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缕青烟，夹杂着零星燃烧着的纸钱和灰烬，在一座孤坟前袅袅升起，最终消散在萧瑟的空气里。坟前呆站着的中年男子神情沮丧，哀伤地对着墓碑吟道：“旧时碧月，犹照梨花；今岁春风，空归燕子。闭九泉之环佩，料此生未必逢君；筑半冢之鸳鸯，看他日还须待我。”这些文字，后来被他写入了《亡室张孺人小传》，而此时此地，是清朝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农历三月一日的苏州匠门堂郊野（一作匠门塘，今相门外）。 长眠于坟茔中的，是吟诵人的结发之妻张氏，而吟诵者，正是清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小说家沈起凤。 沈起凤（1741—1802年），字桐威，号薲渔，又号蓉洲、红心词客，别署花韵庵主人，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或许这个名字并不广为人知，但他撰写的志怪小说《谐铎》，却是明清笔记小说爱好者案头的必读书籍。 闺房记乐 沈起凤的妻子张灵，字湘人，她父亲早亡，母亲体弱多病，一应家务尽由年少的张灵操持，也历练出她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性情。十八岁时，张灵嫁与沈起凤为妻，贤惠淑敏的她深得丈夫喜爱，而才华横溢的沈起凤也是这位出身书香的妻子理想中的丈夫。世人都从《浮生六记》艳羡沈复与陈芸的爱情，却鲜有人读到沈起凤所写的散曲《闺约》，这位词曲家将自己的爱情融于文字中，不啻一篇恩爱缱绻的《闺房记乐》。其中，沈起凤记载了一段令人感怀的往事：婚后，夫妇二人琴瑟和谐，张灵仰慕丈夫才情，又自喟身为女子不能读书，恳请丈夫教自己读书写字，而沈起凤戏谑妻子须用陪嫁金钗作束脩，张灵竟慨然允诺。自此，沈起凤成为妻子的闺中塾师教她读书作诗，并时常互作唱和。时间推移，张灵诗才大进，沈起凤给予了很高评价，说她的七言诗效法杜甫，而五言诗逼似王维和孟浩然的诗风。尽管后来张灵的诗稿散佚，但晚年鳏居的沈起凤依然记得妻子曾为他作的送别诗： 吹笛向江楼，春风起暮愁。何人折杨柳，江水自孤舟。薄俗无青眼，高堂有白头。临行重怅望，空作稻粱谋。另从沈起凤记忆中留存下来的零散诗句中，也可管窥张灵的才情：花落已如此，春风犹未归”三“ “ 尺鸳鸯空有冢，千秋云雨本无台”（《贞娘墓》诗句）。张灵虽处深闺，而见识远大。沈起凤十四岁时考中秀才，但后来的十余年间，屡应乡试，始终名落孙山。张灵看丈夫平时沉迷于戏曲创作而疏于攻读，就规劝他应以科考为正道，甚至有一次，她假借自己的梦境来谲谏丈夫搁置文娱偏好，去专心考取功名，这则颇具意趣的往事被沈起凤载于《谐铎》中。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沈起凤得中举人，想必阖家额手相庆时，沈起凤一定感恩妻子的勉励和支持。此后，尽管他先后五次再入科场，但每次都铩羽而归。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初春，年仅三十七岁的张灵去世，沈起凤偕年幼的女儿沈纕悲痛欲绝，也从此断绝了对科场的幻想。妻子的离世，幻灭了他对生活的憧憬，摧毁了他求取功名的精神支柱。那份感受，或许只有二十二年后扬州西门外金桂山陈芸墓前的沈复才能体会到。因为相爱至深，才会相别至痛。 戏曲寄情 沈起凤所处的乾嘉两朝，是中国戏曲创作由盛转衰时期。清朝统治阶级极力奉行程朱理学，提倡纲常名教，从而直接导致戏曲创作从“放纵人性”向“维持名教”的道德观转变，沈起凤正是这一时期“道德化”戏曲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 出生于仕宦之家的沈起凤，是明朝湖广按察副使沈启的后裔，祖父沈惊远曾任淮安府教授，父亲沈悫是苏州城内的私塾先生，尤擅谜语。而教授他举子业的是苏州名师张鹏，其门下累出折桂之士，如连中三元的钱棨、状元陈初哲、会元严福等。正统而全面的教育为沈起凤的戏曲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不仅在年少时即投入戏曲创作且早有才名，后来在扬州做幕僚时，还编写过供乾隆皇帝观看的戏文，足见造诣之深。然而纵观沈起凤一生的戏曲创作，除了天性痴迷外，更多的却是将它作为失意人生的寄托和排遣。他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坎坷，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起外出游幕，开启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这一时期的寥落与愁苦，激发了他的戏曲创作进入全盛期。其生前好友石韫玉曾论述他的创作心态：累试春官不第，抑郁“无聊，辄以感愤牢愁之思寄诸词曲。” 沈起凤戏曲著述颇丰，其弟沈清瑞曾称他“所制《才人福》《无双艳》《书中金屋》诸传奇，不下五十余种”，可惜的是中年以后，沈起凤对之前创作的戏曲很是不屑，不事整理刊刻而任其散佚殆尽。现今有幸存世的四部作品，还应感谢石韫玉。石韫玉(1756-1837年）是著名的苏州籍状元，也是史上才名盛远的诗人和藏书家，他深慕沈起凤才学，因此在其身故之后，耗费数十年时间访求其作品，终将《才人福》《文星榜》《报恩缘》《伏虎韬》四部刊刻成书，名曰《红心词客四种》（又名《薲渔四种曲》《沈氏四种曲》）。除《伏虎韬》讲述劝化妒妇之外，其余三部虽然情节各异，但基本没有脱离“才子落魄佳人相助，金榜题名终成眷属”的喜剧套路。剧中男主角的坎坷命运和正面人物的失意受挫，悉数只有科场高中才能迎刃而解，反之，男主角纵有八斗之才，也只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逆来顺受，这也折射出沈起凤对于科举取才的厌恶和科场高中的向往。而剧中女主角也无一例外地为了帮助心上人而赴汤蹈火、竭尽所能，哪怕遭受对方的猜忌和误会也在所不惜，这些形象正是沈起凤在失意无助时，内心渴望出现情投意合的红颜知己而塑造出来的完美形象，尤其是贤妻亡故后，这些形象完全是沈起凤失落灵魂的精神慰藉。缘于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高超的创作技巧，他的戏剧结构缜密、排场紧凑，使戏曲的文学性、思想性和表现性完美融合，取得了雅俗共赏、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戏曲理论家吴梅先生在《文星榜跋》中论述：“观其结构，煞费经营，生旦净末丑诸色，皆分配劳逸，不使偏颇。而用意之深，如入武夷九曲。”随着创作数量增加，沈起凤才名远播，风靡当时，石韫玉在《红心词客四种序》中描写道：“当其时，风行于大江南北，梨园子弟登其门而求者踵相接。”然而戏剧创作所获得的成就，始终无法替代沈起凤对于金榜题名的希望。一生致力于戏剧创作的沈起凤，其人生却并不如戏。 《谐铎》讥世 饱尝命运乖蹇和人生颠沛，晚年的沈起凤终于释放了自己苦求仕进的耿耿之心，发出一声“予五荐不售，已不作春明梦想”的感叹，同时也斩断了自己对戏曲创作的恋恋之情，吐出一句“予半生福泽，被轻薄业折尽矣”的自责。他将毕生才情专注于一部短篇笔记小说集《谐铎》的创作，并最终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吴梅先生曾评价：“（沈起凤）生平撰述，以《谐铎》一种最播人口，几妇孺皆知矣。”“谐”是诙谐、谐谑之意，“铎”为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用的木铃，也是教导授业的学官象征，引申为教育之意，显然，作者旨在以谐谑的文字讥讽世道从而教化世人。他将一生所经历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以三分实七分虚的故事情节揭露出来，不仅以自己的亲友弟子为主角，且以佛道鬼神和牲畜禽兽等为重要角色来演绎神奇诡谲的故事，从而产生了与《聊斋志异》同样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艺术效果。因而鲁迅先生将《谐铎》归为“仿聊斋”的一种，而《青灯轩快谭》云：“吴郡沈桐威《谐铎》一书，脍炙人口，《聊斋志异》以外，罕有匹者。”评价之高，可见实为志怪小说中的 翘楚。 《谐铎》全书十二卷，收录短篇小说共计一百二十余篇。该书在沈起凤五十岁时付梓成书，所录文章是他大半生以来的积沙集腋之作，其成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在该书中得以全面体现，那就是儒家的“五常”道德观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沈起凤身出书香门第，毕生业儒，并着重致力于程朱理学的研习。然而屡试不第、妻女早亡的残酷现实使他看淡了人生，且官场黑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环境又让他愤恨鄙夷，于是，佛家“因果轮回善恶有报”的思想成为疗愈他伤残灵魂的良方。 儒释思想交织的《谐铎》，扬则教化人心，抑则讥讽世事。书中，作者甚至以系列篇章的形式撰写了《侠妓教忠》《雏伶尽孝》《丐妇殉节》《营卒守义》四文，以妓女、伶人、乞丐、兵卒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代表，来演绎忠孝节义的故事，从而抨击官宦、权贵、富豪、文士等社会上层人物，他们披着光鲜虚伪的外表，却做着奸诈忤逆、见利忘义的蝇营狗苟之事，两者的鲜明对比，令忠正者击节赞赏、奸邪者心虚汗颜。充斥着佛教思想的《酒戒》《色戒》《财戒》《气戒》四个系列篇，用“酒色财气”作为俗人欲望的象征，演说了“不戒欲念，必得恶果”的佛理，嘲讽世人因为一己私欲而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奉劝世人不要被眼前的虚幻世界所迷惑，做出见利忘义、损人害己之事。这些故事人物在作者谐谑的笔调下个个欲令智昏、丑态百出，初读荒诞可笑，细酌发人深省。这正是沈起凤善以谐趣之铎感化读者的高超手法。 科场失利之痛，困扰沈起凤一生。如果说，他在早期创作的戏曲作品中还流露出对于科举抱有一定幻想的话，那么在他晚年定稿的《谐铎》中，就对科举考试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和鞭挞，《穷士扶乩》《泄气生员》等就是其中的代表篇章。前者讲述了一位饱学之士怀才不遇，却只能通过扶乩的无稽手段来假借状元高僧等名流出示自己的文章，才能获得附庸风雅之辈的认可。后者描绘了一名资质驽钝的考生因为尚书大人偶然放了一个屁而高中榜首的荒诞故事。不同的两个读书人，一慧一愚，却因为当政的凡眼和世道的不公，造就了截然相反的人生命运，其背后正是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和丑恶的人心作祟使然，而受害者，正是沈起凤这类怀才不遇的读书人。 一生不幸的沈起凤又是幸运的，如果沈起凤仕途顺利官运亨通的话，他必然碌于朝堂而疏于辞章，更不会留下《薲渔四种曲》《谐铎》等传奇之作而卓然成家了。事实上，许多位居高官的儒士未必名垂千古，而那些科场失意的文人却因时运不济而专心著述，最终成其才名流芳百世，唐伯虎如是、蒲松龄如是，沈起凤亦如是……光绪版《谐铎》 插图《黑衣太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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