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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大地，自古人文荟萃。汉有司马相如、扬雄、落下闳，晋有谯周、陈寿、常璩，唐有李杜锦上添花，前后蜀有花间派的群星璀璨。入宋以后，另一座文学高峰又耸然从巴山蜀水崛起，光耀千载，名垂万世，成为后世华夏文人的集体精神偶像，也是无数才子佳人的共同男神。他，就是苏东坡。 宋仁宗景祐三年腊月（公元1037年1月），苏轼降生于眉山。这一年“一代文宗”老爸苏洵刚刚28岁，考进士未被录取，于是就在川内川外游历了一番，一则丰富阅历，一则排遣郁闷。他先到阆州，去探望在那里做官的哥哥苏涣，看到哥哥治理地方成绩很好，颇受感动。不久东出夔州巫峡，顺流而到荆州一带，结交有学问的师友，增加不少见闻和人生经验。之后他就回家了，从苏轼三岁开始他亲自教儿子习文知书。苏轼6岁时，苏洵又将他送入天庆观北极院读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苏轼后来飘逸超迈的精神气质，应该跟他早年接触道教不无关系。如此华丽优渥的早教，为苏轼后日的文才勃发埋下了种子。 1056年，47岁的老泉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从家乡眉山出发，经阆州北上出川，赶赴第二年的科举考试。虽然苏轼兄弟已经过了问“老爸，老爸，我们去哪里呀”的年龄，但同为后来唐宋八大家的父子三人一同欢笑上路的画面，今日想来，依然温馨无限，画美不看。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当时都是踌躇满志，正锐意诗文革新。阅卷之时，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答卷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大力赏识，但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只把他排在第二。弟弟苏辙也同榜及第，一时父子三人在京师名声大振。及苏轼谒谢，欧阳修不仅对苏轼的豪迈磅礴的才气、深厚纯正的学养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此后的苏轼显然让欧阳修的话应验了，但木秀于林，各种摧折自然也就紧随其后。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但这一年，发妻王弗早逝，第二年父亲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这已是苏轼成名之后第二次扶柩还乡，第一次是1057年及第数月之后，母亲程夫人逝世。数年间，父母娇妻全部相继撒手人寰，刚30岁的他，正默默承受着人生无常所带来的坎坷辛酸。 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不悦，让御史谢景在皇帝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自知纷扰将至，遂请求出京任职。先是被派往杭州任通判，在杭期间，他修复钱塘六井，赈饥扶弱，那首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让他与西湖有了不解之缘。之后知密州，此时他已年届不惑，尘世飘零之感渐生，偶尔想及家乡故人，自然触情伤怀。《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再过三年又知徐州，两年后知湖州。所到之处，皆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1079年刚到湖州不久，新党对他的围啄开始。李定等人从他的诗文中搜罗一些反对新政的词句，生搬硬造，上纲上线，极力罗织罪名，写好材料交给了宋神宗，苏轼立即被捕下狱。苏轼其实并没有站在反对变法的第一线，之所有此变故，主要是他名声太大，新党把他争取不过来本来就已经一肚子酸水，再在语言上动不动挖苦一下新政，就让新党起了杀心。但是幸好一帮老臣出面力保，连退休金陵的王安石本人直接上书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这才免去杀头之罪，坐牢103天后获释。 这一“乌台诗案” 成为他一生的一个思想转折，让他对政治格局的理解力有了不一样的认知。出狱后，他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民间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到任后为派遣心情郁闷，他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被批准。路过金陵时，还专程拜访王安石，所谈甚欢。常州地处江南，风景优美，身心疲惫的他已经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已经无心仕途。 但是次年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入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的仕途又迎来转折，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但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并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这自然又引起了“旧党”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这是他第二次到杭州做官。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成为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颍州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之后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至惠州时，他已年近六旬的苏轼，但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美不胜收。 在杭州两年后，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政见不合，又开始一路颠沛调任，先被调往颍州任知州，1092年知扬州，次年知定州。1094年再次被贬至惠阳。 1097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但是遭贬已成习惯的他，很快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播种蛮荒，本就是义人的责任。后世海南人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深怀敬意。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葬于汝州郏城县，享年六十五岁。 苏轼一生才情高迈，几乎就是华夏的古典文学天花板。诗、词、书、画，皆称一代宗师，对经史之学也有颇多输入，是文学史、艺术史、思想史上不可绕过的高峰。其后的苏门四学士、苏辛词、苏黄米蔡宋四家，都是苏轼光焰的留影，至今彪炳华夏。但是回头来看，他的卓越才华，跟家乡巴蜀的文化特点显然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巴蜀文化为苏轼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尽的滋养，是苏轼诗词文风形成的文化原点。 峨眉之秀，青城之幽，剑门之雄，三峡之险，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独特的巴蜀文化。远古从两河流域输入的文明秩序早就已经对巴蜀大地进行了拣选，让巴蜀成了向远东诸夏输出秩序的桥头堡，这让巴蜀文明本身就有了与生俱来的高德性与高起点。同时巴蜀物产丰富，气候温润，非常事宜安居乐业，百姓以稻鱼为食，无稼穑凶年之忧。这自然与中原动辄荒年的恶劣生存环境大为不同，巴蜀文化的雍容浪漫情怀也就自然生发了。尤其到了北宋中期，成都地区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民意识增长，形成了高档特殊的审美风气。出生在该地区的苏轼受此风气的影响颇深，使得他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束缚、挥洒自如的个性特征。 华夏地域广袤辽阔，无论山川水土等自然地理环境，还是语言风俗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环境，各地之间往往风格迥异，地域文化特征始终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存在。建立在粟麦农业基础上的北方中原文化，与建立在水稻农业基础上的南方荆楚文化特点就大不相同。后者在奇丽的山川中酝酿神话和巫风，歌唱热烈婉转悠长的歌谣，激情演绎着丰饶活泼的生活，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巴蜀的浪漫主义气质。甚至可以说，蜀地所培养的文人所拥有的浓郁浪漫主义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并在这种特殊环境的哺乳下发育得更加完善。 苏轼只是这些巴蜀文化精英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但是他不是唯一。他之前有，他身后还会有。这是因为巴蜀本身就是一个才华与德性的天然冶炼场，只要巴山蜀水依然照耀天府，奇才锐士就会代不乏人。苏轼虽然才名甚巨，但是他并没有走入儒家士大夫的窠臼，这也是巴蜀文化独特性的一个侧面反映。他早年学道，这跟司马相如、扬雄、谯周、陈寿、李白等人如出一辙，一生老庄情怀独具。文章气势如虹，词句宏融新奇，皆乃此滋养，但是并未成为一个放荡不羁的狂士。后期走科举路线，但是并未成为一个胶柱鼓瑟的儒生，对人对事皆秉持良知公允，没有党同伐异的意识，即使受人诬陷而身陷囹圄，翻身之后也没又秋后算账，将对方赶尽杀绝，反而在关键时刻为身处危难的曾经的敌党说话，这些德性，在华夏士林是不多见的。正因为如此，王安石保荐自己敌人苏轼之时，宋神宗才会感慨说：“卿等皆君子也”。
同时，苏轼也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士大夫，这从他的仕途经历就可以明显看出来。他没有以城府权谋求取高位，更没有以个人野心构建政治生态，甚至连固有的政治生态他都没有真正进入。于是他似乎被所有主流生态圈都隔离了，老庄说他儒家成分多了，儒家说他文艺气息多了，士大夫说他自由成分多了，他就这样成了华夏文化史上的一座孤峰。但是想想从司马相如、扬雄、李白到苏东坡，他们哪个又不是如此呢？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显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并不是他们这样的巴蜀奇才不能融入主流生态圈，而是巴蜀文化本身就与中原文化的生态圈不兼容。这一规律被数千年来的文化史清楚展现，直到今天，巴蜀奇才的命运依旧如此。要改变这样的宿命，只有巴蜀的自决，用自己的文明秩序构建自己的生态圈，进而塑造自己的共同体，这样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命运。 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用了一大段文字黑苏东坡，就是因为他认为苏轼的才情雅致与超逸气质根本不符合一个铁血士大夫的标准，还反问了一句：“藉授以幼主危邦，恶足以知其所终哉”？就是奚落苏轼，要是给他一个幼主危邦的烂摊子，还不知道是什么下场呢。这话太酸了，托中原之幼主危邦，本就不是巴蜀高士之义务，若是真遇到中原王朝的凄凉之境，正好是巴蜀自决的天赐良机，那个时候才高如苏轼者会怎么想怎么做，岂是其他人所能窥测。更何况，船山所处之世，不正是幼主危邦吗？船山先生，您老又如之奈何呢？ 附录苏轼《临江仙·送王缄》词一首：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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