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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清乾隆 斗彩团花盖罐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12cm 此罐直口，丰肩，瘦底，圈足，底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腹部上下各四组团状花纹作交错三点式排列，团花由菊花纹组成，空间绘折枝宝相花。盖面亦绘一组团花菊蝶纹，盖周边绘折枝花卉纹。此罐是以明代成化斗彩团菊纹盖罐为蓝本制成，二者从形体到纹饰都基本形同。罐的地步内凹，形成圈足。内壁施白釉。盖面绘团花双红菊纹，肩与胫部绘花朵纹，腹部的主题纹样用圆形的团花双菊纹和三角形的角花莲纹表现，共四组。 据《雍正、乾隆官窑督窑大事记》记载，乾隆九年（公元1743年）御窑厂曾仿制明代成化官窑天子罐。此即其中之一。乾隆官窑的斗彩罐玉明成化官窑斗彩罐在白釉与彩釉的风格上，各具时代特征，白釉都均匀滋润，但成化官窑的白釉有玉质感，在装饰风格上，乾隆官窑笔成化官窑的细腻。 RMB 2,415,000 472清乾隆 仿官釉六方贯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46.2cm 该器物造型方正，线条硬朗，尊贵端庄，色泽淡雅娇嫩、莹润如玉，极见匀净雅靓之致，深为其轻逸媚人之风韵所折服。本品丽质非凡，品格高逸，此乃乾隆仿古名品，既成功地诠释宋人崇尚一色纯净之美学理念，又精妙地融入十八世纪清宫独特的摹古情怀。此瓶口沿包金，底座亦为金制。本品以仿官釉淡恬之柔美配饰六方硬朗之造型，实收刚柔相济之妙，可见设计者独具匠心。 此式造型清宫旧称为“双管六方瓶”，最早见于雍正御窑，凝聚了胤禛超乎常人的审美品味，是清宫诸项艺术品步入巅峰时代的见证，榷陶者深谙釉色与造型的搭配之道，针对不同器型配以相应釉色。本品之造型与此等釉水相配有如天作之合，两者相得益彰，既衬托出造型古朴端庄，又彰显出釉色柔润典雅。其成型工艺之繁复，釉色配置之微妙，恐非庸匠可详。瓶底书“大清乾隆年制”篆书款，其底款之篆法表明其为乾隆早期之物，当为唐窑所出无疑。既成功地诠释宋人崇尚一色纯净之美学理念，又精妙地融入十八世纪清宫独特的摹古情怀。 RMB 3,450,000 473清康熙 黄釉夔龙纹双耳小杯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直径7.5cm 此杯为康熙中期臧应选督领御窑之“臧窑”作品，光绪《重修江西通志》记载“臧窑”的主要器形有“缸、盆、盂、盘、尊、炉、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皆备。”至于釉色则“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 对照文献，本品当为“浇黄”釉“夔云”盏。其双耳作夔龙镂空装饰，腹部夔龙则锥刻而成，釉色明亮清朗，是为“诸巧皆备”之典型。相比于后世雍干之作，熙朝瓷器则更为浑厚藴藉，本品器形虽小，而沉稳、端庄、尊贵之气不言自明。有清一代，御瓷之颜色釉发展于康熙时期，至雍正遂为大盛，今观此件小杯可证康熙时期成就之巨。 此杯历经多位名家递藏，传承清晰，原为Sidney Earnest Kennedy Collection第156号藏品，1915年购自巴黎卢芹斋（C.T. Loo, Paris）；后陆续入藏Captain A.T. Warre Collection和Mr & Mrs George Warre Collection。 备注：卢芹斋旧藏，英国藏家旧藏 RMB 1,840,000 474清康熙 青花团凤瑞兔叠盒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高18cm 有清一代，官窑正式恢复烧造以康熙十九年九月朝廷派员至景德镇御窑厂督造为标志。据康熙二十二年本《饶州府志》卷之十一“陶政”记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御览。”此次烧造据后来年希尧给雍正皇帝的奏折言，历时五年之久，至二十五年为止，共烧造十五万二千余件瓷器。当中许多为创新之作，纹饰与造型均为前代所未经见，其艺术水平亦达到新的历史高峰，开启清代官窑烧造历史之新境地。因负责此次督造长官为臧应选，故世称“臧窑”。 本品即为“臧窑”之佳器，设计新颖别致，为圆筒式，盖呈圆顶形，三屉组合，下承三兔为足，颇见意趣。瑞兔模印而成，踞伏作负托之状，神态憨实可爱，毛发以一组组规整淡雅的青花短线条连续绘就。盒顶中心绘以青花团凤纹，每屉均以几何纹为边饰，中间置以大面积留白，彰显出清晰分明的层次感。笔意细腻精致，青花色泽幽雅，整体构图极为疏朗，主题装饰极见清雅，以简约的画面，清丽的釉色，凸显康熙青花器的凝重而高雅，是为无上隽品。底署“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款，遒劲清峭，锋芒闪现，犀利而清秀，为“臧窑”之标准写款。 以简约的纹饰赋以丰富深邃之意境为设计美学的一大原则，“臧窑”的设计者深谙其妙，本品即为佳例。其器身外壁以极大留白来凸显质地的莹润之美，与疏朗纤巧的纹饰相互映衬，深得简约隽永之气。综观历代青花瓷器未有此式之设计者。此番设计乃是康熙“臧窑”御瓷装饰风格之一，绝非孤例。存世所见“臧窑”其它名品例如釉里红加彩折枝花纹石榴尊、马蹄尊和青花团锯齿纹摇铃尊等皆是简洁清雅，风格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康熙皇帝艺术品位之超逸脱俗，反映出康熙一朝文人典雅的审美情趣。 巧妙的设计，新颖的开创，得以铸就一代名品。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当时中原才子、工部侍郎刘源。刘源，字伴阮，号秋官 ，籍贯河南祥符，其人多才多艺，在康熙十九年重开御窑之后，承命主持设计各式御瓷，成就斐然。《清史稿》有传，评曰“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既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今日所见康熙臧窑御瓷多是品格超群，可见当年刘源确实具有无与伦比的才智与审美品味。 本品所饰团凤纹，亦见于同时期康熙官窑瓷器的茶盅、茶碗之上，例如清宫旧藏“清康熙 青花团凤纹杯”，见《清顺治康熙朝青花瓷》页249，图158。其造型应启发于明正德青花叠盒，叠盒器形始于正德，为正德御窑之珍贵的上品，如北京故宫藏“明正德 青花庭园仕女图叠盒”（图一），惜后世未见沿袭烧造，至臧窑肇始之际，刘源化裁而为之，益增瑞兔三足，更见精巧别致，荡漾着一份简约而高贵之美，独步有清一代，而无出其右者也。与本品造型相近者，当今所知唯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康熙 青花龙凤纹四节圆盒”（图二），虽无三足，但其青花发色、凤纹画法、写款诸特征判断当为臧窑之物，可资参考。 RMB 4,600,000 475清康熙 釉里红牡丹纹苹果尊 （一对）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直径9.5cm 康熙十九年三藩之乱既为平定，康熙皇帝参考前朝，厘定内府制度，诸式器用遂成规制，瓷器一项亦委之珠山御器厂烧造，开启清宫御瓷贡奉之例。据康熙二十二年本《饶州府志》卷之十一“陶政”记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总管内务府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延禧、工部虞衡司郎中加三级臧应选、六品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御览。” 此次烧造前后延续六七年之久，其间佳器迭出，即有承前之作，亦见创新之品，艺术水平之高独有一时，遂启有清一代御瓷美学艺术之新境地。因此次督造长官为臧应选，故世称“臧窑”。成功烧造釉里红并使其再度成为御瓷品类是“臧窑”的杰出贡献之一，对釉里红的运用既见搭配出现，亦见单独成器，皆采取线描之法绘制，本品正是其中之佳例。 本品造型饱满，小巧怡人，胎质细腻洁白，釉色滋润透亮，通体以釉里红线描花卉纹装饰，为莲、菊、茶花、牡丹四种，枝叶婆娑而有致，发色明妍而沉着，更衬以淡雅精细的青花小圈线，奔放而又含蓄。纹饰初觉繁密无序，细察遂感清疏有致，底款运笔遒劲，秀润而不失锋芒， 为康熙十九年至二十七年“臧窑”所出御瓷的标准写法。 以本品为代表的臧窑文房雅具开创清宫御瓷文玩之先河，反映康熙一朝文人典雅的审美情趣。臧窑于短短前后烧造各式文房器皿多达十数种，皆为此前所未经见者，品格之高独步有清一代，令后世无法企及。此番艺术成就不得不归功于其设计者——刘源。刘氏为当时的中原才子，多才多艺，在康熙十九年重开御窑之后，承命主持设计各式御瓷，成就斐然。《清史稿》对此评曰：“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既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本品正融入刘源清新脱俗的设计理念，以釉里红一色描绘装饰，妍而不俗，秀而不媚，穆穆之中自有熙朝之英气扑人眉宇。 此式釉里红水盂为海内外各大公立机构珍藏之名品，然而检视国内外公私收藏，若如本品成双者则实属难得，堪称熙朝文房雅玩之绝代双骄。 出版，展览：《延熏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4月 RMB 20,700,000 476清康熙 五彩花鸟盘 款识：“大清康熙年制”，直径20.3cm 此盘为康熙晚期五彩官窑之作，胎质细密洁白，瓷质坚硬，釉面莹洁犹如白玉，丽质非凡，足见康熙官窑选瓷之精。其以五彩为饰，为红、黄、黑、深绿、浅绿、碧绿、翠蓝、茄紫八色，为双鹊对语嬉戏图，以黑彩勾勒轮廓，线条挺立，乱石崚嶒以各式绿彩设色，色阶丰富，立体感强，其绿彩鲜澈透明，在洁白的釉面映衬下葱翠欲滴，而矾红菊纹则于浓妍华丽中显端庄稳重之质，细观之，其矾红颗粒饱满且富质感，是为康熙朝矾红所特有。盘外壁为三组折枝花卉装饰，为折枝牡丹、莲纹及一种四瓣花装饰，各见风姿，工整而华丽。所谓“五彩华贵，青花幽靓。”康窑五彩之美，实为有清一代极具代表性之作。底为六字双行楷款，笔道规矩硬直，一如宋椠体，为康熙后期官窑的标准写款之一。 康熙晚期五彩瓷盘装饰题材丰富，存世量不少，多无无款或书写成化款字，然书写康熙本朝官窑款式者至为罕见，相同一例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清康熙 五彩花鸟纹盘”，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页119、图109。 备注：上海文物商店旧藏 著录：《清代瓷器赏鉴》第49页42号，出版，展览：《延熏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保利艺术博物馆，2011年4月 RMB 3,910,000 477清乾隆 橄榄绿釉印云龙纹双龙耳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35.5cm 本品式样隽秀典雅，曲线柔美流畅，颈之两侧对称各置一双螭龙耳，作双联玲珑状，与圆润的瓶体上下相衬，益见灵空精巧。口沿及足墙外饰如意云头纹一周，瓶身前后雕饰“苍龙教子图”，图中祥云迤逦，漫天飘飞，苍龙腾空而起，虬躯矫健，瞠目张颔，威风凛然而俯视，大有气夺千里之势。幼龙则破浪而出，昂首欲飞，与上方苍龙深情对望。其刀工流畅自然，刻划细腻，精美绝伦，所见祥云虽多，却形态各异，深得迤逦之姿，福海之中波涛汹涌之象，更是不厌其烦地以剔刻层层相套的线条构成，细腻而娴熟，展示御窑工匠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两龙神形俱佳，栩栩如生，相顾之际，更得以妙笔传示出浓浓的殷切之情。全器釉色青绿深沉，釉汁莹润厚腴，随着暗刻花纹的凹凸起伏而自然流动堆积，浓淡有致，铺陈出充满了灵动的韵律之美。圈足内阴刻六字篆款，端庄规整，笔道遒劲有神。 本品为乾隆御窑摹仿宋元龙泉窑之佳作，充分展现了龙泉青釉之美与刻花技法之巧。其釉色较平常所见粉青与豆青色泽深沉静穆，当年唐英《陶成纪事碑》对雍干之交摹仿龙泉窑作品有清晰记载：“一仿龙泉釉，有深、浅二种”，对比实物，本品应属于深釉色的摹古作品。 纵观有清一代，御瓷当中装饰“苍龙教子图”纹样以乾隆朝最为风行，尤以乾隆后期为甚。乾隆后期“苍龙教子图”在御瓷装饰中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寓意，寄托了乾隆皇帝对大清天下的下一任继承者的殷殷期望。步入不惑之年之后如何于诸皇子之中考察选取最佳者即太子位，关乎社稷安危，天下得失，乾隆皇帝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和压力。乾隆三十八年，弘历秘密建储，决定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如何培养继承人自然是弘历必须考虑的问题，所以“教子”一直乾隆后期弘历的重要任务。御瓷之中广泛出现“苍龙教子图”题材正折射出乾隆皇帝对永琰的关切和大清江山的思虑。 备注：北京文物公司旧藏 RMB 8,050,000 478清乾隆 釉里红螭龙穿花双系小尊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10cm 本品可爱怡人，造型饱满一如石榴，肩部装饰半环式双耳，益见隽巧玲珑之姿。胎质坚致莹白，釉光滋润厚腴，通体以釉里红绘就，纹饰层次丰富却无繁密之感，安放有序，主题纹饰为前后两组穿花螭龙纹，螭龙双双倒挂穿立于莲花之侧，身躯矫健灵活，与花枝柔美舒卷之状相呼应。釉里红出色妍丽无匹，纹饰清晰疏朗，布局虚实相宜，愈生清新之气，底款端正，笔力遒劲。 本品正是唐英《陶成纪事碑》所言“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运用釉里红线描技法装饰全器是乾隆御瓷独具特色之处，此类器皿质量精良，存世寥寥无几，本品为当中至为珍贵的一例。 检阅清宫档案所载，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瓷器颇为钟情，多次谕旨御窑厂烧造，尤为留心釉里红的烧成效果，曾主动提出明确的标准——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唐英在乾隆四年的一份奏折里曾如此记述“窃奴才在京时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遵奴才看明釉色，祗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 釉里红烧造工艺繁复，讲究物理变化之妙，由于在烧成过程当中氧化铜离子游离激烈，往往易于聚结，凹凸不平，若大面积涂饰，致使纹饰漫漶不清，遂成瑕疵；若火候气氛掌握不准，其色或是暗沉，或是浅薄，皆不堪入目，影响美观，故乾隆皇帝对此颇为不满。为了达到“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效果，乾隆皇帝专门拿出认为发色理想的釉里红马挂瓶作为唐英烧造的标准，可见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费煞心思。 所以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秉承乾隆谕旨敬谨烧造，只有从以上两个方面改进和提升，而火候多赖天成，全靠经验，唯装饰分布则可人为规避，最佳方案则是以线描一法为之。所以乾隆朝釉里红器物多见以线描法绘就，本品亦然，以釉里红勾勒纹饰后加点涂法而成，不使用平涂技法。本品出色鲜妍清晰，不可不归功于乾隆皇帝的勤勉关注。据此可以推定乾隆朝以线描技法绘画的“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釉里红御瓷应是乾隆四年之后的产品。 纵观乾隆一朝釉里红器皿，与本品最为接近一例为首都博物馆藏“清乾隆 釉里红朵莲纹尊”，纹饰虽不同但其技法与效果一致，见《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图152。异彩而形近的一例则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乾隆 斗彩描金璎珞八吉祥纹双耳罐”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页283、图258，及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乾隆 绿地描金凸花双耳小尊”。另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清乾隆 斗彩螭龙穿花纹罐”除了没有双耳以外，造型与纹饰与本品最为接近，见《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五彩·斗彩》，页267、图245。 乾隆皇帝一生最为喜好一事就是做成各式小巧器皿贮放于多宝格之中，随时把玩，以上数例器皿的大小相若，造型皆隽巧可爱，甚适于心，故可供乾隆皇帝机暇清赏之用。另外清宫御瓷之中装饰此耳式者，尚见一款三乳足双耳花囊，为清宫经典的花器，为雍干特有之雅品。由此可启发，本品亦可插花，置于案头尽收一份“留香贮放常不谢”之惬意。 备注：国内私人旧藏 RMB 17,250,000 479清乾隆 釉里红海水云龙梅瓶 款识：“大清乾隆年制”，高38cm 本品造型典雅挺拔，胎釉坚致光润，莹白细腻，如脂似玉，口沿与底部镶嵌欧洲贵族流行使用的鎏金装饰，可知曾被海外收藏多年。通体以釉里红一色装饰，肩部绘以海水与变形如意云头状纹饰，器身主题纹饰为寿山福海云龙图，所绘苍龙昂首奋身，追逐宝珠，遒劲威武，一展叱诧风云之态，周围“壬”字云纹散布，苍龙之下，海水激荡，波涛翻卷，寿山峥嵘于其中，各见形态。釉里红发色妍丽无匹，纹饰清晰疏朗，底款端正，运笔遒劲。 本品即是唐英《陶成纪事碑》所言“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并且代表了乾隆一朝釉里红御瓷之最高水平。检阅清宫档案所载，乾隆皇帝登基之初即对釉里红瓷器颇为钟情，多次谕旨御窑厂烧造，尤为留心釉里红的烧成效果。根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档》记载，乾隆三年十月二十九日乾隆皇帝曾传旨于唐英，曰“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焼造”。这是针对唐英该年六月份烧造的釉里红红龙梅瓶提出的批评，也是关于乾隆御瓷釉里红龙纹梅瓶的最早烧造记录。同时，又对唐英下发烧造釉里红的明确标准——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唐英在乾隆四年的一份奏折里曾如此记述“窃奴才在京时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遵奴才看明釉色，祗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 釉里红烧造之难，人所共知，其工艺繁复，讲究物理变化之妙，由于在烧成过程当中氧化铜离子游离激烈，往往易于聚结，凹凸不平，若大面积涂饰，致使纹饰漫漶不清，遂成瑕疵；若火候气氛掌握不准，其色或是暗沉，或是浅薄，皆不堪入目，影响美观，故乾隆皇帝对此颇为不满。为了达到“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效果，乾隆皇帝专门拿出认为发色理想的釉里红马挂瓶作为唐英烧造的标准，可见乾隆皇帝对釉里红的烧造费煞心思。所以唐英引领下的御窑厂秉承乾隆谕旨必将敬谨烧造，故本品之烧造应在乾隆四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纵观本品各方面质量确实符合“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的要求，是对乾隆皇帝一片苦心最佳的回报。 乾隆朝其他釉里红御瓷多用线描法勾勒纹饰，再施点涂法而成，尽量回避青花常见的平涂晕染手法，但本品则是技高一筹，将线描法与分水晕染相结合，海水纹以线描法绘制，浪头则施以晕染，突出立体效果，苍龙须发线描表示，其余则用分水晕染，尤其鳞片以填涂留白手法表示，颇见功力，而且烧造效果恰如其分，清晰鲜妍而绝无漫漶之处，堪称一绝！ 相比较于清宫旧藏乾隆时期的其余釉里红龙纹作品，本品品质之高绝非虚言。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穿花龙纹胆瓶”（图一）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清乾隆 釉里红云龙纹玉壶春瓶”（图二）所装饰的云龙纹与本品在造型、技法上皆一致，但因釉里红呈色效果的不同，三者的艺术水平之高低自见分晓。本品胎釉之精良莹白，釉里红之妍美绚丽，相得益彰，独步有清一代，是为乾隆釉里红御瓷之翘楚。 备注：德国藏家旧藏 RMB 2,070,000 480明宣德 青花缠枝番莲弦纹折腰盉碗 款识：“大明宣德年制”，直径17cm 宣德皇帝为有明一代少见擅长文艺之君主，其才情勃发，兴趣广博，每于万机之暇，寄情于各式文玩，以致彼时雕漆、范金、织绣、制墨、埏埴等诸类宫廷工艺品成就斐然，皆称后世同类之典范。其御瓷一项，承前朝之辉煌，更为精进，其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创新发明极多，器类与釉色之丰富，为此前所未经见，从而铸就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十年。 宣窑创新之处多因宣德皇帝本身喜好而起，例如著名的蟋蟀罐、鸟食罐皆因其雅好斗蟋蟀和喂养禽鸟而专门烧造，故宣窑不少器皿仅为宣德一朝所独有，其中盉碗亦是其中显赫而有趣的一例。 折腰盉碗为宣德一朝所首创，目前见于公私收藏者未及三十例，当中盖佚者居多数。其品类丰富，见有青花、蓝地白花、矾红、青花釉里红、青花矾红、仿汝釉，以青花一门为大宗，所饰纹样多端，分别为云龙、折枝花果、折枝海石榴、缠枝番莲、缠枝莲花、缠枝莲托八宝诸式图案，如上海博物馆所藏“缠枝莲托八宝盉碗”（图一），而其中缠枝番莲纹为折腰盉碗之精粹者。 检阅当今公私典藏，青花缠枝番莲纹盉碗仅见二例，除本品之外，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藏，为清宫旧藏之物（图二），有盖，见明代宣德官窑菁华特展图录》页154，图50，而市场流通者则只有本品。而与缠枝番莲纹盉碗在布局、纹饰方面最为接近的则是缠枝莲花纹盉碗，存世量不下六七例，分别为两岸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典藏，如北京故宫藏“明宣德 青花缠枝莲纹合碗”（图三）。 本品造型端庄美观，线条转折流畅生动，釉汁凝润泛青，胎骨坚致细薄，外壁绘缠枝番莲十朵，莲花盛开，两边的花瓣向旁敞开，露出中央的石榴蕊心，为缠枝莲花的抽象表现，底边转折处以下装饰一周变形仰莲瓣纹，另有凸出弦纹二道将上下纹饰分隔，让纹饰之间过渡自然协调，总体装饰风格更趋疏朗清雅，此为本品设计最为精绝之处。与之相衬的绘画水平更令人叹止，细腻的笔触下展现番莲舒展之妍美，青花之浓淡深浅各具意态，笔墨意趣尽在眼前，气韵随笔而生，颇见飘逸之感。碗心双圈内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其风骨隽秀，笔意清新，端庄内蕴稚拙，莫不合乎晋唐小楷浑厚朴拙之法度。 盉碗为宣德一朝新出之物，必为宣宗所重视，惜其功用于文献失载，所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宗宫中行乐图》手卷中“投壶”一幕对其有清楚明确描绘（图四）。该画所绘便是当年宣宗宫廷休闲生活之真实写照，其服饰器用均合当时之规制。 明末清初人宋起凤在《稗说》卷四“酒醋局”条中对明内府造酒如此记载：“上用御酒一种，取玉泉水浸米，米佳糯，筛簸净，取全粒不损者入水淘洗三四次，浸之，数易新水，凡一昼夜，入笼蒸熟，晾冷，和曲末香料拌匀入瓮。期满，柞为酒浆液，贮大甓中固封，存其米汁之气，再数日方进御。此为新酒。至初春，局中用大镬逐瓿隔汤煮之，有火候取出，置高燥地面，存阅月，复进用，谓之熟酒。色如金蜡珀，少带微黄，其香甘更倍醇，易入口。此二种皆备宫中御用，外廷所赐悉出大官光禄署，不易得也。” 从上可知，明代皇宫中常用的酒浆是酒精含量很低的酿造酒，有如今天的黄酒。当中加入“曲末香料”则愈久愈香，因此直至饮用之前，酒里这些渣末一定会留存在储器底部，饮用时酒由梅瓶倒出，经执壶斟入劝杯，难免会带入这些渣末，需要沉淀片刻再饮入，杯底沉淀的渣末就需要在下一次斟酒之前倒掉，已免影响雅兴，盉碗的作用就是承放酒渣，与宴食中的渣斗相似，故需要置盖密封，以遮渣物。宣宗喜好饮酒，为诸类文献所证，故其一朝瓷质酒具较后世制作多，式样丰富亦可表明其对饮酒一事的重视。景德镇珠山明宣宗时期御器厂遗址中均出土与朱漆方桌一样的各式酒器，盉碗则见有缠枝莲托八宝纹者，而尚未发现与本品一样的遗物，或是当年烧制甚少之缘故。 本品贵为御用之物，等级颇高，朝夕相随宣德皇帝的日常生活之中，其胎釉精良、绘画工致，青花透出凝重雄浑之美，历经明清之世，精光不泯，故宣窑品格之美，皆可由此窥见，是为有明一代青花瓷之冠。（黄清华 撰） 备注：美国藏家旧藏 RMB 5,0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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