器挡了自己的路而将其丢弃，或是把它作为与小伙伴们玩耍时的“武器”。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孩子日后必成大器。 感谢中国科举制度的存在使得“历史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历史课中，这个孩子意识到，这个石箭头不简单，于是他执着地多次前往发现地钱山漾，多年来一直寻找着石簇、石镰、石刀、石斧、石锛、石犁等遗物，并对它们如痴如醉。 他，就是日后为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正名奠定了坚实基础的学者慎微之。 1934年恰逢百年一遇的旱灾，当时已30多岁的慎微之终于在钱山漾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历史遗迹，中国丝绸文化由此又多了一处发源地。 钱山漾遗址 政府的介入，加快了对于钱山漾地区的遗址发掘工作，在国家组织的三次钱山漾遗址挖掘中，最引人瞩目的无疑是在1958年2月20日至3月20日之间由浙江省文管会组织开展的第二次挖掘，其中所发现的纺织物，最终奠定了浙江在中国乃至世界纺织史上“丝绸起源地”的地位。 像遗址的发现一样，纺织物的发掘过程充满戏剧性。一个多月的考古挖掘只找到了一些麻织物和稻谷、芝麻和花生等等作物的遗留物，完全没有丝绸的影子。 转折发生在最后一天临走前，考古人员忽然找到了深埋在遗址土层中的一件被压扁的竹筐，竹筐里赫然是存放着疑似为绢片、丝带和丝线的纺织物。 出土纺织物 真的有丝绸！ 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的周匡明和浙江丝绸工学院的徐辉等学者对这些纺织物进行了科学检测，很快有了结论。 这些绸片、丝带、丝线均以桑蚕丝为原料，绢片为平纹组织，织物密度120根/寸。其丝纤维截面积为40平方微米，丝素截面呈三角形，属家蚕蛾科的茧丝。 钱山漾绢片 这一检测结果的出现，使得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饲养蚕以及织造丝绸的历史，在结论得出的一瞬间被推进到距今4000-42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对野蚕进行人工驯化家养，懂得利用桑叶培育出纤维性质更优的家蚕丝，而浙江作为丝绸起源地的说法也站住脚了。”周旸一说起这个，就很兴奋。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分析钱山漾地区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纺织物，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周旸、龙博等研究人员也和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郑云飞、丁品合作，在2009年也加入了对第三次考古发掘出土遗物的研究。 在传统的形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这次测试还首次采用了氨基酸分析方法，对出土纺织物的纤维材质做出更加精确的判断。 桑蚕丝的横截面 不过，还有两外两个丝绸之源伴随在浙江两侧。 它们是出土了距今5500年左右罗织物的河南荥阳青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出土利刃切割后的半颗蚕茧的山西夏县西阴村，这些都成为丝绸起源于中国黄河流域的证据。 2015-06-30 童桦 张怡忱/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